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过的诗人，自己是最灿烂那一个 

伊沙/诗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代表作《饿死诗人》、《结结巴巴》、《唐》。继海子之后，对当代汉语诗歌走向影响极大，同时也是引发争议最多的一个作者。去年4月5日在网易微博上开设《新世纪诗典》栏目，旨在选择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诗歌。 

记者：那些年，你去过的诗歌节…… 

 伊沙：国外的诗歌节不是跟音乐节一起办的，自身已经形成了比较悠久的历史。马其顿斯特鲁加诗歌节，从1962年创办，历史最为悠久，我去年去的时候刚好是她50周年大庆。第二悠久的是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到今年是42届，每年在鹿特丹城市剧院举行，市民需要买12欧元的一张门票才可以可以进去听诗歌朗诵。还有英国的奥尔德堡诗歌节，已经办了23届。诗歌节已经成为这些城市的文化传统和名片了。每年的6月6日是俄罗斯的诗歌日，为纪念普希金而设的，俄罗斯的家庭大多信奉东正教，一般在吃饭前会祈祷：感谢上帝赐予粮食之类的，饭后是大人给孩子读诗：读普希金、阿赫玛托娃等伟大诗人的诗。这是一种天然的诗歌教育，一强制，人的主动性就差了，心灵有需要时，才会有所不同。去年周庄的民谣诗歌节我去了，热闹，不过大都是来听歌的，诗歌显得可有可无。这次西湖诗歌节，希望能一年年地坚持下来，培养出固定的欣赏人群。 

 记者：在您看来，不同的城市和诗歌是怎么发生关系的？ 

伊沙：我主持的网易《新世纪诗典》曾于去年底评出过“中国十大诗歌省区”。北京居第一位，首都，能为诗歌提供更多的包容性。其次是陕西，传统深厚，文学还是一部分人固守的价值观。第三是广东，经济发达，有现代包容性。上海同样经济发达，但是诗歌却沦落了。山东诗歌是新世纪才发展起来的，与陕西一样，传统在起作用，毕竟是孔夫子故里，除了现代开放性，古老的传统也很重要。浙江可以说是民国作家的最重要的摇篮，五四时期，浙江对诗歌的贡献最大，近三十年来不冒尖了。不是有句话“江山不幸诗家幸”吗？大概主要原因可能是杭州一带的生活很逸乐，容易催生出清风明月的轻文学，缺少承担现实与人性残酷的重型诗篇，或许还因为整体价值观的问题，诗歌人才不够多。 

 记者：诗歌能成为普通人的日常吗？ 

伊沙：诗歌教育是需要的。唐诗能留下来靠的正是历朝历代的教育。还有就是，诗歌不是一个喜闻乐见的东西，她始终属于少数人群，是很小众、精英化的东西。现在诗歌处于边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没落了。小众化很正常，我们只要能服务好、满足好这一部分小众，保留住火种，将这批小众尽量扩大，就已经够了。 

  记者：真正的诗歌的朗读应该是怎样的？ 

伊沙：好的诗歌朗读是要随着诗歌自身的节奏、情绪，很自然、流畅地呈现出作品，没有那种表演性的抑扬顿挫，也不会要求像“啊!大海”“啊!长城”那种硬生生、很突兀、很夸张的抒情。因为好的诗歌本身是真诚和朴素的。 

 记者：六零后诗人队伍很庞大。 

伊沙：是的。我们被称为“六八一代”，就是出生在60年代，受教育在80年代的一代人。那时中国的经济还没热起来，文化先热。80年代思想活跃，文化至上，一流的头脑大都会选择文化而不是经济。那个年代像你这个年龄的人，你问他想做什么，他一定会说：作家、诗人。你现在再问问试试，如果还这么回答，人家一定会觉得这孩子傻。那个年代的人和现在的人追逐的东西不一样。还有，我们读书那个时候大家都有发掘天才，争当伯乐的狂热，不过我最近有个新发现：“这么多年，指认过不少天才，猛回头，发现最灿烂的那一个，是大学时代的自己!”（微博里的话） 

 记者：这些年有关你诗的风格有过不少争论，你自己怎么看待。

伊沙：要允许一些人走得慢一些、气质孱弱一些、审美落伍一些。我写我的，我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人。

记者：你刚刚在《新世纪诗典》推荐了一个失聪的诗人，是怎么发现他的？他的手语朗读能感染到其他人吗？

 伊沙：他叫左右，是西安翻译学院的一名在校生，他自己跑来参加我们举办的一个诗歌活动（长安诗歌节），后来几次把作品发给我，我觉得那首《聋子》写得实在好，就在《新诗典》中推荐了。他的手语朗诵非常感人，感动了在场者。

记者：你参加过也组织过诗歌节，觉得国内的诗歌节和国外的比，有什么不同？

伊沙：国外的诗歌节主要节目是诗人的朗诵，诗人是绝对的主角；国内的诗歌节往往乾坤颠倒，搞得比较假大空，比较游山玩水。我自己参与组织的诗歌活动，譬如日常化的长安诗歌节、譬如《新诗典》的系列朗诵会就是要扭转这个局面，让诗歌节回到诗人和诗歌，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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