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锷

1914年，薛定锷成了奥匈帝国一支炮兵部队的小头目。他接到命令，带着兄弟们驻守在意大利北部山中的一处要塞。自此之后，他和他的部队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命令。

他的军旅生活很奇葩，一次仗也没打过，主要内容就是：睡觉、吃饭、打牌。他的下属抱怨说：“他不到午饭时间不起床，吃过午饭后还要睡一个下午的午觉。”

1918年11月，奥匈帝国签署停战协议。薛定锷回到了维也纳。他偶尔去维也纳大学教书，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所事事。

1920年，薛定锷和安妮.伯特尔结婚。安妮是个秘书，一个月的薪水比薛定锷全年的收入还高。薛定锷逼迫安妮辞职，两人过起了流浪生活。他们去了斯图加特、布雷斯，之后又到了瑞士。在瑞士，薛定锷似乎时来运转，成了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的带头人。他和安妮都有好几位情人，大家互不干涉，平静地生活在一起。

好景不长。才过了一个学期，薛定锷患上急性气管炎，只好停课，到阿尔卑斯地区的一家疗养院休养治疗。后来，他每当肺病复发，都会到这儿来治疗。正是这家疗养院，准确地说是院长的女儿给了薛定锷某种灵感，这才有了波动力方程的出现，一举奠定了薛定锷在量子物理领域的地位。

院长叫赫维希。他的女儿四岁时就得了肺结核。

薛定锷第一次见到院长的女儿时，她才12岁。这一见就让薛定锷目醉神迷。

薛定锷是个天才。天生懒散。对学习懒散，对感情懒散，I当兵时懒散，对工作同样懒散。懒散的人，偶也会尔热情一把。一次，系主任请薛定锷讲讲德布罗意的理论。薛定锷做了认真的准备，对德布罗意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讲座的时候，不免有些得意。没想到，荷兰物理学家德拜打断了他的讲话。他说：“但凡薛定锷先生还有一点严谨的话，也该拿个波方程出来。德布罗意的理论和他的法国贵族一样，既迷人又没用。”

薛定锷夹着尾巴回家了，在书房里捶打桌椅，摔打书本，一阵剧烈的咳嗽让他跪了下来。他发现自己的肺病复发了。

薛定锷再次住院。此时，院长的女儿已经16岁了。这一次，薛定锷对这位少女燃起了热情，这股爱情之火，也烧出了薛定锷的物理学硕果。

应院长的要求，薛定锷给他的女儿做辅导老师。每一次上课前，薛定锷心里都有愉悦的期待；上课的时候，他又觉得她还是一个孩子，感受到一种纯洁的美好；离开她的时候，原始的欲望就会上升，幻想着和少女做爱，事后又会生出负罪感。

一次，两人来到了湖边。他跟她讲海森堡的奇特想法与德布罗意论文，讲到自己住院的第一天晚上，突然间得到了一个诡异的方程。她打开携带的书本，给他念道：“鬼魂一个接着一个，像生与死的幻觉之海中的浪。生命里什么也没有，除了物质与精神的各种形式的升降，而不可探知的真实永存。每个造物中都沉睡着无尽的、不为人知的隐秘智慧，可它注定是要醒来的，撕碎感官思维的那张网，搅碎它的肉蛹，征服时间和空间。”她告诉他，去年冬天，院里来了个作家，那人在日本待了四十年，皈依了佛教。那个人给她带来了东方哲学的第一课。

回到院里，在上楼梯时，薛定锷不知道要不要把胳膊伸出去给她扶，就在犹豫之时自己却差一点滑倒，扭伤了脚踝。

一连几天，她既当护士又当学生。她给他送饭、喂药。他一天能喝上三升水，只是为了靠近她。上课的时候，她坐在他身边，让他产生了触碰她的渴望，但他却竭尽全力一动不动。

在病床上的这段时间，薛定锷的方程有了新进展。但他随后似乎只想把她抱在怀里，已经没有精力再想他的方程。

他想逃离这个地方。

院长来转达女儿的口信，问他有没有可能在离开前给她上最后一课。他穿好衣服就走到她的病房。

她已经骨瘦如柴。

她示意他坐下，让他看自己的作业。

他看着那些练习题，仿佛理解不了那些数字。为了掩饰尴尬，他挑了一道题，让她讲讲是怎么解的。她说：“解是自动跳出来的，我花了很大力气往回推导，才写出了这些过程。”他说：“我以前也是这样。上了大学后，为了满足老师的要求，不得不抛弃了直觉计算的习惯。但最近又开始放飞直觉，结果飞得太远，都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她问：“方程有进展吗？”

他站起来，来回踱步，给她讲起了方程中那些怪异的东西。讲着讲着，他发现她睡着了。他忍不住想碰她，最后却落荒而逃。

回到苏黎世，薛定锷恢复了健康，并且天才附体。他拓展了方程，把它变成了完整的力学。他在此后的六个月内完成了五篇相关论文，一篇比一篇精彩。

就连普朗克、狄拉克等都送上了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