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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炎武手札

    从一个人的手书的札记、信件等，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书法水平，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顾炎武并不以书法名世，而且世间流传的他的一些书法，尤其是对联，均较平庸。这帧手札则不同，洒脱有力但不张扬，内有神气，是他性格的写照。

从顾炎武一生的遭遇来看，大多数情况下，他真正的敌人不是清王朝，而是身边的小人！他一生经历了两次牢狱之灾，其冲突的真正原因，不是出于主义、信念之类，而是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的个人纠纷和利益之争。

先来说第一次牢狱之灾，这还要从前文提过的“家难”说起。顾炎武的继嗣祖父去世之后，他的从兄顾维、从叔顾叶墅和他发生了家产之争，从叔和从兄都不想让顾炎武继承过多的家产，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发生了纵火的闹剧，烧了他的房子，迫使顾炎武搬了家。这件事情对顾炎武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首先是心灵上的，顾炎武直到晚年写信给顾维的时候，还用十一条斥问指斥他。其次是财产上的，顾炎武虽然也分到了一部分家产，但在几次“家难”闹剧中，他也亏了不少钱财，加之后来他交友甚广，耗资颇多，经济上更是紧张，为了维持一家数十口生计，不得已把八百亩地抵押给了当地的另一个大地主叶方恒。顾、叶两家本来有点儿亲戚关系。按理说，叶方恒应帮顾炎武渡过难关，但事与愿违，典押之初，叶方恒即压价签约，价款仅及所值的一半，迫于困境，顾炎武只得接受。尽管如此，叶方恒还是迟迟不肯付款，后经顾炎武多次请求，两年过后才讨回一部分款项，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付清。到了清朝后，顾家已经一蹶不振了，叶方恒就更加不想付款了。这时候，顾炎武家原来的一名名叫陆恩的家仆世奴又卷入了进来，他的卷入和对顾炎武的反目成仇，让这件财产纠纷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这里有必要说说明清之际的“家仆世奴”，他们不是古代的奴隶，也不是中古时期的农奴，他们本身也可能是自耕农，甚至是小地主，为了逃避税役，宁愿投靠在缙绅地主家下挂名为奴仆，当然他们也要对主家承担一定的义务。顾炎武把地抵押给了叶方恒之后，他的一些家仆世奴也随地到了新的主家那里，陆恩就是这么从顾家到叶家去的，并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是叛逃过去的，这里面不存在背叛不背叛的问题。

陆恩对顾炎武做了些什么呢？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他拿到了早年顾炎武写给南明政权的一封信。顾炎武曾把这封信糊在一本《金刚经》里面，托一个和尚带去。信里写了什么重大内容呢？不得而知。这件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陆恩买通那个和尚，拿到了那封信。陆恩想告发顾炎武吗？也不是，只是准备进行讹诈，捞一笔钱财。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小人得志的因素，顾炎武原来是他的东家，现在不是了，而且家里遭了难，而他的新东家有钱有势，免不得有些得意，再加之顾炎武可能也没给他好脸色看，所以想整一整顾炎武。陆恩拿到这封信的时间大概是在顺治九年（1652年），他曾多次暗示过顾炎武，但顾炎武没有太理会，也就是说敲诈没有成功，于是陆恩恼羞成怒，这才扬言要以“通海”（即私通南明政权）的罪名告发顾炎武。顾炎武害怕了，觉得这件事情这么拖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于是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从南京赶到昆山，带了一帮亲友，把陆恩沉到水底给淹死了。

打狗得看主人面呀！顾炎武弄死了陆恩，叶方恒不干了，他和陆恩的女婿一起把顾炎武抓了起来，囚禁在陆恩女婿家里，逼迫顾炎武自杀。后来经过归庄等人的调停和营救，这才把这件案子挪到了当地的司法机关，初审定为“杀无罪奴”，要坐多年牢。这还是不行呀。顾家又动用关系，把案子挪到了松江府，到了另一个地方，没有了干扰，方便顾炎武的亲友上下活动，进行营救，最终被审定为“杀有罪奴”。这年的秋天，顾炎武被保释出狱，听候判决。从五月案发到秋后得释，顾炎武入狱三月有余，第二年春天，从轻结案，什么事都没有，也就是说，陆恩白死了。

这样的判决结果，叶方恒是不能接受的，主要是他觉得伤了面子。所以，即便是顾炎武后来到了南京之后，他也不依不饶，纠集了一些人，袭击顾炎武，将其从驴背上打下来，致使顾炎武头部受伤，几乎丧命。顾炎武觉得这件事情要是再这样纠缠下去，恐怕会越来越危险，于是，他决定远走北方避仇。

世事难料啊！顾、叶两人当时是闹得如此不可开交，孰料十七、八年之后，也就是在1673年，在山东济南、泰安，两人又和好了。在顾炎武游历北方期间，叶方恒中了进士，那时正在山东济宁担任一个管水利的官职，顾炎武则在山东济南通志局帮助修志。叶方恒曾登门拜访顾炎武，并送去了绸缎等礼品。顾炎武虽然没有相见，但和叶方恒后来还是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叶邀请他一起同游泰山，顾炎武虽然没有同去，但也回信表示了感谢。顾、叶和好，一方面是由于归庄在其中的调停，归庄和叶方恒关系也不错，当年在顾炎武被叶方恒关押起来的时候，就曾写信对叶方恒进行过规劝，顾远游之后，又多次调解顾、叶之间的矛盾，叶方恒也接受了，所以归庄之后曾写信给顾炎武，说这边没事了，你回来吧；另一方面是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和徐元文都是当朝的大官，叶方恒和他们都有来往，并且还指望他们提携，所以对顾炎武主动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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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炎武墓

顾炎武到底是葬于山西曲沃还是昆山千灯，历来就有争论，过去有学者认为昆山千灯镇的顾炎武墓只是一座衣冠冢，但近来有学者经过详细考证，顾炎武死后的确是葬在了昆山千灯，文革期间，顾炎武墓遭到了破坏，遗体还被挖了出来，此图即为昆山千灯镇上的顾炎武墓。

顾炎武的第二次入狱是在他56岁的时候，从1668年的三月到十月，他在济南府蹲了七个月的监狱。他这一次的牢狱之灾，其起因也是出于主家与家奴之间的恩怨以及田产方面的纠纷。

这件事情须从顾炎武的山东之行说起。顾炎武远走北方的第二站来到了山东即墨，即墨有个黄家，是缙绅之家，顾炎武在他家盘桓了一段日子。黄家祖上有人在明朝做过御史，这件案子的主角之一黄培在明末做过锦衣卫都指挥使，黄培的堂弟黄坦和侄儿黄贞麟却已经在清朝做官了，一个时任浦江知县，一个时任凤阳府推官。本来好好的，可是正如顾家发生过陆恩事件一样，黄家也发生了“奴变”。

黄家的一位家奴黄元衡本姓姜，投靠之后随了主家的姓，祖孙三代都是家奴世仆的身份，可是到了黄元衡这里，发生了变化，黄元衡中了进士、入了翰林、做了大官。他做了大官之后，就要求归宗姓姜。主仆之间在改姓这件事情上有过什么纠纷的细节现在已经不清楚了，反正黄元衡最终改姓成了姜元衡，并决定整一整黄家。黄培好作诗，且多触时忌，被人举报，姜元衡则落井下石，罗织了“黄培诗案”，将黄氏一门十四人一并告发，其中包括黄坦和黄贞麟。“黄培诗案”历时两年，但最终黄家并没有被告倒。

姜元衡一看没有把黄家告倒，很不甘心，于是又抛出了《忠节录》一案。《忠节录》是一本关于明朝一些忠节之士的小传合编，是另一本名叫《启祯集》的书的一部分，《启祯集》除了收录了《忠节录》里的内容之外，还收录了那些忠节人士的诗文，两本书可以说是一回事儿。该书编于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刊行，编者为陈济生，是顾炎武的姐夫，但是姜元衡控告此书是顾炎武在黄家刻印而成的。为什么说是在黄家刻印的呢？因为在里面的一篇《黄御史传》里，说了刻印的事情，这里的黄御史就是黄坦的父亲。为什么牵扯到了顾炎武呢？因为在里面的一篇《顾推官传》里，出现了“晚与宁人游”这样的句子，加之顾炎武又曾在黄家住过，于是就这样把顾炎武给牵连了进去。姜元衡上告后，济南府对顾炎武做出了“咨行原籍逮证”的通告。

姜元衡与顾炎武并不相识，为什么要对顾炎武下黑手呢？这其中有一个幕后推手——谢长吉。谢长吉本是山东章丘的一个大地主，顾炎武到山东后和他结识。谢长吉为了做一笔生意，曾向顾炎武借了一大笔钱，以一千亩地作为抵押，但不幸的是，他的生意亏了，没有钱还顾炎武。当他听说了姜元衡罗织的《忠节录》一案之后，认为这是一个赖账的好机会，如果把顾炎武置于死地，他欠顾炎武的钱就用不着还了，抵押给顾炎武的地也就可以拿回来了，于是，他和姜元衡勾结起来，竭力撺掇姜元衡把顾炎武给牵扯进去。

但人算不如天算，姜元衡和谢长吉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关节：早在几年前，就有人以讹诈为目的，告《启祯集》一书为逆书，后经钦定为诬告，告发者受到了处罚。现在姜元衡告发《忠节录》，就相当于给《启祯集》一案翻案，也就相当于说皇帝错了，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告发成功。顾炎武和他的亲友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当时在北京，赶紧和亲友们商量了以下对策：其一，翻出《启祯集》旧案；其二，咬定“晚与宁人游”一句中的“宁人”不是自己，因为没有说明姓嘛；其三，委托各路亲友活动，打通关节。安排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就主动到济南投案去了。

从结果上来看，他的这些对策达到了预期目的。《启祯集》案一翻出来，姜元衡就先软了一半；在审案过程中，顾炎武始终咬定书中的“宁人”不是自己，谁也没有办法来证明；亲友们的上下活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三个外甥都是当朝部长乃至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徐乾学1670年中探花，官至刑部尚书，徐秉义1673年中探花，官至吏部右侍郎，徐元文年纪最小，却早在1659年即中状元，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他们为了营救舅舅，出力颇多。地方官员很多本就是原来明朝的官员，在感情上他们是同情顾炎武这样的人的，现在又加上徐氏兄弟从中斡旋，在审案时自然有意庇护顾炎武。顾炎武另外一些同是遗民的朋友，也在营救他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对这些朋友的帮助，顾炎武一辈子都记在心里，后来他特别感激了一位叫李因笃的陕西人。关于李因笃，后文将有细说，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由于准备周密，最终顾炎武取得了胜诉，不但如此，他还想反告姜元衡诬告。但由于姜元衡是当朝官员，谢长吉也是一方土豪，最终作罢。但谢长吉的一千亩地是彻底归顾炎武所有了，他将这块地委托徐乾学代管，每年的收益也归徐氏兄弟，算是他的一种感激方式吧，直到七年之后，这块地被转卖出去。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说：即顾炎武怎么会有一笔价值一千亩地的钱借给谢长吉呢？他曾经经历过“家难”，家产颇多损耗，后来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经商及变卖老家田产所得！前文粗略提过，昆山之难后，顾炎武有十一、二年的时间，以南京为中心，在江南、江北活动，一是联络同道中人，二是有六、七年在做生意，从他的一些诗文和其他一些记载来看，他做过布匹生意和药材生意，尤其是药材生意，可能挣了不少钱，战乱年代，做药材生意往往获利可观。他可能把做生意挣的钱，在江南又置了些产业。刚开始北上的时候，他的手头是比较拮据的，但四年后，他回过一次江南，除去拜访旧友外，估计还处理了财产方面的事情，于是后来才会有钱借给谢长吉。民国学者章太炎甚至认为顾炎武在山西做过票号生意，放过高利贷，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至少从顾炎武以田产做抵押借给谢长吉钱来看，确是一种借贷行为。这段经商经历，给他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他一直是标榜要自食其力，不愿意依靠别人的，这也就是后来二十多年他可以不事营生，到处行走，得以埋首学问的原因。那种行走是很花钱的，更何况他还要刻书，还有仆从相随。

实际上，在以上所说的济南牢狱之灾前，顾炎武还差一点卷到一起著名的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里，这起案件也是由于小人从中作祟造成的，侥幸的是，他躲过了这一劫难。

清顺治七年（1650年），苏州、无锡、昆山等地的一些复社成员成立了一个“惊隐诗社”，其主要成员包括顾炎武、归庄、潘柽章和吴炎等人，他们以故国遗民自称，绝意仕途，相与遁迹山林。后来顾炎武避祸北上，潘柽章和吴炎则和湖州一个名叫庄廷龙的人来往密切。庄廷鑨是个瞎子，他的邻居朱国桢是明朝的一位大臣，收集了很多明朝资料，准备编成一本书，但没有编完就死了。后来这些资料被庄廷得到，他模仿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编《国语》的做法，私自编了一本《明史》，并把潘柽章和吴炎列名为参阅者。顾炎武早年和庄廷鑨也打过交道，但认为这人不怎么样，没什么水平，就没有多来往，这本《明史》他也看过，认为冗杂不足道，所以拒绝了列名其上的请求。庄廷鑨死后，他的父亲把这本《明史》刻印了出来，这下子出麻烦了。庄家是一个大户，书刻印出来后，一些人看到里面有一些对清朝不利的言论，就不断前来敲诈，其中包括一个因贪污罪坐过牢的前县令吴之荣，他在一些小官吏的唆使下，前来敲诈庄家，但庄家没有理会他，还准备和他打官司。吴之荣就把庄家私刻《明史》的事情向更高一级的官府告发了，那些官员庇护庄家，同样没有理会他。吴之荣不肯罢休，遂上京城告发并获得了成功。康熙二年（1663年），朝廷下令把庄家一家人连同列名于书上的人全部处死，共计七十余人，其中就包括潘柽章和吴炎，庇护庄家的一些地方官员，也受到了严厉惩罚。顾炎武因为没有列名，没有受到牵连。

庄廷鑨私刻《明史》案以及顾炎武的两次牢狱之灾，可以反映出清初士林的现状：士人之死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出自于直接与政府的对抗，而是因为自身有财有田，周围的利禄小人意图牟利不成，乃借官府之手杀人。许多来自前明的清朝地方官员实际上也是同情这批有气节的人的，大多时候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所以这些有气节的人才能逢凶化吉，只是事情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些地方官员也无能为力。

    注：本文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第五辑之《遗民的终极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