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和女权主义

乔治·艾略特因其作品对道德的严肃探讨和对人性的关怀被当代英国批评家利维斯列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传统四大家”之一。可惜的是中国普通读者对她的熟悉和重视远远不够。在她的作品中,艾略特以独特的女性视野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形象,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如实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问题”,即妇女在职业、教育和婚姻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和困惑。

英国文坛在19世纪出现了一个卓越的女作家群,如夏洛特·勃朗蒂、艾米莉·勃朗蒂、盖斯凯尔夫人和乔治·艾略特(原名为玛丽·安·埃文斯)。乔治·艾略特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本着“如实再现平凡的事物”的写作宗旨,乔治·艾略特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了大量的描绘和研究。在她的三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亚当·贝德》《、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和《米德尔马契》中乔治·艾略特以独特的女性视野“如实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与社会的关系,她的作品如一面镜子般地反映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问题”。

一、“妇女问题”和艾略特的女性体验

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问题”关注的是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不平等。在政治领域,女性仍被视为“第二性”而存在,她们没有任何的选举权,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有人向英国的议会提出了妇女的选举权问题。艾略特当时与许多女名人和女权主义者交往甚密,但对激进的妇女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认为弥尔在1878年为妇女选取权奔走呼号实乃“白费心机”,并且“妇女的选举权问题只缓慢向前进了一点,而这已足够了,因为妇女除了男子所赋予她们应做的事之外,不值得做更多别的”。另一方面,艾略特则认为有必要并呼吁提高妇女就业的机会。虽然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为妇女创造了走出家庭,步入社会的机会,然而妇女的职业仅仅局限于一些报酬低廉且地位低下的工作,如家庭女教师、女仆、缝补女工、工厂女工或在农场劳动。像其他妇女一样,艾略特也经历了谋生的艰难,她曾担任过《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助理编辑,然而报酬很低。当时很多妇女都已开始从事写作并以此为生,但是这一谋生之道却充满了艰辛且障碍重重。我们可以从骚塞给夏洛特·勃朗蒂征求意见的回信中窥见当时对于妇女写作的态度:“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妇女一生的事业。她越是致力于自己应尽的义务,就越是没有时间从事文学活动,哪怕是作为一种成就和再创造。”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大多数女作家不得不采用男性笔名来发表作品,以避免受到男性作家或评论家的偏见或歧视,如夏洛特·勃朗蒂用了柯勒·贝尔的笔名,而玛丽·安·埃文斯则用了乔治·艾略特的笔名。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们除了强烈要求议会做出适当的变革以提高妇女的政治权利外,还致力于为妇女争取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权。到1857年为止,英格兰的三所名校(牛津、剑桥大学和伊顿公学)无一对妇女开放。艾略特曾到过女子寄宿学校求学,因而对妇女的教育状况深有体会,认为有必要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她捐款一百英镑来支持格顿女子学院的成立,因为“妇女受到更好的教育是我从未怀疑过的事情之一”,而且“妇女应该像男子一样具有一定的真知灼见……一样的基础知识储备”。除了体会到妇女写作的艰辛,艾略特还亲身体验了妇女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艰难。当玛丽·安·埃文斯(当时还未用乔治·艾略特这一笔名)认识乔治·亨利·刘易斯的时候,刘易斯已跟妻子分居两年多但没有离婚。当他与玛丽·安·埃文斯相识并因志趣相投而相爱后,他却无法与原妻解除婚姻关系。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当刘易斯的妻子有外遇后,他没有提出离婚而与她和解,即表示原谅了她的过错,不可能再提出离婚。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离婚只有通过议会的一个特别法案才能生效,需要大批费用,刘易斯根本付不起。因此,玛丽·安·埃文斯与刘易斯无法合法地结为夫妻了。面对来自社会、亲朋好友几乎一致的反对,玛丽安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与刘易斯过起了非法的同居生活。这一离经叛道之举使得艾略特众叛亲离,并被英国的上流社会放逐二十多年。对艾略特来说,这一切都不足以可惜。因为正是在刘易斯的鼓励和帮助下,她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并由此而体验了社会对妇女的偏见。她的这些生活经历加深了她对当时妇女的地位和状况的了解,在作品中艾略特以独特的视野反映了妇女在职业、教育和婚姻方面的困境和压抑。

二、小说文本中的女性形象

为了“如实再现”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问题”,艾略特没有采用激进的女权主义的写作模式和态度,正如她在小说《亚当·贝德》的“题外的话”一章里明确表述的那样“……我只想如镜子反映事物那样,把人物和事件反映在我脑子里的表象一丝不爽地叙述出来而已”,艾略特以其独特的视野刻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形象。

1、“天使”的回归。

艾略特在《亚当·贝德》中塑造了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戴娜。戴娜是艾略特塑造的“天使”,即纯洁、善良、忍耐,有自己的职业———卫理公会教徒和布道者,是英国文学中第一位以公开布道为职业的女性。英国诗人柯文垂·帕特莫尔在他的长诗《家中的天使》中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树立了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的典范———即温柔、顺从、忍耐的贤妻良母,妇女的角色被定位为“家里的天使”,她们的地位不在社会上,而是在家里,做“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她们的存在也只是作为男性的陪衬而已。跟男权社会传统下的“家里的天使”不同的是,戴娜不只是驻守家里的“天使”,她有自己的职业,即卫理公会布道士。她的说教,打破了《圣经》规定的妇女应保持的“沉默”及“缺席”。妇女布道对男权社会的统治是一种威胁,因为按照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理论来看,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权力。由此看来,戴娜的布道不仅有悖于“家里的天使”的角色,而且违背了《圣经》的规定,威胁到了男权的统治。戴娜的公开说教在当时来说是一叛逆之举,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然而,戴娜并非是为了争取妇女工作的权利而去布道,而是“突然得到神的旨意要布道的”布道的内容无非也是传播巩固男权统治的宗教思想。上帝是戴娜整个精神世界的主宰,戴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是得到了上帝的指引才能去执行,不但工作如此,就连她的感情婚姻也是如此。她拒绝婚姻,拒绝这种“尘世的爱”,认为自己“活着只为了上帝”,在没有得到上帝“更明确的指引(结婚———引者注)”时,她就必须离开。从戴娜对自己的禁欲来看,戴娜的思想被深深地禁锢在了以上帝为名义的宗教神权下。然而戴娜骨子里还是相信“婚姻是神圣的事”,所以当亚当一再承诺她婚后可以继续干她爱干的事,戴娜接受了亚当的求婚,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婚后不久,由于“联合会禁止妇女布道”,戴娜被迫放弃了出去布道的工作,在家里专门侍奉丈夫和孩子们。由此可见,宗教是如何从思想和言行上压制妇女,即使妇女布道是在传播代表男权统治的宗教思想,然而教会连这一点少得可怜的工作机会都给剥夺了。戴娜放弃布道的工作而接受了男权社会中妇女的“天然职业”———即婚姻,做贤妻良母。表面看来戴娜摆脱了上帝的主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上帝不过是化身为戴娜的丈夫,亚当继而对戴娜的思想进行控制。从戴娜的布道和结婚,我们可以看到戴娜的思想深受男权社会中宗教神权和夫权思想的影响,因而从一个有自己的职业,四处走动布道的“天使”最终还是回归到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约定的“家里的天使”的角色。

2、“丑小鸭”的蜕变。

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一书中,艾略特刻画了年轻女孩麦琪对知识的渴望以及求知欲无法得到满足时的困惑,呼吁妇女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力。小时候被认为是个“丑小鸭”的麦琪好读书,求知欲强,爱好幻想,富于同情心,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热情,但麦琪对书本和知识的渴望却不断受到男权思想的压抑。父亲对女儿的聪明伶俐充满了赞许,但赞许归赞许,对儿女的教育问题,父亲还是表现出了传统的观念,认为“一个女人不应该那么聪明”,因此他并不打算让麦琪受教育。汤姆对麦琪的聪明即嫉妒又有点讨厌,他不断打击麦琪,并通过老师斯特林先生进一步打击妹妹的自信“,她们很有一些小聪明;可是她们不会深入地去钻研,因为她们尽管聪明,却很浅薄。”本来聪明自信的麦琪就这样不断地被迫接受父亲、哥哥和老师所代表的男权社会的传统思想,被迫接受“女子不如男”“、妇女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作为儿女的天然教师,母亲塔利弗太太在对待儿女的态度上也明显表现出了男权社会下的传统思想观念。塔利弗太太对儿子汤姆过分溺爱,纵容他对妹妹耀武扬威甚至欺负妹妹,认为这是男子强硬个性的表现;对女儿麦琪则希望把她也培养成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希望她“像小姐那样”做补缀的针线活。然而麦琪潜意识地反对这一切,她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热情却又不知如何释放,对循规蹈矩的生活怀着潜意识抵抗的心理。麦琪曾有机会上过寄宿学校,然而很快就因为父亲的破产而不得不离开了学校。回到家的麦琪试图通过自学来掌握知识,但她的自学往往在沮丧、焦虑的情绪或是哭泣中结束。就在麦琪处于极度彷徨时,无意中阅读到的《基督教年纪》一书似乎拯救了她的灵魂。书中写到“你如果要想内心安逸,享受永生的极致,你必须到处忍耐……”读了此书,麦琪感到一阵毛骨悚然的敬畏,好像有位看不见的导师在给引领自己的灵魂,从此麦琪把此书当做自己的精神的向导,一有空就经常拿来看“,放弃得到一些贤人的知识的那个奢望了”。就这样,麦琪在父权制神权思想的指引下,把对知识的渴望压抑在心底,性情也由原来的热情和叛逆变得呆滞、顺从,尽管她讨厌梳妆打扮,但只要能给她母亲带来安慰和快乐,她就顺从地让母亲替她装扮,并勤恳地做起了小的时侯认为“蠢”的针线活儿。当麦琪用宗教思想来麻痹自己,过起了禁欲主义式的生活时,脸上露出的温柔、安详的神态让她竟然也“出落得这么好看”,在母亲眼里,昔日的“丑小鸭”如今已变为了“俏天鹅”,原来执拗的性格如今驯服得“甚至连自己的意志都畏畏缩缩地不敢说出来”。 “丑小鸭”蜕变成“俏天鹅”伴随的是个人的理想、个性和自由意志的丧失,成为“俏天鹅”的麦琪不仅克制自己求知的欲望,还拼命压抑住青春的热情和奔放的情感。

3、“德雷莎”理想的破灭。

《米德尔马契》中热情秀慧的多萝西娅是艾略特塑造的新“德雷莎”,她有理想、有天赋、有才情,然而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许多德雷莎降生到了人间,但没有找到自己的史诗,无法把心头的抱负不断转化为引起深远共鸣的行……”作者通过多萝西娅婚姻和理想的破灭来揭示父权制社会下妇女的理想和求知欲如何被扼杀在男权中心思想中,控诉了婚姻制对妇女的压制。历史上的德雷莎终生未嫁,是17世纪西班牙阿维拉的修女,小时侯离家出走,发誓要为基督殉难。1536年她成为天主教圣衣会的修女,因成功地整顿了教会的秩序而名垂青史。她常常觉得基督就在身边,并把自己与神的心灵相通的体验、功德圆满的境地写进她的传记中。她独特的宗教体验和精神深深影响着信徒,尤其是女基督徒的思维取向。1870年,宗教界追封她为天主教权威神学家,成为获此殊荣的两女性之一。这一事件在当时掀起了波澜,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被维多利亚家庭价值观麻痹而迷失自我的女性,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女性的理想与地位。艾略特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新女性“德雷莎”,即把理想寄予婚姻,试图通过婚姻和丈夫来实现理想和自我意识的女性。年轻的多萝西娅坦率、热诚,对现实世界充满了幻想,一心想要超脱周围世俗是环境,成为德雷莎式的“圣女”。她对婚姻充满了憧憬,希望通过婚姻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当她遇到了年纪大得可以成为她的父亲的卡苏朋教区长时,多萝西娅一眼便认定他是“活的波舒哀”、“帕斯卡尔”“、弥尔顿”“、洛克”式的人物,具有“伟大的灵魂”,能够满足她“心灵的饥渴……让她摆脱年幼无知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能做个“灯座”。帮助卡苏朋完成编写《世界神话索隐大全》的伟大著作正如被“骑士精神”冲昏了头脑的堂吉诃德一样,一心要“为理想献身”的多萝西娅眼中也出现了幻觉:她看到的是笼罩着“学者”光环的卡苏朋,而周围的人却首先注意到这位老书蠹的躯壳。当周围的人都几乎一致反对他们的婚姻时,作为监护人的多萝西娅的伯父布鲁克先生却赞成了这门婚事。在布鲁克看来这是一门“相称的婚姻”,因为卡苏朋地位不错、收入也不错、房子是现成的。因此,多萝西娅与卡苏朋的婚姻,不但不会削弱布鲁克家族的财产,而且还会使布鲁克家族受益匪浅,这显然是符合父权制社会中“门当户对”的婚姻观的。婚后,多萝西娅越来越意识到她丈夫的知识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笔记,没有生命的“僵尸”。多萝西娅对卡苏朋的揶揄使他认识到妻子已非婚前那“谦逊听话”的少女,而多萝西娅与他的表侄、画家威尔的交往更让他嫉妒万分。嫉妒和羞愧激起了他本性中最卑劣的一面,临死前他在遗嘱中加上了侮辱性的附加条款:如果多萝西娅与威尔结婚则取消她的财产继承权。多萝西娅一心向往成为伟大的奉献者,结果却成了卡苏朋卑劣的妒忌心的牺牲品。多萝西娅放弃了遗产,追求自己的真爱,与一无所有的威尔结婚,这一行为有违“门当户对”的观念,因而招致非议。多萝西娅反抗了父权婚姻制这一标准时,却也落入了婚姻的“陷阱”,因为除了婚姻这一“天然职业”外,她还能做什么呢?多萝西娅是那样向往献身于什么事业、去为什么伟大的目标而牺牲,梦想着成为“德雷莎”式的女性,然而她的理想却被扼杀在父权制社会的夫权、男权中心思想下,像其他女性一样, 她也难逃“平庸”的命运。

三、独特的女性视野

从小说中女性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艾略特对“妇女问题”的独特的视野和态度:她同情妇女在教育、职业和婚姻中的困境,然而除了婚姻这一“天职”外,她却无法为她们指明一条出路。尽管艾略特本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过着离经叛道式的生活,然而骨子里她是接受传统的关于婚姻的看法的,即“一个女人生活的意义在于爱情与婚姻,一个女人如果得不到这些便是失败,甚至多少应该受到责备”。这就可以解释她在六十岁的高龄,在刘易斯死后仍然与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克罗斯结婚的又一惊人之举了。艾略特笔下的女性的命运似乎也都因循着这一传统的观念,凡是屈服于命运,回归女性的“天职”———婚姻的就能“幸福”地生活下去,而违背这一“天职”的就注定要被毁灭,如麦琪的“悔婚”和私奔,结果就是被洪水淹没。当代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们对艾略特塑造的女性形象颇多不满,抨击她们缺乏进步性。戴娜尽管有布道的工作,然而她只不过是男权社会宗教思想的“代言人”,因而这一举动也就失去了它的进步意义。女权主义者们还责怪艾略特不让麦琪像她一样——学识丰富,敢于过同居生活,使得麦琪的困境能够解决而不致于落得个被洪水冲走的悲惨结局。多萝西娅尽管有理想、有才情,却因为满腔热情和才华无处施展而不得不把自己的一切融于丈夫的事业,最后还是囿于“家庭的天使”的角色。艾略特之所以没采用激进的女权主义的写作模式,没有美化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因为她只想“如镜子反映事物那样,把人物和事件反映在我脑子里的表象一丝不爽地叙述出来而已”。麦琪回归传统的生活而导致死亡的结局、戴娜放弃布道的工作而结婚、多萝西娅的再婚则更有力地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妇女在职业、教育和婚姻所面临的困境和困惑,更形象、逼真地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问题”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她的写实主义式的描写可以和托尔斯泰的相媲美,这就难怪利维斯在其《伟大的传统》一书里写到“:乔治·艾略特的伟大不如托尔斯泰的那般卓绝盖世,但她的确是伟大的,而且伟大之处与托尔斯泰的相同。”博主以为此言诚不为过。岁月流逝，乔治·艾略特的作品却愈发“光彩照人”！她也是一面“神采奕奕”的镜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