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家谈积极心理学之四(上篇)——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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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积极心理学 |
一般说来,积极心理学与众不同的特点有哪些?
积极心理学是关于“什么使生命有价值”的学科,它关注的是人生积极的一面。在积极心理学出现之前,大多数心理学家关注诸如抑郁、离婚、压力以及如何纠正的问题。但积极心理学家对这些让我们不幸福的内容不感兴趣,而对什么使我们幸福感兴趣。他们不关心人们为什么离婚,而关心他们为什么在一起。在积极心理学出现之前,我对幸福这个主题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
迄今为止,积极心理学做出了什么成就?
最大的成就可能是积极心理学几乎不再需要建立它自己的地盘了,因为现在很多研究者都关注生活的积极面。如果你去看看像我所在的社会和人格心理学领域的顶级杂志,许多文章都与幸福、乐观或其他的积极心理学主题有关。因此,可以说积极心理学已经遍及整个心理学领域。我对相关领域了解的并不多。我们几乎不需要一个单独的积极心理学领域,因为它现在已成为大多数人思考的内容,达到了临界规模。
能谈谈你在积极心理学中的工作么?你以在积极干预领域的工作而闻名。
1989年我就开始研究幸福,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给你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斯坦福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天,我遇见了我的指导老师李·罗斯。他以研究冲突和谈判而著称,这与幸福或积极心理学没有什么关系。第一天,不知怎么我们开始讨论“什么是幸福?” “为什么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幸福”的话题。那时真正研究幸福的只有埃德·迪纳,他甚至不把它叫做幸福,而称之为“主观幸福感”。之所以叫主观幸福感,他告诉我是因为那时他获得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职提名,而“幸福”是一个不太科学的术语,他想使用一个易于接受的专业术语。不管怎么说,李和我开始研究“幸福的人如何不同于不幸福的人”。因而在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989年到1999年,我所做的就是弄明白为什么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幸福。
大多数的研究是相关研究,常常有记者打电话给我:“嗯,关于怎样才能更幸福,我们该告诉读者什么?”举例来说吧,我的一个研究表明幸福的人不太可能拿自己和别人做比较。因此,记者会采访我:“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建议读者:为了幸福,请不要拿自己和他人做比较?”然后我会回答:“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做的只是相关研究,只知道幸福的人做还是没做社会比较。”我认为,怎样让人们不做社会比较,或者怎样让人们变得幸福,或看起来像一个幸福的人,都仅仅是个应用问题。我那时认为这是一个不那么有趣的科学问题。怎样让人变得更幸福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而我是一个基础心理学家,仅仅对基础研究感兴趣。但那时我认识到“在幸福是由基因决定的观点下,人们是否能变得更幸福?”这个问题本身确实是有吸引力的。
1999年,我应邀参加了墨西哥艾库马尔会议的一部分。在那里我见到了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肯·谢尔登、劳拉·金、乔纳森·海特,当然还有马丁·塞利格曼和米哈伊·契克森特米哈伊。刚开始,会上的两个人肯·谢尔登和大卫·施卡德就和我讨论起人们能否变得更幸福的问题。直到那时,科学家们对人们能否改变他们的幸福设定点还抱着几分悲观的想法,因此我们提出了可持续幸福理论。这大约是我积极干预研究的开端。我们的理论表明,人们确实可以变得更幸福。在随后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和肯·谢尔登还有其他人一起进行了许多幸福干预。但是我的研究兴趣不仅仅是应用,即找到让人们幸福的方法,我对“人们怎么变得更幸福”更感兴趣。我对成功达到幸福目标的调节机制和中介机制更感兴趣。于是,我的研究兴趣再次由应用转到了基础研究。如果人们生活得更幸福了,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更幸福以及怎样变得更幸福?这是我现在努力去研究的问题,研究这些基础心理机制会使人们更成功地实现幸福。
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Sonja Lyubomirsky)简介: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也是《积极心理学刊》即将卸任的编辑。她研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研究人类的幸福,并且出版了一本积极心理学畅销书《幸福多了40%》。这本书提供了有实证支持的幸福方法。
访谈者:亚伦•加尔顿(Aaron Jarden) ;译者:李继波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校对:赵昱鲲 张庆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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