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式制度。法与金融研究框架的提出强调了法制对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作用。以投资者保护、债权人保护为基础的资本市场法律环境，对企业的治理机制、股权结构以及相关企业决策均会产生重要的影响。Johnetal认为，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公司，其内部人为了个人私利占用大量公司资源，同时为获取个人私利，内部人可能做出相对保守的次优投资决策，而更好的投资者保护则可以减弱管理者追求私利的可能性、抑制其风险厌恶倾向，进而使企业承担更高的风险水平。Acharyaetal发现，在债权人权利更强的环境中不仅企业财务杠杆相对较低，同时企业有更大的倾向参与高回收价值、低现金流风险的多元目标资产并购，以便在企业陷入困境时能够延缓或降低违约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出于控制权安全动机的投资策略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

严格的债券契约，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利益，但同时也可能会对企业的风险投资带来不利影响，债权人保护与企业破产成本正相关。也有研究指出，过于严格的债务契约会促使企业降低财务杠杆水平，进而导致资本性支出提升、研发投入降低。还有学者发现，若控股股东并非最大持股人，则企业可能呈现出更低的风险承担意愿。此外，KingandWen考察了国家层面的整体公司治理情况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债权人治理水平与企业资本性支出正相关，股东治理水平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

以英美为代表的法律体系侧重保护投资者利益，而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律体系则侧重保护债权人利益。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说明，相对而言，以英美为代表的法律体系会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而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律体系会抑制企业风险承担。与西方国家成熟的法律体系相比，我国法律更多的反映了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具有中国特色。那么，我国法律体系和制度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结果如何?上述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

段军山和肖友生发现，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Bargeronetal就《萨班斯法案》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发现受法案影响的企业风险承担明显降低。Cohenetal拓展了前述研究，进一步发现《萨班斯法案》还通过影响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进而间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也有学者实证检验了行业管制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

谢乔昕和宋良荣考察了财政分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越不充分的地区企业拥有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种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何威风和刘巍的研究指出，EVA业绩评价制度的施行使得中央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发生变化，且当管理者薪酬激励较多、能力较高以及权力较低时，EVA业绩评价制度的施行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将更为显著。

(二) 非正式制度。已有文献显示，非正式制度在职业经理人制度已非常成熟的全球化背景下，依然会对企业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HilaryandHui的研究表明，在文化传统相对谨慎的国家，企业所具有的风险承担水平更低。

和谐主义指数、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均与企业风险呈负相关，而个人主义指数则与企业风险呈正相关。赵龙凯等以在中国注册的合资企业为研究对象，不仅验证了Lietal的结论，同时发现外资出资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显著降低了合资企业风险，赵龙凯等将其归因为价值观、思维以及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使得合资企业在中国经营面临更多的冲突与矛盾，企业内部产生了需要协调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的意愿，而外资出资国在合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越高，外资出资国文化特征以及外资出资国与中国文化差异对合资企业风险的影响也越强烈。CainandMckeon在对社会文化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进行考察后发现，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会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而文化中的风险规避特征则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

苏坤的研究表明，重商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中体现的更为明显。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文化环境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不同的文化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到我国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还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探讨。例如，文化通过何种渠道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即文化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机制是什么?中国特色的党委集体领导、企业总经理绝对领导权等文化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是什么?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缺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何鑫萍等考察了传统宗教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受传统宗教影响越大，其风险承担水平越低，且市场化进程能显著抑制这种负向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传统宗教的风险规避效应对非国有企业影响更大，且市场化进程的宗教抑制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金智等发现，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这种相关关系在市场化程度高、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以及民营公司中相对较弱。还有学者发现，区域宗教传统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叶德珠和胡梦珂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区宗教传统氛围越浓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且上述关系在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

除文化特点、宗教差异外，还有学者就媒体治理、隐形存款保险等其他非正式制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之一，媒体通过对相关信息的披露、汇集、扩散，进而对企业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有学者发现，媒体治理通过强化企业决策、行为过程中的风险偏好，进而不断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王宗润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完全隐形存款保险制度削弱了信息披露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使得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更强。

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影响企业金融环境、生产经营和竞争环境等，从而影响企业管理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和风险管理决策，以及企业风险承担。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有学者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正相关，且这种影响具有所有制差异，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

(一)货币政策。大量学者就货币政策对企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路径和后果进行了研究。其主要原因是：其一，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金融中介(银行)的风险偏好、信贷门槛和监督企业动机，导致企业管理者风险规避程度发生变化，从而间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其二，货币政策改善或恶化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导致其风险规避程度发生变化，从而直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同时，林朝颖等还发现小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敏感性强于大企业。在货币政策增大、抑制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相关内外部因素发挥了调节作用：周彬蕊等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大企业风险承担，金融市场的发展会弱化上述关系。

除了货币政策方向，还有学者从汇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角度，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刘琦和何启志的研究结果显示，央行沟通过程中的宽松信息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赵建春和许家云检验了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发现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且人民币汇率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企业规模、融资约束和所有制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李仲林发现，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内商业银行总体风险承担呈下降趋势。李雪和冯政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企业倾向于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且宽松政策持续时间越长，企业选择承担风险越多；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与房地产企业中提高企业风险承担的效应更为明显。李成和刘生福的研究结果显示，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呈现下降趋势。

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渠道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林朝颖等的研究结果显示，经济衰退期，宽松货币政策将导致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增加且进一步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方意指出，紧缩货币政策将致使银行被动风险承担提升，而房价上涨冲击主要导致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增加。张前程和龚刚发现，投资者情绪在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渠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