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途而哭与青白眼

       一、穷途而哭

阮籍和嵇康的名字一直并列，阮籍比嵇康大，我们也按照以往的习惯先写阮籍。阮籍在建安十五年（210）出生于陈留，是“建安七子”成员阮瑀之子。阮瑀死时阮籍不到三岁，但其遗传因子对阮籍似乎有很大的影响。

据说阮瑀当年便有隐居的愿望，曾为躲避曹操的征辟而把家搬到深山中。曹操很生气，派人去放火烧山，就像当年晋文公放火烧介子推那样，终于把阮瑀从山中烧出来。阮籍少年时便产生隐逸之志，恐怕与遗传有关。据《魏氏春秋》记载：阮籍年轻时曾经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位隐者，不知道姓名，只有几斗竹实和臼杵而已。阮籍前去依从他，与他谈论太古无为之道以及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生萧然不听。阮籍乃对之长啸，清韵响亮。苏门生莞然而笑。阮籍已经下山，苏门生亦开始长啸，好像鸾凤的声音一样。

可见爱好清淡，任性自然是阮籍性情中的一个特点，是与生俱来的。遇到正始年间这种特殊的社会氛围，这种性格便更加凸现出来，引起时人和后人的注意。

阮籍很小便没了父亲，是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故对母亲感情特别深厚。当时司马氏又极力提倡孝道，整个社会对丧礼非常重视。父母死，儿子在守丧期间，绝对不准饮酒吃肉，至于娱乐男女之事，更是大忌。但这些对于阮籍都没有任何约束。《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此？且有疾而饮酒食肉，顾丧礼也！’籍饮噉不辍，神色自若。”（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疏笺》，中华书局1983年版728页）

晋文王是指司马昭，在当时等于假皇帝，权利大得很。此人倡导以孝道治天下，守丧期间公开在他的面前饮酒吃肉，是对礼法与权势的极大蔑视，因此才招致一位叫何曾的大臣的谴责。当着阮籍的面要求将其贬谪流放，阮籍不动声色，而司马昭居然为阮籍开脱，心胸也够开阔的了。

那么，阮籍是否对母亲感情不深呢？非也。“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同前732页）在妈妈临下葬时，阮籍照旧饮酒吃肉，然后大哭一声，吐血昏迷过去，可见其悲痛到了极点。

内心极其悲痛，却不在表面上表现出来，而且连世俗必须遵守的礼节都不管，纯任自然。《世说新语·任诞》篇还记载这样一件事：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同前734页）

阮籍妈妈死了，朋友和同僚们当然要去吊孝。按照礼节，如果有客人来哭丧吊孝，死者的儿子一定要先哭，客人才能哭泣哀悼。裴令公裴楷前去，阮籍正在醉中，披头散发，伸开两条大腿像个簸箕似的坐在床上，也不起来迎接，更不按照常礼哭泣。而裴楷非常理解他，依旧哭泣吊孝，尽礼而去。有人问，裴楷的回答很精彩，可见其是通脱之人。这件事也可曲折地看出阮籍的不拘礼法是非常有名的，被社会所认可。

       对于虚伪名教礼法的厌恶促使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们采取一些放荡不羁的行为，今天看来都有些不好理解，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抗议。

       按照当时名教的规范，男女授受不亲，也就是互相之间不能亲手交接东西，要有中间人转递。这对于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无疑是人为的限制。其实，那些淫乱之徒在公开场所道貌岸然，而在背地里干尽偷鸡摸狗男盗女娼的勾当，越是装相的人往往骨子里越肮脏。因此，阮籍等人根本不把这些清规戒律放在眼里。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前去道别，有人讥笑他居然特意向暂时回娘家串门的嫂子告别，不符合礼法。阮籍反驳道：“礼法哪里是为我辈设置的？”

       《世说新语》（任诞）篇还记载这样一件事：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卧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同前731页）

邻居家是个小酒馆，站柜台的老板娘长得很漂亮，阮籍便和朋友王安丰经常去喝酒。醉了，就躺在老板娘的身边睡觉，也不避讳什么。老板开始时怀疑阮籍有什么不轨之心，偷着观察几次，发现什么也没有。这还算是比较平常的。据《晋书》记载：阮籍邻居有一个姑娘，漂亮而有才学，与阮籍家没有一点瓜葛，二人只是偶然见过面而已。后来姑娘未嫁而死，阮籍听说了，竟到那家去哭吊送丧，非常悲哀。

       阮籍饮酒是一种避祸方式，一遇到麻烦他就醉酒。阮籍是陈留士族，又是大名士，在知识阶层中颇有影响力，司马氏集团想利用他的名望来笼络士人，对他很宽容。司马昭以假皇帝之尊曾经想为自己的儿子司马炎向阮籍的女儿求婚。那可是普通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的最高门第，因一旦结婚，女儿很可能就是将来的皇后，而阮籍则成为当朝国丈。

阮籍不愿意，又没有办法拒绝，听说这种意向后，他便把酒充分利用起来。给皇帝提亲者不是一般的民间媒婆，而是朝廷大臣。此人一到阮籍家，阮籍便酩酊大醉，鼾声如雷。两个月内连续去过多次，每次都如此，来人根本没法向阮籍开口。司马昭也明白阮籍的意思，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司马昭心中当然很不愉快。因双方是心照不宣，都没说破，故没伤和气。可见酒的作用。

阮籍有时也利用酒在无形当中和司马氏套一套近乎。司马氏很注重阮籍等名士对他们的态度，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是否肯于出仕，为他们的政权效命，最起码是表明愿意与其合作。阮籍当然知道司马氏的这一心理，于是才会发生这样的故事：“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同前730页）后世“阮步兵”的称谓就是这样来的。为了有酒喝而向当权者要官，既可满足饮酒的欲望，又可迎合司马氏的心理，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从这件事来看，阮籍是够圆滑的。

有时，阮籍还利用饮酒装疯卖傻，说些过头或不合时宜的话，发泄一下内心的积愤。据《晋书》本传记载，一次，阮籍参加司马昭举办的宴会，酒酣耳热之时，有人报告说有人杀了母亲。阮籍道：“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满座之人都怪他失言，看着司马昭的反应。司马昭很严肃地问：“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阮籍应声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不若。”司马昭没有说什么。

司马昭说的是名教的要求，而阮籍说的是自然道理，二者不是一回事。但因为是酒酣时所言，司马昭也不好发脾气，只好顺水推舟。这种情况有深层的意义，即可暗示人们，我阮籍与司马昭不是真正意义的同路人，而是迫不得已才参加到这种场合来的。

当然，阮籍等人如此贪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内心痛苦。《世说新语·栖逸》篇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可见其何等孤独和痛苦。

一个人，漫无目的，独自驾车出去，也不选择道路，任凭马随便走，走到无路可通的地方，便恸哭一阵往回返。恸哭可能是有些夸张，大概是伤心叹息一阵吧。不管怎么样，诗人内心极其痛苦和孤独是勿庸置疑的。“穷途而哭”便成为后世文人常用的一个典故。

       二、青白眼

阮籍很高傲，看不起那些虚伪的假名士。他在年轻的时候经常闭门读书，不与人交往。《晋书·阮籍传》说他“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晋书》卷四九，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第二册1402页）有人认为他痴，有人认为他狂，他也不在乎。正因为他的刻苦读书，才使他成为当时享誉朝野的大名士。阮籍还有一个本事，即会使用青白眼，对待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眼神。《晋书·阮籍传》说：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賫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同前）

一般人看人也有用正眼还是不用正眼的情况，但阮籍的青白眼恐怕与此不同，很可能是用白眼时青眼珠基本不出现，否则不会被堂而皇之地写进正史。嵇喜是嵇康的哥哥也挺倒霉，没有借好光，反而成了嵇康的衬托，并为此受到不少冷落。他去为阮籍的母亲吊唁，连好眼神都没有得到，而其弟弟嵇康一到，阮籍的青眼珠才露出来。

       阮籍对待嵇喜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嵇喜本人的毛病，他当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人。嵇康的另一个密友吕安也非常鄙视嵇喜，《世说新语·简傲》记道：

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疏笺》，中华书局1983年版769－770页）

吕安思念嵇康，前去看望，嵇康不在，嵇喜出门迎接，吕安没有进去，只在门上题写一个“凤”字就离开了。嵇喜还很高兴，觉得“凤”字很好。其实“凤”的繁体字“鳳”，分开是“凡鸟”两个字，吕安是在讽刺嵇喜。刚一出门迎接便给人以如此印象，可能其庸俗得超常，否则，阮籍和吕安即使是看在嵇康的面子上也不应该如此冷落讽刺他。

       正因为阮籍会用青白眼的缘故，后世才会有“垂青”“青睐”等词语，表示受到重视。

       阮籍本来有大济苍生的志向，可生不逢时，正当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进行激烈争夺统治权的时候，政治极其凶险，为了避祸，他不得不采取许多措施。这使他的内心极其痛苦，他又不敢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明白地写进诗中，只好采用非常隐讳的形式，来抒写内心的苦闷。诗也没有题目，一律叫做“咏怀”，心情一不好就咏一怀。这样，他前后共写了82首咏怀诗，基本上都是政治抒情诗，成为特殊形式的组诗。这种形式对后世诗歌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