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24.“路透社”透出的未全记，批评《苦恋》者不是艺术的朋友

1981年5月9日（星期六）

上午两节课考察了文学概论，两大道题做得我晕头转向，头昏眼花，手又酸又累。下午两节课又考舞剑，体育老师看人给分的，有些同学明明舞得乱七八糟，竟然得了90分。而我连续舞了三次，也就得了个86分。气人！

1981年5月12日（星期二）

据路透社最新消息：我班的写作科代表正在研究小说的创作，班长和现代汉语科代表正在共同研究人性与爱情问题。

中午放学回家时，路透社向我秘密透露了这一消息。有些话不便写在日记里，反正我听了之后是目瞪口呆，既好笑又觉得我们班的情况太复杂，别看我们班的男同学不声不响，貌似老老实实的，其实鬼点子也不少。

又耳闻，我班的男高音歌唱家对他的同桌说：“我以后再也不敢跳交谊舞了。”

“为什么？”

“那些男同学说我和女同学跳舞是别有用心。”

你以为你不是用心别有？

1981年5月13日（星期三）

逻辑课的老师宣布：这学期的逻辑课不考试，成绩主要看平时的作业。

听完后又喜又忧，喜的是不用考这门课，忧的是我的逻辑作业做得很不好，到时期末的分数肯定不理想。这不，走在回家的路上，还在和同学议论这事。

我说：“我觉得这样做不好，万一我的逻辑作业没做好，期末分数岂不是很低？”

“是嘛，有些同学抄别人的作业都抄到了90分。”张玉琼说。

其实，抄作业得来的90分，还没我自己独立思考做的60分好呢，不过既然老师有这样的规定，那有些人肯定会去抄一个高分回来，这样总评分就很高了，那我们这些独立思考的人岂不是很吃亏？

1981年5月14日（星期四）

今早上完写作讲评课，老师把作文发回给我们，真没想到，我这篇说明文竟然得了95分，创造我开始写作文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读大学后作文获得最高分的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写作课就要结束了。我所学的这么多课程中，我最重视的就是写作课。

今后没有写作课，我将自己练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1981年5月16日（星期六）

下午又跑了一趟，回校过组织生活。组织委员读了关于“五讲四美”的通知，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读完了，所读的内容我一句也没听到，只听了个标题。

组织委员于是到台下去和团支书商量事情，而后是团支书上台主持了，她讲了没几句话，就让我们小组讨论了。

忽听一个男高音说：“我们一二组的同学和你们三四组的同学等下进行排球比赛，你们敢不敢应战？”

我组的李薇大声回答：“敢！”

于是，男高音又说话了：“六男六女进行比赛，剩下的同学做后勤工作，比如打开水呀，对，还要洗衣服。”

我心里暗想：“想得挺美。”

双方制定出作战计划，他们就到排球场去了。

我们没心机看你们的排球比赛，我和汪晓湘离开了。

1981年5月20日（星期三）

最近，文艺界对白桦同志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进行了热烈的争论，但持反对意见的较多。

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咋一看这个大标题，就下了一跳：“难道这剧本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带着这个疑问我一字一句地看下去，越看越气愤，通篇文章给白桦和《苦恋》扣了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诸如疯狂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党的领导……等等，可是事实又不充分，叫人难以接受。如果按这位大评论家的观点，白桦同志足可以定为现行反革命，进监狱，甚至可以枪毙。可是更令人不解的是《解放军报》1981年5月15日发表的“《苦恋》的问题和教训”一文，不但全盘否定了这一剧本，还指出，白桦同志在其它报刊杂志中，还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好，尽管《苦恋》是有错误（但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严重），也应该就《苦恋》评《苦恋》，不应该把这个问题扯到另外的问题上，这种揭老底的做法十分不妥。

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五年了，三中全会的精神、邓小平在第四届文代会上的讲话还犹在耳边，可是至今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给人小鞋穿，抓住别人的一两句话大批特批，令人气愤，中国的这种做法何时能改变？！

“批评是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批评家首先要有艺术家的眼睛，还要有在艺术中的大搏斗中弄得满身尘土、通身冒汗的艺术家的那种气质……批评家应该是广大读者群众在艺术上的成长、要求和创造热情的一个最理想的表达者，批评家应该是一种无情的声音，在万籁俱静的深夜里，在绞尽脑汁工作的时刻，这个声音就要求作家极其冷静地去选择、观察和衡量每一个形象，每一个字眼。批评家应该是艺术的朋友……”这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批评家应该是艺术的朋友》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我认为非常正确。可是，我们的批评家是否真正成为艺术的朋友呢？这问题值得深思。

  （1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