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成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會”暨“儒學的
理論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論文
孔子生年生日詳考
遼寧大學文學院 畢寶魁
內容提要:目前通行的孔子誕辰9月28日是不準確的,子夏傳授《公羊傳》和《榖梁傳》都有孔子生日的明確記載,兩傳所記實質也吻合,參照其他文獻,再參照天文學相關記載,可以確定孔子生年生日为公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其他說法應該摒棄。
孔子生年生日是大問題,如果沒有文獻資料也無話可說,但既有文獻資料言之鑿鑿,便應該進行推敲考證。而目前認定的孔子生年是公元前551年,生日是農曆八月二十七,公曆是9月28日,農曆除月份外,年和日都有問題。下面一一考證之。請諸位方家批評指正。尤其是生日,更應該極其注意,因每年舉行祭孔大典,都在9月28日進行,而這天并不是孔子生日。
一、最重要的文獻
關於孔子生日,最需要注意的有四條文獻:
1、《春秋公羊傳》上說:
魯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十又一月,庚子,孔子生。[1]
2、《春秋榖梁傳》上說:
魯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庚子,孔子生。[2]
3、《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二年便是周靈王二十一年,但没有記載月日。
4、《世本》: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孔子生。
我們看這四則文獻,前兩則出自《春秋三傳》中之兩傳,最早傳人均是孔子高足子夏。而且兩則材料所記實際是統一的。但很多學者不採信兩傳,考證其不符合天文與曆法。實際是未能深入一層思考的問題。
我們採用排除法,最後再考證兩傳的可信性。
二、《史記》與《世本》
《史記·孔子世家》只有生年而沒有生日,對於考證生年有關,在考證生日方面雖沒有價值卻也很重要。但司馬遷關於孔子生年的記載是錯誤的,而這一錯誤又導致生日確定的錯誤。故也應該注意。《世本》之書雖然司馬遷引用過,但司馬遷所看到的《世本》或者沒有關於孔子生日之記載,或者有記載而司馬遷不相信沒有採納。但還是沒有記載的可能性大。退一步說,《世本》之書作者以及成書年代都難以考證,該書之原籍在南宋後散佚,只有清人輯本,可信性也大可懷疑。最大可能是後人將司馬遷所記之生年和兩傳所記之月日捏合在一起。否則,這一記載的原始來源如何?難以查考。故《世本》這一記載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三、《公羊傳》和《榖梁傳》記載一致
有的學者認為兩傳有矛盾,如台灣學者李鎏先生引證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已故教授程發軔先生的觀點,認為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無庚子日,公羊之說不可信。榖梁之說連續兩個月有日食,不合天象。也不可信。[3]
如果不深入考證,仔細推論,此說似有理。故有相當影響。邵耀成先生則認為兩傳不矛盾,他認為《榖梁傳》使用的是周曆,故說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孔子生,而《公羊傳》使用的是魯歷,魯歷比周曆推遲一個月,故十一月等於周曆的十月,所以也是庚子日孔子生。這樣,兩傳所記月日是相合的。邵先生認為兩傳不矛盾是可取的,但這種推理方式則難以令人信服。因為兩傳均是子夏所傳,不太可能一個用周曆,一個用魯歷,且有朔日之甲子。邵先生懷疑的重點是爲什麽《春秋左傳》中的經和傳都不記載孔子出生月日。這個問題後面專門論述。[4]
下面我們詳細考證兩傳記載的一致性。公羊傳上說“十又一月”“庚子日”孔子誕生。而榖梁傳上記載是十月的庚子日孔子誕生,月份不同。但如果我们仔細思索,就會發現,公羊傳只比榖梁傳多“十又一月”四个字,其他文字基本相同。那么,如果我们以“庚辰朔”,“庚子”日生來推斷,兩傳則完全一致。
《公羊傳》中的“十又一月”当是衍文。何休在本句下註釋說:“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何休當時看到两个版本《春秋公羊傳》中,另一个版本就没有“十一月”的字樣。何休的說明非常重要,他已經注意到这个問題。“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的判斷也非常重要,即他認為既然前面有“十月庚辰”四字,那么此“庚子”日也是十月。因为如果十月朔日是庚辰,第一个庚子日便是十月二十一,下一个庚子日便到十二月中旬。十一月無“庚子”日。这样推斷,“十又一月”的記載是絕對錯誤的,而另一版本没有此四字,就证明其是衍文无疑。这样分析,两傳对于孔子生日的記載就完全一致了。至于两傳均記載“十月庚辰朔”,而对应《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的月份是十一月,那是另外的曆法問題,因春秋时期曆法未嚴格,夏、商、周三正并用,魯國也有自己的曆法,有时混乱。因此这一問題我们可以忽略。只要牢牢抓住“庚辰朔”、“庚子”生這兩个最關鍵日期就可以。而当年当月的庚辰朔就是9月19日。这样,孔子的生日就可以確定了。
因为如果以“庚辰”为朔,即初一来推,都推到庚子日,那么,孔子的生日按照公曆就可以推出来了。依據張培瑜編著的《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一書,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是庚辰朔,本日公历是9月19日。[5]
这样,庚辰是初一,顺推到庚子日。则是二十一。再从9月19日顺推,二十一則是公曆10月9日。因此,孔子的生日可以确定在这一天。
還要注意的一點是,傳述《公羊傳》與《榖梁傳》的子夏主要生活時期是在戰國,而戰國正朔与春秋也有差别,張培瑜說:“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自行頒歷,行用不同的曆法。”[6] 子夏在傳授兩傳時所用的曆法也可能另有所據。這一點,有待于進一步探討。
三、《春秋左氏傳》為何不記孔子生日
古代學者多數注意《左傳》而忽視另外兩傳。而恰恰是《左傳》没有記載孔子生日。这也是學術界不採納兩傳之原因。但如果我们仔細閱讀《春秋左傳》全文的話,就會有另外的感受,也会悟出爲什麽该書没有記載孔子生日的缘由。關於《左傳》的作者,學術界有不同意见。但根據该書之内容、體例來看,當為左丘明所作。《四库全書總目》說:“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刘向、刘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于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7]
可見唐前,学者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作。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孔子對左丘明很尊敬。《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8]
可以體會出孔子對左丘明很尊敬,以左丘明之是非為是非,从語氣上看,左丘明應該比孔子年長。據此,再參照《左傳》之内容以及与《春秋》之關係,可以推測出三種情况。一、《左傳》確實是左丘明所作。漢魏以前學者無懷疑者。二、《左傳》与《春秋》同時所作。当孔子筆削《春秋》時,左丘明也在撰述《左傳》,二人出發點不同。孔子是在政治上提倡禮樂文化,堅持周禮的價值判斷與是非標準,提倡君臣大義,因此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的評價。而左丘明是史官,主要記載歷史事件的經過。側重點不同。三、孔子應當參與了《左傳》的写作,最起碼是對於左丘明在寫作過程中施予过一定的影響。或者是被动的,即左丘明主动徵求孔子對於某些重大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看法,否則,《左傳》中出現那么多次“仲尼曰”便無法解釋。
如魯昭公十四年,晉國大臣叔向回答向他請教的韓宣子關於一件司法案件的審判意見時,完全依照法律規定回答,没有一點袒護自己親人叔魚的傾向。在記載完这件事后,左丘明引證孔子的話道:“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减。’”[9] 如果不是直接聽孔子說的,或孔子告訴的,左丘明是怎麼知道孔子如此評價的?
鄭國賢相子產死後,“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10]
連孔子哭的細節都知道,或許是孔子与左丘明談論子產死時說的話,故左丘明能夠如此生動記載之。類似的例子很多,在《左傳》中直接記載孔子語錄的情况有多處,很多意見其他地方都没有記載,如果不是左丘明直接听到孔子的議論,或孔子自己提供給左丘明的意見,則很難理解。
分析到這裏,我們可以基本推測出左丘明與孔子的關係,同時也可以推測出《春秋》與《左傳》的關係。這樣,左傳不記載孔子生日便是天經地義的。一是孔子自己修《春秋》,斷没有將自己之生日記入其中的理由,也不可能如此做。而左丘明与孔子同時代,孔子只是下大夫,没有資格被這種嚴格的史書記載其生日,左丘明是有史德的史官,不可能違背原則,不記載孔子生日是天經地義,因此,全部《春秋左氏傳》不記載孔子生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公羊傳》和《榖梁傳》的傳人都是子夏,是孔子弟子,当他向两大弟子傳授或講解兩書時,涉及到自己老師之生日時不能不記載,而且當時孔子已去世多年,“聖人”之名號已取得社會公認,因此,子夏把自己老師之生日記載進自己傳授之書中也是天經地義,不記載便是不肖弟子。如果《公羊傳》中没有衍文“十有一月”四字,则兩傳記載的生日完全一致。即使有“十有一月”四字,也不影響我们的研究與推測。因为“庚辰”朔的當月二十一是庚子日,那么,整个下月便绝对没有庚子日了。
又,《春秋左氏傳》鲁襄公二十一年中記載的諸侯會同的大事與兩傳悉合。《春秋左傳正義》經: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鏤子于商任。[11]
四、天文学的有力佐证
又,《春秋經》《公羊傳》和《榖梁傳》都記載孔子出生之年有日食,这也為我们考證孔子生日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證,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佐證。根據《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中之《合朔滿月表》可知,公元前552年8月20日13点53分庚戌朔,其儒略日1520307,[12]
。儒略日是天文學上通常用的以日为單位的連續記載日期的系統,与公曆的年月日相對應,是西方天文曆法采用的方式。而我國古代曆法中的干支记日法与儒略日的系統相似,是干支相配六十日一循环,前后相接,永远不斷也不錯位,两个系統異曲同工。這樣,将我们的干支記日法与儒略日對應就可以準確無誤知道是公曆上的哪一天,而且完全不考慮我们古代曆法中陰曆月份的因素,這樣就没有所使用曆法屬於夏曆、殷曆、周曆、魯歷等月份不同的干擾,相對應的公曆年月日极其明晰。查表可知,公元前552年8月20日是庚戌日。
再查《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中之《中國十三歷史名城可見日食表》,明確記載“前552.8.20”下是“庚戌1520307”,下面記載在曲阜可以看到的日食數據。这就說明,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之庚戌日(8月20日)確實发生过日食。[13]
前文所引《春秋公羊傳》和《春秋榖梁傳》中都有“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明確記載。《春秋左傳》中經文中也有“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14]
的明文,一个字都不差。这样,鲁襄公二十一年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便不可怀疑。与《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記載完全吻合。而按照儒略日这一天就是公元前552年8月20日。而下一个月的朔日便是庚辰,这个庚辰日对应的公曆是9月19日。而在这个庚辰日下面的庚子日,便是孔子的生日。這樣,天文學與文獻記載相一致。鲁襄公二十一年庚戌朔这一天发生日食,與天文學推論得出的結論完全一致,而魯襄公二十二年全年都没有日食,僅此一點,司馬遷記載的“魯襄公二十二年孔中生”的說法就應該否定。至於《春秋經》與兩傳所記載的十月庚辰“日有食之”的記載是否符合天象,與本文觀點沒有直接關係,完全可以略而不論。因此孔子生在魯襄公二十一年没有疑問。如果生在二十一年没有疑問,那么其依據这一日食现象之干支日推衍出的孔子生日便可以进一步确定。
我們把上述考證辨析之過程再歸納概括一下,以清眉目:《春秋公羊傳》和《春秋榖梁傳》中明確記載着孔子生日,排除衍文的干擾後,可以認定兩傳記載的日子是一天,相互吻合。兩傳的傳人均是孔子得意弟子子夏,子夏終身追隨孔子,是著名弟子,應該知道孔子生日,故所記載之日期可以相信。《春秋左氏傳》是孔子同時代人左丘明所著,不記載孔子生日是天經地義。而司馬遷所記極其簡略,只有生年没有生日,生年也与兩傳不同,不應采信。《世本》在南宋末年已散佚,只有清代輯本,所記載更沒有說服力,前文已經論及。《孔叢子》和《孔子家語》兩書均沒有孔子生日之記載,其他文獻則更晚出,更没有說服力。《孔氏祖庭廣記》之孔子誕辰是采用司馬遷生年與兩傳記載之生日而成,司馬遷與兩傳記載生年不同,農曆之日期亦必然不同。《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中所推衍之日食与《春秋三傳》之文獻記載全合,足以證明孔子生在魯襄公二十一年。再用最科学之儒略日与干支法相咬合,完全没有月份之干擾,推論出孔子的生日。這樣,孔子出生年月日便可以確定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庚子日,即二十一,公歷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其他說法均應廢棄。因此本人建議將以後的祭孔典禮改在孔子生日进行。如公曆,則是每年的10月9日,如農曆,則是八月二十一。而計算孔子誕辰多少年則應該由公元前552年為起點。這樣,孔子之享年才是名副其實的七十三歲。
2013年9月1日撰于瀋陽三千齋
按:本文最近还要作修改,但基本内容没有变化。
[1]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2309页上。
[2] 《春秋榖梁传注疏》卷十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2430页上。
[3] 李鎏等著《論語高級讀解》,海峽文藝出版社2009年1月版7頁。
[4] 邵耀成著《孔夫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267-268页。
[5] 张培瑜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20页。
[6] 张培瑜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前言》,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2页。
[7]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210页上。
[8]
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版108页。
[9]
《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2076中-下。
[10]
《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2094下-2095上。
[11]
《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1970頁上。
[12] 《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张培瑜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559页。
[13]
《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张培瑜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985页。
[14]
《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1970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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