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迪新政”的若干“旧病”

    南勇的继任者韦迪“南飞”归来之后，秀出“韦迪新政”，一时间引来大江南北好一番热评。国人不问国事独好“球事”，不知是不是一件幸事。管它呢！既然大家都好“球事”，咱也跟着凑个热闹，胡乱评说一番。

    “韦迪新政”的核心是摒弃“联赛为本”的旧思路，主抓国家队和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这一条最受关注，争议也最多。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思路，充其量是旧思路新表达。因为“联赛为本”也好，“主抓国家队和推进青少年足球发展”也好，其根本思路都是快出成绩，都是“政绩足球”的不同表达，这是中国足球惯犯的“老病”。

    足球发展是为老百姓生活服务的，这才是足球发展的意义所在，也是足球运动水平提高的根基所在，不朝这个方向转变思路，中国足球没有出路。群众足球应该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与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青少年足球应该着眼于青少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职业联赛应该着眼于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群众在参与足球运动与观赏足球比赛中体会到了益处，积极性就会提高，足球发展的基础就会壮大、巩固、提升，联赛水平就会水涨船高。这样以来国家队的成绩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而且也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成绩才真正有意义，或者说，含金量才是高的。不管是整什么玩艺，玩什么花样，只要不能让群众得实惠，都没有生命力。

    “韦迪新政”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对中超联赛实行“管办分离”。这一条得到的肯定最多。政企分开、管办分离是大趋势，也是当年“G7革命”的主要内容。韦迪此举一出，许多人士纷纷拍手叫好，似乎革命成功。我觉得同志们还是高兴过早。人治的背景，无序的市场，要管办分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管韦迪怎样出招，中超都走不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最终的结果都是中超又多了一个“婆婆”，多了一些拿工资的，其它一切照旧。中国足球的体制之病短期内无药可治。“韦迪新政”除不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旧病”。

    “韦迪新政”重举“举国体制”大旗，不管这算是“复辟”还是算作“复礼”，这一招都是凶多吉少。中国足球本来就是在“举国体制”不能“举国”的情况下才打出了改革大旗，试图走出一条职业化的路子。中国足球在职业化门前徘徊了十余年，始终没能进门。如今，韦迪要把这可怜的“孩子”领回家。他的本意可能并非想让中国足球“重受二茬罪”，结果必然是让中国足球“重吃二遍苦”。后退可以作为一种策略，但终归还是得向前走。

    “举国体制”被中国体育界公认为中国竞技体育的优势，中国竞技体育的成绩单也似乎为此开出了“数据证明”。其实，那些奥运会上的“小指标”实在不能作为中国体育状况的诊断依据。“举国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确有道理，但其“毛病”也很多。一是自上而下的强迫、强制行动与体育的本质背道而驰，断难以持久；二是成本高、效率低、风险很大。确切地说，“举国体制”压根就不是体制，而是一种刮风式的运动。有时候刮晴了天，有时候也刮阴了天，没有多大谱。某些特殊情况下，“举国体制”可以作为临时措施，但决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