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呐喊》和《彷徨》中，特别是《示众》，鲁迅确实是从启蒙主义角度来写“看客”的。鲁迅笔下的看客一般都是以无名“庸众”的形象出现的。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鲁迅眼中的“看客”形象到底是文学想象还是一种理性分析？如果是文学想象，那么，它与五四时期启蒙主义者的启蒙预设关系到底有多大？不论是从往昔的历史事实判断还是从后来的社会实践的验证，所谓五四的“启蒙”的辉煌成就，那都是一种知识精英们的自我陶醉的神话！鲁迅本人也是这个神话的制造者和阐释者之一。

关键词；鲁迅  《示众》看客  过客  启蒙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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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众》是《彷徨》中的一个短篇。作于 1925年3月18日，是北洋军政府统治的时期。它相当于是街头社会相的速写。该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典型人物。小说仅仅通过这“首善之区”街头社会相的白描，就写出了街头社会各色人物的生动剪影，细致入微地描写了“看客”的群像。鲁迅何以要写“看客”，而且要写一群“看客”？以前的研究者一般都从启蒙主义视角出发，认定鲁迅写看客是为了表现了一种典型的国民心态——无聊的旁观的不觉悟和精神麻木。这个观点影响深远，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有论者作出“麻木的看客，卑微的灵魂”^[1]的论断。其实，鲁迅囿于时代的局限，习惯从启蒙主义立场来写“看客”，可是我们读者大可不必老被这个传统视角所遮蔽，我们完全可以跳出这个视角，即可以从叙事学等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一下“看客”形象，而且还可以把鲁迅笔下的“过客”形象一起结合起来考察。笔者认为，看客并非都是愚昧的、麻木的，它的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一、启蒙主义视角中的《示众》

《示众》发表后，孙福熙于1925年5月11日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我所见于〈示众〉者》的评论文章。他是从鲁迅的人道主义情怀来理解这篇小说的，“鲁迅先生是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欺侮”。鲁迅是“用手头上的解剖刀，遇见中国人身上的毒疮，他就刺。到了现在，只看他凶狠的拿了刀刺人” ^{[2]（p93-94）}，而他拿刀刺人是想人活而非想人死的。孙福熙的意思是说，中国人的毒疮之一是人心太坏，没有同情心，甚至以他人的痛苦为乐。鲁迅此篇小说就是针对此症而下的“解剖刀”的。六年之后，许钦文1931年8月10日在上海的《读书月刊》发表《〈示众〉底描写方法》，也认为《示众》是“写一种社会病”。1934年5月2日有一个名叫徐水泊的，在上海《晨报》上刊出《鲁迅的〈示众〉》，文中说，鲁迅将《示众》编入他的《鲁迅自选集》，既是“自选”，本该是精华的了，无奈此篇小说让他“觉得很失望”，理由是整篇小说读完了“不知所云”。像这样一篇思想深刻、体例崭新（确实不像一篇小说）的小说，水平有限的徐氏读不懂，也在所难免。

真正从启蒙主义视角去解读《示众》的是魏金枝。他有一篇短文曰《读〈示众〉》（1946年1月1日

收稿日期：2007年  

作者简介：柳传堆（1962-）男，汉族，福建大田人。现为三明学院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刊《新文学》半月刊创刊号上）。魏氏说，《示众》是《彷徨》中他最喜欢的一篇。魏文认为，该篇有两点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是“烘云托月的写法”；二是小说中的看客形象。“……实在使我们怀疑。这些是不是人？实在的，这只是一群无理性的鸡，只为了若干颗小米，便争夺到头破血流的鸡。也或许只是一堆活的竹头，木屑，从破屋上崩散下来，正被堆在街旁，散乱，错杂，阻碍着行人。也或许只是斗牛场上的牛，它们以力为前提，它们毫无目的的斗着力”。魏文认为，一个人犯了错误或犯了罪，“这本是一件人类的不幸之事。然而更为不幸的，在示众这场面里，那些看客们，却为了无知，就真的不认得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兄弟。一切的毒素，已将他们的脑子麻木了……而不知他们原是同类”。^[3]（P75）魏氏认为，看客们之所以会那样蒙昧无知，没有理性，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条件接受教育，没文化，因此，看客问题说到底是个“教育的问题”。魏氏观看《示众》的视角，是非常典型的启蒙主义者视角。启蒙主义者的智慧优越感导致了他们观看芸芸众生时居高临下的俯瞰姿态。

接续启蒙主义视角的阅读者在20世纪80年代不乏其人。范伯群、曾华鹏二位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论〈示众〉——鲁迅小说研究之一》^[4]对《示众》的考察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细微的精辟分析，文章对鲁迅示众情结缔结、被示众者的身份、看客的身份、看客与被示众者的关系等都做出了精彩的分析。特别是“这一伙围观的‘示众’的看客，就是这样你‘推’我‘挤’，你‘占’我‘钻’地争斗着”；这也算是“一次集体的示众”。看客看“犯人”，“犯人”看看客，但读者却看到了“强壮的体格”和“麻木的神情”，而且还看到了“无聊的生活”和“自私的心灵”。他们在看“示众”时，自己也被“示众”了。文章认为，这篇小说典型地代表了前期鲁迅的“民众观”，即国民的麻木和麻木的国民。鲁迅写这篇小说的用意就是要给麻木的民众下一济醒药。鲁迅弃医从文的动因之一，就是要把对国民灵魂的剖析、暴露和示众，作为唤醒国民灵魂的一个武器，作为他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在《示众》这篇小说里，鲁迅正是通过对看客与犯人间的相互示众，揭示出麻木、冷漠的国民灵魂的缭绕存在。文章写得很是细密，但整个理论立脚点没有超出魏文的高度。直到21世纪，国人对《示众》的认识还是没有超出启蒙主义的视阈。钱理群在一次演讲中说：

鲁迅有一篇小说《示众》就是专门写“看客”的：小说开头写北京的夏天，天气极热，大家都觉得无聊，没什么可干。这时在马路对面，突然有一个巡警牵着一个犯人出现了，这可是一件有刺激性的事，于是，大家就从四面八方拥过来看犯人。开始是大家看犯人，后来是犯人看大家，再后来是大家互相看。每个人既看别人又被别人看，就形成了“看”与“被看”的模式。这是鲁迅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人与人间关系的一个高度概括。大家不妨想想，你们和周围的人是不是这种关系。一方面看别人，一方面被别人看。比方说，今天我坐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大家看，同时东张西望地看大家。这就是一个“看”与“被看”的关系。一切都成了表演，成了游戏，鲁迅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的群众都是戏剧的看客”，这是内含着一种沉重的，因为就在看戏的过程中，一切真实的不幸与痛苦，一切严肃、认真的努力与奋斗，都被消解了。所以“万人攒动看夏禹”的场面实际是包含着内在悲剧性的，表面是一个喜剧，热闹得不得了，但热闹的背后是一个悲剧，夏禹治水的意义，被遗忘了，价值也消解殆尽了，他成了全民观赏的对象了。^[5]

看与被看的关系，作为小说叙事的一种模式，被提出来之后，学界对鲁迅小说在启蒙主义思想的揭示上拓展了新的空间。同理，《药》、《祝福》、《孤独者》、《阿Q正传》等小说和《野草·复仇》都有“看与被看”的关系的精彩描写。阿Q上法场时，“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华老栓（《药》）提着灯笼走向刑场买药时，恰好碰到了去刑场充当看客的人们。他们“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样，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而周围“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地在那徘徊” 。当即将开斩时，则“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当开斩时，那些人“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夏瑜为了使贫穷的人过得好些，为了使这弱小的中国强大起来，不惜牺牲自己，而这些人却毫不感动，竟把他的杀头当成了好戏，竟争先恐后地去“看”，可谓无聊至极。而夏瑜则很悲哀地成为了“被看”的对象之一。酒店里的花白胡子与驼背五少爷在谈小栓吃药，康大叔在谈，坐在壁角上的驼背在谈，甚至二十多岁的青年也在谈。酒店里全部人都在谈。不论男女老少全都在谈。并因此而使那死气沉沉的酒店“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 。“众人都耸着耳朵听”康大叔的歪论，因此，康大叔便格外高兴，“越发大声了”。他们于是不断地附和着，呼应着，还说夏瑜是“疯子”。他们竟然把一个为了他们的幸福而牺牲的革命者当成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足见他们的麻木与残忍。当然，在此其中，夏瑜又再成为“被看”的对象，茶客也再次地成为“看客”。

《药》中,研究者们还将这“看”与“被看”的关系上升为“吃”与“被吃”的关系。认为夏瑜为革命而牺牲，却被无知的小栓吃掉了。革命者的鲜血就这样被糟蹋了。鲁迅就希望通过这样的结局在读者的心灵中引起拷问，希望从而唤醒民心，并反思革命失败的原因。这就是鲁迅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所在了。

看客是善于鉴赏他人的痛苦，而不知道自己同样也是被统治、被看、被侮辱、被剥削和被鉴赏的可怜处境。《野草·复仇》中的路人来了，要做什么？他们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也就是要“赏鉴”，“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现实生活中的看客就是这等模样。《〈呐喊〉自序》云:“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笔者以为，以启蒙主义视角来理解《示众》和鲁迅与此相关的小说，本身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因为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浸润的鲁迅，确实是在启蒙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写作《示众》以及其他篇目的小说或杂文的。鲁迅对中国民众的麻木与冷漠，早在《娜拉走后怎样》就有表露：“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彀，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心目中的看客或无聊的路人，面目可憎，神态可鄙，思想麻木，心态残忍。如《示众》里写有犯人上街，“刹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人们又须竭力伸长了脖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如在《野草· 复仇》里，写到那些“无聊人”，来自“四面八方”，“密密层层”，“如槐蚕爬上墙壁，如蚂蚁要扛鲞头”，人而如蚕如蚁，并且“拼命地伸长颈子”，其态可鄙。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表示了对一个部分国人相貌的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是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有着强大力量的“咬筋”，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下巴，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6](P413)。这些足以说明鲁迅对无聊看客的厌恶。

鲁迅也非常清楚看客的心理及其危害性。看客们要么消解猛士、仁人牺牲的意义，如《药》中看客对夏瑜的议论；要么吞噬弱小作为娱乐，如《示众》中的看客，这一群看客争先恐后地欣赏“犯人”，目的是为了能看出“犯人”的尴尬，犯人的痛苦。正是：你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看客们都是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7](P366)。自身以外的任何痛苦灾难，都审美化为一种赏心悦目的对象和体验，通过鉴赏别人的痛苦，使自己的痛苦得到排泄转移，以至最后遗忘，甚而从中达到自我满足。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无数看客所构成的群众精神暴力。《阿Q正传》中的一群看客更为可怕：“那是山中的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有着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了。”被看者不但将要在肉体上丧失尊严，其精神、灵魂也将被吞食。这种揭示正显示了鲁迅的深刻之处。他们不仅仅是看“热闹”、“好奇”，“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人”的概念，就是说，犯人那根本不算人，与自己不是同类。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被鉴赏者也有人格尊严和主体精神的概念。《复仇》中的一对男女，在路人残酷的注视下，一切出自本心的、伟大的思想、行为，均成为可以观看的戏剧，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价值、精神，统统被无情的目光所消解、扭曲、阉割。“庸众”因“无聊”而将他人的一切举动“事件”化、“戏剧”化，从而“旁观”之，“赏鉴”之，以慰其无聊；他人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独异个人”，因之被迫成为表演者，其庄严神圣的爱与死，都在无聊看客的围观中成为作秀。而被赏鉴者欲摆脱此一地位，则只有“毫无动作”，使路人“无戏可看”，以此向看客们“复仇”！鲁迅揭示看客心理，目的就是为了揭示国民的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