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12.年龄增长理解力增强却成反比，只有一题当二题应对

1983年6月24日（星期五）

上午开卷考古代文学。尽管开卷，也觉得有些困难。

 

第二题“注释下列词语”里的词语是从几十篇元诗、元曲、元戏剧中挑出来的，多则五个字，少则两个字。由于对课文很不熟悉，所以不知这些词语是从哪篇课文里抽出来的，只有盲目地翻书，翻到一篇课文后，再把这篇课文从头到尾浏览一遍，为的是找到那个词，结果常常令我失望，最后，我是翻《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才把这些词语解释出来的。但并没有全部做对。

 

收到嬿嫦的来信，这是本学期她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她告诉我她刚参加完业余大学的考试，我为了应付考试，还没有时间给她回信。

 

1983年6月25日（星期六）

外国文学考查，考得真糟糕，自己都有预感。两科考查科目都没考好，足以让我为以后的四科考试而担心。一年比一年辛苦，成绩却一年不如一年。现在，思如泉涌的情况仿佛和我绝缘了。就拿今天外国文学考查来说吧。在答问答题时，我对题目根本就没想透，就往卷子里写，而且写来写去就是那几句话，只不过是换一种说法而已。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

 

按理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问题的理解能力也该随之增强，二者应成正比例。可是对我来说，似乎成了反比例。回答问题时简直没东西可写。我是多么怀念一年级的时候呀！那时，我对考试没有现在这样害怕，考得也挺顺利，答题时是思如泉涌，边写边想，这句话还没写完，那句话已经从脑子里冒出来了，仿佛有写不完的东西，要不是时间的限制，我可以把问题分析得很透彻，可以写上满满几页纸，每门课的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现在如果每门课能拿到80分以上，我就满足了。并不是我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而是中文实在太难学，课程的广度、深度一年胜过一年，尽管我已很努力，也很难拿到好成绩。这既怪自己又不能全怪自己，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几天前收到一封信，给我来信的同学说相信我一定能考好，这只是同学对我的鼓励和信任，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考好了。

 

考完外国文学，一封来信又交到我手中。这几天我收到的信特别多，同学们都好像约好了似的同时给我写信，让我每天都收到一封，连我自己都有点惊奇了。同桌见我在看信，说：“你又有信呀？”言语中有惊奇，有羡慕，也有猜疑。大概以为我收到的信中有情书。怎么可能？给我来信的都是女同学，中学时代的友谊很珍贵。小说中、生活中，人们常说爱情是如何美好，我丝毫没体会到，但我却深深体会到友谊的美好。如果有时间，我一定要为友谊唱一首颂歌，写一首诗或一篇散文，这篇东西将力求不落俗套，要写出新的寓意。这个计划，也许能在假期去厦门旅游归来后实施。

 

1983年6月26日（星期日）

我终于把《驿路梨花》的教案写出来了，为了这份教案，花了不少心血，也费了很多时间，光抄就抄了三遍！虽然现在对这份教案还是不太满意，但我决计不再修改了，还有很多功课没有复习。剩下的问题就是把教案记熟，以便7月8日能离开教案讲课（考试）。心理上、精神上的负担已经够重了，加上功课的深度、广度，足以使我产生恐惧，这次是真正的恐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考试。听天由命吧！

 

1983年6月30日（星期四）

今天考教育学。卷子发下来时，不免有些高兴，这些题目几乎都被我猜中了，现在剩下来的就是把背过的东西默写出来。别以为这儿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要写起来也是有点吃力的。首先因为题目太多，每一道题至少要写七八百字，多则上千字才能答完。等把这些题目全部答完，我的手又酸又累，快要断了。其次，在复习时我虽然猜到了题目，但并没有复习好，一到考试，煞费苦心背下来的条条框框全部混在一起，结果只能记下多少就写多少，再加上一些自己的理解，总算把卷子答完了。

 

一出考场，全身轻松，脑袋空空，再让我把教育学的主要内容说出来，我已经说不出来了，全忘了，真是考完一科丢一科。

 

1983年7月1日（星期五）

回校复习当代文学。

前两天玉琼告诉我，听区老师说这次当代文学考试只出一道题。她告诉我这件事后还惊讶地问：“难道你不知道？班里很多人都知道了。”

我说：“我不知道，如果你不讲给我听，我会蒙在鼓里的。”

她说：“其实，某某应该告诉你的嘛。”

我不屑一顾地说：“她呀，我根本不指望她会告诉我。”

 

当时我心里想：“她为啥就不告诉我呢？怕我考得比她好？”转念一想：“还是不要把她想得那么坏，也许她忘记告诉我了。”

 

对于我们来说，考试可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知道老师只出一道题，复习时我就会从大的方面去考虑，放过一些细枝末节，这样将会节省很多时间，而且复习效果也会好些。但我有点不相信考试只出一道题，因而还是照老方法复习，先看文学史、再看作家作品，重点看几个作家及他们的代表作。

 

今天为了证实我的推断（即考试会不会只出一道题），同时也为了试探下我的同桌讲不讲真话，我问她：“不知道明天的考试出几道题呢？”

她说：“区老师那天说只出一道题，昨天我问区老师是不是只出一道题，他又说不是。”她还特意强调了“不是”这两字。

 

这时我不由地相信了她的话，当然是以区老师后来说的话为准啰。

 

于是我继续按自己的方法复习了。我以为我的想法是对的，学了一年当代文学史，而当代文学有30多年的历史，内容太多了，不可能只出一道题来考我们，最少也得出两题，一题是关注于文学史方面的，一题是分析作家作品的，这样才合理。

 

虽然我已经很不想复习了，但还是硬着头皮，挑重点把《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这两本厚厚的书看完了一遍，心里还是不踏实。

 

晚上，家里有多余的电影票《特殊警报三三三》，我也不敢去看。

 

1983年7月2日（星期六）

当代文学考试（开卷）。

老师在黑板上用大大的字抄着题目，这时我才敢断定，只有一题！同时我也后悔，为什么没有信玉琼的话，而听信了同桌的话。现在来听听同桌的话，句句直刺我的心。

 

她说：“昨晚我就猜到肯定会出这道题……不过我没想。”她说这话时，神采飞扬，颇为得意，而我却由衷的讨厌，原来她昨天对我说的话完全是编出来的，是为了稳住我。

 

她做起这道题真是得心应手，很快就写了大半张纸（这是“没想”的结果吗？既然猜到了题目，怎么可能不想一想呢，提前做好也不奇怪）。而我呢，还在拼命翻书、翻笔记，理不出头绪。偶尔瞥一下同桌，心里惊叫：“天呀，她已经写完了一页纸。”

 

我心里急得不行，没有一次考试像今天这么焦急，没有一次考试是别人写了很多行，而我的试卷除了抄下的题目之外，一片空白。我的心怦怦直跳，如果现在还不答题那么这次考试肯定砸锅。

 

我开始动笔写了，但总是因为想不起来而停笔翻书，然后沉思。同桌连笔都没停过。

 

结束了这次疲惫的考试，我闷闷不乐地走出了课室。感觉考得不好，没有条理，线索很凌乱。又很少举例说明，即使举了例子，也是简单提了提，没有加以分析。再说，我走出考场时，还有大部分同学未交卷，我居然不知道可以延长考试的时间，不然我可以把题目答得深一些，把作品分析得详细一些。

 

几个同学凑在一块就讲起这道题应该怎么答才好，还说区老师说这道题应该怎这样答才好，我越听越害怕，我知道这次是彻底完蛋了。

 

和汪、蔡同学一起出校门，蔡洁明说：“其实我已经猜到题目了，只不过我太懒，不然我昨天就把它做出来了。区老师已经说过，不用很详细地分析某个作家的作品，要注意概括。”

我和晓湘大吃一惊，原来是这样。

蔡洁明说：“不知道我能否考及格。”

我说：“洁明，你如果考不及格，我们更完了。”

晓湘说：“是嘛，你都知道题目了还考不好，我们就没得说了。”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提了别想了，还有两科没考呢。

 

晓湘由于上次没有回校听马列文论的辅导，她提出让我把笔记寄给她，我答应明天就寄。

既然答应的事就必须做到。于是，从吃完午饭开始，我就为她整理了那天辅导所记的笔记，整整花了三个小时，一分钟也没停过。然后赶在下午3:45的邮班寄走了，让她早点收到信，就可以早点复习。虽然我对马列文论的考试一点底都没有，自信很难考好，但我还是诚心希望朋友们能考好，友情比考试重要得多。我为我的朋友们做了很多事，但愿她们不要忘了我。我这人就是这样，当我同一两个人成了知心朋友，我会放下自己的事，不惜代价地满足她们提出的合理要求。这里说的“代价”，并不是指付出了多少钱等金钱物质的东西（当然也不排除这些），而是指时间。在我看来，时间是重于金钱的，甚至重于友情。但是，为了友情，我却愿意把属于我自己的时间花在为我的朋友所做的事情上去。当我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愿意和她（他）说话，更谈不上为她（他）办事。因为我躲都躲不开呢。这样的“两个极端”，是我的性格决定的，小时候我就这样，越大表现得越清楚，这不算缺点吧？假使是缺点，我也不准备改，况且也改不了，所以我这人有时很难与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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