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的魔力

（不止于足球的足球反思之十六）

过去，日本队如果赢了中国队，高兴得跟过年似的；如今，中国队要是赢了日本队，比过年还高兴。

过去，中国队赢了泰国队，跟左手摸右手的感觉差不多；如今，中国队赢泰国队，比初恋还有感觉。

过去，中国球员比亚洲大多数国家球员的薪水低；如今，中国球员比任何亚洲国家球员的薪水都高。

过去，亚洲任何国家的球队见了中国队都觉得是强队；如今，中国队见了亚洲任何国家的球队都要说关键看临场发挥。

面对如此“湿滑”的局面，许多人都眉头冒火，不少搞足球的都背了不少“锅”，只有一个群体一直挺逍遥。这个群体，做了有利于足球的事，没有人给予奖励；做了损害足球的事，也无人问责。几十年来，好事做了一些，坏事干得更多，却始终“代表正确”。

这个群体就是足球媒体人。

媒体人只说不干，或者说，言说就是他们的事业。他说你干。你干的与他说的一致，若是干成了，他说“这事我早说过要这样干嘛”；若是干砸了，他会说“我早说光靠这不行嘛”。总之，他们总是对的，反正都有理，凡事都有理，里外都是理。

中国足球弄到如今这个惨状，足球媒体不是罪魁祸首也是主犯之一。这个结论估计大多数人不会投赞成票，因为大多数人都低估了言说的魔力。

俗话说，唾沫星子淹死人。如果它只是淹死人，人们还是容易认清其本来面目的。言说的魔力可远不止于此。

言说还有何魔力？

言说可以改变过去。有人听了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孔子在他们心里的形象就不再是过去的形象；有人看了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孔子在他们心中又是另外一个形象；有人看了《甄嬛传》，他们心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大清；有人看了《延禧攻略》，他们心中的大清就被刷新。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过去的又因新的言说成为新的过去。过去随着之后的言说而不断地改变。所有的历史剧都是历史新编，无论是正说、戏说还是邪说；所有的历史剧观众都在改变历史，无论他们是否被这部剧所打动。

言说可以“归化”未来。言说是对未来的概念性设计，为人类未来生活勾画了草图，也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航向。人类发展的大历史，大体上是按照神话故事的剧本展开的，虽然优秀的演员时不时地来一段即兴表演，但主要情节并没有多大变化。今天，我们所说的科幻与古代神话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人类基于当下的认识水平而进行的想象。言说对未来的“规划”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诱导性的。人们似乎可以不去遵循，但却在不自觉地遵循。

因言说改变过去与诱导未来之故，言说也就必然地引导当下。正是言说将过去、当下与未来有效地联接起来，让当下因过去而更加丰满或愈加干瘪，令当下因对未来的想象而更加丰富或愈加贫乏，因此，过去、当下与未来都变得日益鲜活、生动和精彩或日渐衰退、无聊与绝望。在这里，当下既是对过去的再创造也是对未来的即时呈现。也就是说，当下的想法与行动，即是对言说的创造性实践。言说者与行动者是隔空互动的，相互影响的。但导致的结果是要由行动者负全责的。成就是行动者的，罪责也是行动者的。当然，如果言说者触怒了有势力的行动者，行动者也会向言说者展开行动。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这种行动必然导致言说者的言说更具传播力与影响力。

言说者是不署名的编剧。因不署名，所以没有责任。因为可以不负责任，所以喜欢怎么解气就怎么言说。在足球这种言论开放且关注度超高的领域，自然就成了言说者狂欢的舞台。

足球媒体人常常抱怨自己的言论屁用不中，认定决策者就是任性作为。事实上，言论和空气差不多，你感觉不到它起作用，又无时不在起作用。空气质量左右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舆论环境左右着一项事业的发展状况。在信息化社会中，没有人不受言说的影响。

曾经的中国足球舆论环境，功利气太重、铜臭气太重，戾气太重，阴气太重，几乎常年都是“雾霾”天。中国足球在这样的环境里，越是运动，就越是“误动”。

人们说，没有神话的民族没有历史。在今天，如果没有好的言说，既没有好的当下，也难有好的未来。人类先用言说智造神话，再用行动制造神话。中国足球急需要好的故事来引领当下与创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