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故事總是這樣起頭：從前…

話說清朝的末代道臺（相當於上海市長）的小兒子，在道臺位於虹口的公館被日本人霸占後，碾轉至此，用了七根大金條，頂下了其中三層樓一棟。當時不興什麽簽約或契約，頂下來的房產就是你的了。

常熟路那片六排弄堂建立於1939年，是介乎於石庫門弄堂和花園洋房之間的新式建築，統稱榮康別墅。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連體別墅，十棟是一排，弄堂自然形成。底層是客堂間和吃飯間，後面是廚房，還有小洗手間，起居室有門通向朝南小花園的前門，朝北的廚房和樓底各有一門。朝南的二樓三樓各有兩個臥室，三件套的大浴室，所謂的洗臉盆，抽水馬桶和浴缸的組合。上海灘就是喜歡用上只角和下只角的來劃分區域等級，其中上只角就是榮康別墅那種帶抽水馬桶陽臺落地玻璃鋼窗的、設備的住宅的區域了。最初弄堂裏的居民很少，每棟一戶，道臺兒子他們家還能在弄堂裏停汽車，還有一輛自用的黃包車。

解放了，無論多少金條抵押的房子，都歸政府的房管所擁有，住在裏面的人都要付租金。房子歸了公家，當然要配合政府安排，解放後居住面積在人均三平房米不到就算困難戶，家裏面積多一點的，就會被勸說騰出一間兩間讓給困難戶居住，那時候道臺兒子因為好醫施善被鄰居尊稱為爺爺了。

爺爺家的低層吃飯間就是這樣給了某一家困難戶，到了文革，人心激進，看不慣房管所慢悠悠的工作態度，紛紛自己行動，看到哪地段哪棟哪層自己喜歡的房間，就直接搬進去住了。

人丁興旺，弄堂裏也熱鬧了起來，每年的夏天，弄堂幾個女小囡都喜歡每天一早聚在一起，揚臉朝最後一棟樓的四樓天臺嚷道︰爺爺，爺爺 ，喇叭花，隨著清脆的叫聲，天空中果然紛紛揚揚地飄下了五顏六色的小降落傘，小囡們驚呼著去搶奪，那就是那個年代中也有和美有接觸的開心時光了。

爺爺家的小囡很羨慕其他人把晚飯都搬到弄堂裏，不像自己家裏規矩老大的。對面十號的葉家姆媽，她當時的工作很令人羨慕，可以帶很多配給小菜回家，她是南華新村小菜場工作人員，當然辛苦是要很早起身，但是在那個配給的年代，有票子也不一定買到小菜的年代，要老早老早去排隊的，爺爺家的燒飯阿姨，總是在吃飯時講，這個豆腐我四點鐘起來才排在前頭買到的，買到了豆腐，又買不到熱氣肉了。

十號門口的那口井，夏天人們排長龍排隊拎水，不是幹旱，而是免費的消暑樂趣。人們常常把西瓜吊在門口的水井裏，之後吃的時候就是冰鎮西瓜了。再用井水沖灑弄堂的地面，到晚上，就是乘風涼的大好時候，那時候，人人都睡在露天，男人們還赤膊呢，女小囡們“噶三壺到老黯”（閑聊到很晚），探討弄堂裏有隱密刺激的八卦。

七號有一右派，老是被罰掃弄堂，當年不懂事的小囡們還躲在一邊對他指指點點。他姓陸，很有趣的，他的女兒嫁進了十號，嫁給了就是爺爺把客堂間讓給的林家阿四頭。

居然有房子有賣相的復員軍人討了右派的女兒，弄堂裏就傳出了陸小姐是狐貍精的之說，關於這件事小囡們都發誓沒有講過。

上海人的弄堂文化，在外來西方長期的淫浸中，有了變化。為全國男性一族最為不齒的上海男人的妻管嚴，其實主要是受了Lady First的影響。西方男人對女人是寵愛的，上海男人對女人的寵愛當然不是具體到開汽車門，而是體現在做家務中了。九號的張小囡的老公，鄰居們對他的最深印象是每個周末都要把一個人都很難托起的大大木盆裏，洗出可以晾滿幾個竹篙的愛心衣服。尤其是洗床單，擰幹的時候需要兩個人各站一頭，拉開拔河的架勢，往不同的方向用力，才能擰幹。但張小囡的老公的老公不舍得老婆用力，他拉開馬步的架勢，獨自一點點用雙手擰，擰幹部分就往自己的肩頭搭去，整個床單擰幹了，他的頭也被埋在被單裏了。

時間飛逝，弄堂變遷，走的走，留的也很多。爺爺奶奶早就作古去了天堂，他的後代都出國了，正所謂，人挪活，樹挪死，當年譚盾得了奧斯卡金像獎後回到他以前在紐約討生活的教堂外面，當年的同伴還滿足於二百美元一天的賣藝生涯一樣。

八號樓下的葉小囡一如以往，坐在小凳子上，在弄堂的中央，她這動作五十多年不變。從未出嫁到現在孫子都讀小學四年級了。九號底樓的張小囡，69屆初中她，已經白發蒼蒼，但依然留存當年去雲南插隊時那股熱情。

榮康別墅的房價，哇塞，五萬多一平方米可以頂出去，要知道爺爺升天的時候，那四間房間，只要付76元房租，那時上海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工資，是一口價，36元萬萬歲的當口。而現在市面上的房子，榮康別墅附近的，沒有500萬是買不到三居室的，哪怕二手也不行

上海人有錢分四類致富，這是筆者多次往返矽谷上海明察暗訪得來的答案。一是靠房子， 例如，不論以任何理由離開老房子，哪怕在海外流浪也好，可老房子卻因為沒人住可以出售，尤其是當政府的房子也可以買賣居住證的時候，錢就來了。很有上進心努力工作的上海人，當年是可以以勞動先進升職來得到單位獎勵的。只要有了除了自己居住之外的房產，經過這三十年房地產的騰飛，你不想變百萬富翁都難。二是靠教育。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上海人，進入法律會記管理階層的，工資都很高，尤其是上海是個外企最早和大範圍進入的城市，幾十萬年薪的人不說多如牛毛，手抓一把，也會掉下三五七九個人來。三是海歸人從海外帶回的資金。改革開放後，去日本和澳大利亞的人不亞於去美利堅的，他們即便沒有拿個博士文憑回來，但外匯一定是賺夠了，足以開店做生意才舍得回到老家的。最後一種，也是最早下海的，當年做小生意起家的萬元戶，他們以財換財，利滾利，利達利，不是高利貸那個利，而是利益帶動更多利益的意思，千萬別誤會，否則筆者回不了家鄉了。

上海人萬萬想不到的，上海再次在世界人民面前崛起，不是靠馬勒別墅，不是外灘幾號到幾號，而是上海人懶得提起的浦東，這在上海上下角都不可能沾邊的爛泥地，居然遭到世界五十強的親睞。不過上海人很快發現了秘密，在金茂凱悅七十六樓，躺在浴缸裏看星星的樂趣，毫不猶豫地馬上把外灘迷人燈光下的景色收為己有，一種侵略者的驕傲悠然而起。

上海人就是如此沈著地接受時光帶來的變化，但骨子裏依然保持著矜持的固有。就說跳舞吧，中國人的廣場大媽舞，跳出了國門，風行一世，雖然跳到紐約時受到美國警察不中國式的對待，舞者被帶去了警察局。上海人跳舞分層次的，鍛煉身體的廣場舞有，交際生活的茶舞也有，青松城的有音樂伴奏的茶舞，也不貴，每人入場25元人民幣，但要說到最正宗的呢，就是要在上海百樂門舞廳跳舞，280人民幣一位，二位起算，現場樂隊伴奏，吃喝另算。通常先生太太們都要請個老師（也算是伴舞）的才算上檔子。伴舞老師價錢有二百五到八百不等，跳得是標準的社交舞。

那次，也是從榮康別墅走出的老克勒爺叔帶兩位美國回來的侄女去玩了次百樂門。老克勒，最簡單的註解就是精通吃喝玩樂的紳士。當天，克勒爺叔頭發梳得錚亮，筆挺的有縫的嗶嘰褲子下面，一雙錚亮的皮底尖頭皮鞋，這才能在舞廳的彈簧地板上有所呼應。加上舞伴，他一拖三，從頭跳到尾。

雖然兩個侄女已經全盤美國化了，一穿運動鞋，一著拖鞋，但沒有妨礙老克勒的興致，因他知道，兩個侄女全然懂得這場舞的精華所在。上海人就是這樣，可以在並不得體的環境中，保持自己的極致。陳丹燕在她的《上海的金枝玉葉》中描寫的一位被掃地出屋的貴婦人，用鋁質飯盒在煤球爐上烘制外國蛋糕，物質差了，精神永遠不倒。這就叫會生活。即便在空氣最容易凝固的破四舊的紅色恐怖中，上海人可以關緊門窗，拉上窗簾，在床底下拖出馬上要散架的老式唱機，放上黑膠唱片，閉上眼睛，讓命運交響樂的鏗鏘聲，毫無顧忌地在空氣中回蕩！

總的來說，上海人是識時務的。雖然很早的時候，弄堂裏的小囡們都莫名其妙地喜歡調侃外地人：外地人到上海，上海閑話講不來，米西米西炒鹹菜。但現在，當全國人民都一窩蜂地湧來上海奮鬥的大好日子裏，上海人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都不說上海話了。

不幸的要算是早去海外謀生的人，回到上海，高樓飛起，高架飛建，找不到北了！問路吧，人家不知道你在說什麽。所以當克勒爺叔的美國侄女在15電車上聽到滬語鄉音的女生報告：華山路常熟路到了。她才敢確信自己是在上海，榮康別墅就在前方，她，淚水盈眶了。

 
图为道台的孙子，当年的复旦大学生，在自己的家门口踩三轮车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