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对于天气，人们充盈敬畏之心，好天气以为天赐；坏天气以为天谴。风调雨顺是人们崇高的气候理想。顺应天时，尊重天性，而一旦发生异常气象，人们往往只尤人、不怨天，乐于自省自责。
唐太宗曾这样评价突厥：突厥经常炎炎烈日，几个月都不下雨，干旱无比。我们盛夏季节突厥那里却出霜。灾害如此严重，却不注重修身养性，实在是缺乏对于上天的敬畏之心。
“突厥盛夏而霜，五日并出，三月连明，赤气满野，彼见灾而不务德，不畏天也。（见《新唐书
突厥传》）。
原文更有神韵，足以反映出唐太宗的气象价值观。好天气源于德政，坏天气源于暴政。（但他并不知道，各地气候本身的迥然差异以及这差异背后独特的气候资源。）
正是出于对气象的敬畏，人们也就愿意将祥瑞气象与皇帝的德行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心理暗示和背书。
“代宗即位，其月壬子夜，西北方有赤光见，炎赫亘天。”（见《旧唐书
天文志》）
“八月，先是连日霖雨，上即位之日晴霁，人情欣悦。”（见《旧唐书
宪宗纪》）
唐代是历史上气候比较温暖的时期（唐代末期气候开始趋于寒冷），并非是气象灾害最为深重的朝代，但是人们看待异常气象的心态既朴素而蒙昧，同时更具有礼之仁之的文化思维。
以旱灾为例，当时的“有关部门”肯定不是把大气环流异常、厄尔尼诺、暖湿气流偏弱作为成灾原因，而是审视政事（虑政事之阙）而后变通政事，以求化解灾害。
夏大旱，祷祈无应，文宗忧形于色。宰臣进曰：“星官言天时当尔，乞不过劳圣虑。”帝改容言曰：“朕为人主，无德庇人，比年灾旱，星文谪见。若三日内不雨，朕当退南内，卿等自选贤明之君以安天下。”（见《旧唐书
天文志》）
没听说过那个皇帝是因为异常天气而急流勇退的，但是难得当政者面对气象灾害首先还有着一种担当意识和自责态度（希望不是史官的粉饰和拔高，刻意夸大皇帝“深轸下民”的仁厚）
先是从政事不修而天地不合方面查找原因：
唐高宗时，一段时间太子监国，“频有水旱”，而太子“颇近声色”，于是大臣进谏：伏望博览经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见《旧唐书
韦承庆传》）
唐睿宗即位一两年，出现淫霖之后便亢旱（即大涝之后又大旱）的极端气象，于是大臣进言：议不急之务，扰方春之业。（见《旧唐书
严挺之传》）
唐代宗12年，秋雨弥漫，有人借此进谏说：这段时间天气不正常，是因为御史平常参人过多。希望皇帝让御史们先歇一段时间。－－这理由多有想像力啊。（见《旧唐书
代宗纪》）
但是如何定性甚至量化异常天气，始终缺乏严谨的标准。官员的判定往往盲人摸象，针对同一地区，有人说旱，有人说正常，有时需要数个会合才能得出结果。
所以围绕灾情，就会有很多很黑暗很残酷的故事，奸佞之人制造。例如唐玄宗询问秋雨连连，庄稼如何？奸相杨国忠却拿着最好的秧苗说：雨水虽然多，但是庄稼并无大碍。其后扶风太守奏报灾害，竟被杨国忠指使御史诬陷。使天下无人再敢言灾。谁言灾，就等于自动引咎。再例如唐德宗时，皇帝向京兆尹询问灾情，答曰：今岁旱，而禾苗甚美。于是朝廷租税毫无减免。有人编歌谣嘲讽，竟被以诽谤罪杖杀。（均见《资治通鉴
唐纪》）
一般出现异常气象，朝廷都会组织不同规模的专题会议，商讨对策，然后传达会议精神，学习领会、贯彻落实。
一般有两种大型会议，一种是五品以上官员的高级别会议，另一种是九品以上官员的“全体员工大会”。
这种专题讨论会一般都是由皇帝或其特别代表亲自主持，可见在靠天吃饭的农耕国度，官方对于气象的高度重视。在会上，大家言时政得失，进行政事变通，可以不兜圈子、不讲规矩“直言极谏”。
经过大家集思广益的专题讨论，除了直接的赈济和慰抚工作之外，皇帝一般还会采取以下一些“常规动作”和“自选动作”：
（1）撤乐：肃穆一些。减少各种娱乐活动。
（2）减膳：节俭一些。降低伙食标准，从我做起。
（3）避正殿：谦卑一些。降低办公和住宿标准，换个地方睡觉。
（4）降囚罪：仁慈一些。灾年往往实行大赦，但因灾而赦、梳理刑狱的标准各有不同，操作层面更缜密。多数情况是命案及忤逆罪犯不赦，其他罪犯皆罪递减一等。当然也有所有罪犯都罪减一等的情况。
（5）徙市闭坊：这个是“自选动作”。对集中的经营性和贸易性活动进行场所变更和规模限制。
（6）禁屠捕：这个也是“自选动作”。禁止或者减少屠宰和捕杀，以减少戾气。
此外，自上而下，灾害相关地区各级官员“诸州委州牧县宰，量事处置”。
这些算是唐代风行的“人工影响天气”吧，用人的愿力。
当然，以上举措都属于长效机制，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应对方式。仍以旱灾为例，最具仪式感的还是直接祈雨。
祁雨，有官方举办的，也有民间自发的。最隆重的，当然是皇帝亲自披挂上阵，向老天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上幸兴庆宫龙堂祈雨。” “朕精诚祈祷，获降甘霖，告谢郊庙。”（见《旧唐书
德宗纪》）
“上以久旱，亲于禁中求雨，是夜澎雨沾足”
（《旧唐书
宪宗纪》，据记载，唐宪宗对预测天气颇有兴趣，数度成功预测，水平确切如何，在为尊者讳的记事中，很难得到真实答案）
有时候还要不断调整战术，“六月，京师旱，京兆尹作土龙祈雨，弥月不雨。上闻之，命撤土龙，减膳节用，雨。”（见《资治通鉴
唐纪》，这般求雨术也能作为治政经验被收入《资治通鉴》，足见当年求雨是何等重要啊）
官方举办的祁雨（晴）活动，更多的还是由皇帝委派宰相等人来组织实施。在人们眼里，宰相就担负着调阴阳、致清平的天职。宰相因灾去职的，并不鲜见。
“京师闭坊市北门，门置土台，台上置坛及黄幡以祈晴。秋末方止。”（见《旧唐书
代宗纪》）
“初赴镇汉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余，乃祷鸡鸣山祈晴，俄而疾风驱云，即时开霁。”（见《旧唐书
温造传》）
民间的祈祷活动也非常兴盛：巫师参与：“巫师命巫属祷焉，巫者告曰：某日当有大雨。果是日矣。”（见唐
张读《宣室志》）僧人也参与：“七僧念经乞晴，七日为期，及竟天晴。”（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能写入史籍的，大多都是灵验而圆满的大结局。不灵验不圆满的故事注定更容易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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