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像别的书那样，随着作者完成最后一个章节，打上最后一个标点而大功告成；这一本《民谣流域》的新版，却是随着最后一件图片说明、最后一条注释的落定而落定。当我把最后一张图片放在它该在的位置，为了可能的注释盲点而将全文最后检视一遍，我把几乎已经快垮掉的腰往椅背上一靠，心里说：几个月的搬运工生活终于结束了，可以歇歇啦。

新版《民谣滚域》做了以下这些看起来是琐碎的、细小的、没有意义的工作：为每一个人名、队名、唱片名、歌名、音乐名寻找准确的、可信的或者通行的译名；为每一处语焉不详的文字尽可能提供注解；为每一个重要的出场者尽可能标明其存在、活动与活跃的时间；为每一个可怀疑的细节寻找反证或旁证……它们塞满了一个报纸总编辑每日焦头烂额、白班连着夜班的生活中所可能找到的每一个时间缝隙。

为了寻找恰在其位、能说明问题、能提供文字之外信息、甚至能提供另一种述评结构的图片，我六次抄了自己的家，六次将4867张CD（最新数字）从头到尾翻开。为什么是六次而不是一次，是不是脑子拎不清、眼睛不好使？当然不是。寻找图片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构此书的过程，用图的想法在一次次重新审视中推倒重来，最后形成现在的结构：看这本书，即使你只看图片，也能获得一种把握。图片将提供一种速读式的新结构，是文字之外的另一部书。在图与图之间，我也在尽力提供着一种整体性，一种目录构架，一种逻辑的和思维的链条。

也就是说，这本书有两个导读，一个是目录式的，还有一个是图式的。从目录，你可以获得对全书的概观；从图，你同样可以获得对全书的概观。它们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所得并不完全雷同。

我的朋友张立宪，也就是朋友说的“老六”、网上说的“见招拆招”先生，在编辑他的个人独立杂志《书库》过程中，已在反思图片的误用和滥用。他得出的结论是，不用图，或尽量少地用图。我与他的做法不一样，最终决定用600多张图来“装修”这一本《民谣流域》新版。倒不是跟其观点相左，而是我面对的对象，是一本残缺不全的旧书，我对它太不满意，所以要用图的补充，使它尽可能完整起来，厚实起来，而原书之原样，尽量以原貌保存。惟如此，我们方可以既重印一本旧书，又补正其中的不足和缺憾。

这真是一个搬运工的工作。在找图的扫尾阶段，为了寻得最后一批大约30张尚未落定的图片，我把武汉最大的打口带小贩的家抄了三次；爬上梯子，将我自己束之高阁达7年之久的几千盘磁带翻了个底朝天。真是一个漫长的结尾呵。有几天我天真地以为，今天全部的工作就可以结束啦！结果却是，当天的搬运工作并没结束，而是又一个新开始。每一次大抄家的活动，不是接近了终点，而是离终点更远了：意料之外的新图的出现，颠覆了原来的构想，产生结构要升级、已找到的图片要被更好图片取代的冲动。螺旋式上升的不断出现的“最后30张”差点儿没要了我的命，我不是用一天，而用整整一个月来对付它们。当我的唱片、武汉可能存在的唱片、我的磁带、我所有的书和杂志都难填这不断加深之欲壑之时，我又动了到网上猎取的心。这个新渠道的启用，使我原来拟定的图片框架再一次崩溃了。许多图片和说明再一次推倒重来，只是为了更好。

为什么这么难这么难呵！等一切完成，狂热终于熄灭，我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时我才发现，我采用的是一种穷尽式的搞法。为了给这本书配上最满意的图，我先是穷尽了我的所有唱片收藏，然后穷尽了武汉市所有唱片卖主的存货，最后，我力图要穷尽网络。我可以毫无怯意地说：以2006年1月26日这一个日子为界，我确实穷尽了以上渠道所有可能的资源——可与这本书发生关系的所有的图片，我都看过了，想过了。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是一张图都不愿再去找啦，心灰意懒、心如死灰、冷若冰霜，这些几百年前就已造好的词，用在我现在身上，真是合适。

大概已有15年之久，我总是会在无聊的、漫长的、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琐事中，最后获得真知。这件事使我冥冥之中感到，老天爷的仁慈。我的人生意义是在无聊之中找到的，在完全灰色的、无用的、白白浪费的每一日每一日的苦役中，精神的健康反倒得到了根基。

找图片像是一个对位的工作。图与文要对位，确定“文眼”后找图，这是第一次对位。图片扫描后要写说明，说明涉及时间、名称、内容，则需把图片再翻出来，查那些无法在扫描件中看到的内容；如果要说明的是一张唱片，那么还要涉及听觉内容，这就需要把唱片也找出来听听，要求着说明与图片、与唱片的对位，这是第二三次对位。图片用完后要复位，回到被抽取的唱片之中去，唱片也要回家——回到书架上原来的位置，否则唱片库就乱了，这是第四次对位。由于找图片的工作是作者为编者找，没经事儿的编辑怎么能一下子识别对应呢？这一段说明对哪张、那一段说明又对哪张、而它们该插在文中的大致哪个位置？于是作者必须为这600多对图片和说明分别编号、定名、对应、排列，形成严格对位的图片和说明的两个序列。因为整个工作不是一气完成的，需要很多天、很多次地不断扩充和返工，需要在已经编好序号的两个序列中频繁插入“新队员”。插入的新队员是一个两个还好办，但不是，要来都是一拨一拨来，这就开始考验原序列的扩容能力了，一旦容力不够，就得倒回头重编，建立新秩序。

这已经被迫在进入信息工程的领域去思考问题。通过琐碎的、无聊的、长达数月的找图、写说明、建体系、重建体系、换图、重写说明，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在图书管理学、信息工程建设等学科的基础原理方面，我已经自学结业啦。如果哪一天真有这样的必要，需要进入类似领域执行某项任务，我会比别人更感性、更敏感、更触类旁通地理解其中关键。比如我现在能够提供的经验是：任何互动式多系统操作，有三个基本原则必须遵守。第一、尽可能先定出主导系统，主导系统最好在全面开展实物操作之前形成尽可能完备的方案，保持稳定性。第二、当系统之间存在互动性时，不可先行封闭任一系统，每一系统要始终保持良好的开放性、交互性、可修改性、可扩展性。第三、不可片断化地、割据式地优先完成任一系统，而要寻求一种最佳互动模式，各系统同步进展。违背了这三条原则中的任意一条，工作量都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这种交互式多系统工作的体验，其实不独发生在信息工程建设中，日常生活中常常也会碰到，只是我们麻木不觉；意识到了，可能会有一种更好的行事步调，为一生节省下大笔时间。我交过了学费，对这方面的体会像经历过酷刑般深刻，所以失去的时间并不白费。

现在你看到的这几百张图片，为了把它们选出来，我看了几十倍于你们所见到的。在找图片的过程中，尤其在写说明、加注解的过程中，我做的最大量的工作，是甄别。修补这本小书前，我给自己定下两条原则：第一、所有重要的作者、作品都要注明年代；第二、所有的专有名词都要尽全力考证，达到“信”。所以我花了很大力气去到互联网上查找。每个上过网的人可能都有体会，网络是很便利的，轻点鼠标一“姑勾”，所有需要的信息便都被你“勾”来啦。我也有这样的体会，但感受同样强烈的，还有“烦难”的体会。网上有海量的信息，但每一个信息，都需作“信”的考证，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里去。网上的信息，经过交叉式的传播、传染后，哪怕一个小问题，比如某一个名人的生卒，最后都可能误传出十几种不同的说法。信息过剩的时代，知识反倒欠缺起来，思想反倒欠缺起来。知识与信息的区别是，知识是可靠的，信息是可疑的。思想与信息的区别是，思想是有源流的、可信的，而信息是片断偶发的、不可靠的。知识需要识别，思想需要空虚，需要置空的时间，使之得以生长，需要寻根溯源，让它变得坚实。在我们这个时代，信息是需要一定屏蔽的，在静空里，反倒有许多东西，正被人们遗忘、失去。

《民谣流域》初版于1998年5月，是一本诞生在互联网发生之前的书，它最初有一部分目的是提供信息，现在看来，它真正的价值可能倒在于提供了想法。感谢编辑杨全强先生，让我有一次难得的改正错误的机会。《民谣流域》大部分的文字均成稿于96、97年，那是一个互联网还未成为日常生活、广大人民还在受信息短缺之苦的年份。有了“要为人民提供一些信息”、“要描画一个音乐的世界地图”的冲动后，我找来一个合作者——在武汉一家医院做见习医生的史文华。史文华是医生世家，但不务正业出轨了，迷上了音乐；现在又出轨，改迷上电影了，是美国某电影学院的见习编导。当时我还没料到后来这些事，让他做我的助手：每次由我提出每一章的方向、框架、人物、作品、人物之间关系，我列出文章大致的来龙去络，然后由他去搜集资料，把我从音乐中听出来的东西，通过查找国外的评介加以证实和扩展，用实实在在的“信息”，把这些乐识变成易说易懂的历史活动脉络。一句话，就是我出想法，他找资料，最后再由我执笔完成。

史文华的父亲和兄长都在美国定居，所以，他总能找到一些资料。找到后他会先消化，按我的构思写出一段一段的初稿，中英混杂的、片断化的、用A4纸写成一页一页的，字迹特别潦草。这些初稿平时丢在我的书橱里，一俟有机会我就拿出来进行串接、磨合的工作。我们几个星期见一次面，见面就是我谈思路，他交资料，在最后成稿过程中则从来不见面，就我一个人写。当时电话不像现在方便，我们两家相距也远，各人各有各的事，平时很难碰到一起。记得稿子原来是给一个杂志连载的，因为报社工作忙，所以每期都是到了截稿的最后一天才匆匆完成。这种疏于沟通的合写方式，埋下了这部书的一些隐患。也由于史文华的资料来路纷杂，在信息传递中失真更被放大，也埋下一些隐患，特别表现在一些歌名、专辑名被我误写误译上。后来，杂志的印行本及这本书的初版清样也曾送到史文华手上，但史兄几乎从没有异议，我猜他自己也失去查证、核校原始资料的凭据和可能了。一些在文字交接过程中由于我的望文生义和想当然产生的谬误，就这么沿袭下来。

现在，靠着杨全强先生、蒋卫国女士给的这次机会，原书一些错误顺利得到改正，但是，表面的错误改过之后，这改错的工作竟有点停不下来了。站在8年后的今天向以前望过去，我依稀看见一个胆子特别大、耳朵特别灵、思想特别跃进的自己。在那个没有多少史料可凭依据的年代，真是什么都敢想呵。其中的狂妄，与农民造飞机的劲头，如出一辙。而由于基础研究不够，掌握事实不足，文中处处留下飞得太快的痕迹。我们真是太想飞了，一飞就跃过了史实中的诸多疑点、难点、谬点，轻轻地就抵达了结论。这个胆大农民异想天开的飞行，立论中的臆测成分，真得时时刻刻小心才行哪！但别说，这家伙当时的耳朵也还真灵，关于整个音乐史的框架，基本上出自耳朵的经历，是耳朵而非史料指出了方向，是身体的经验，是真生命的痕迹，而它们竟与后来发现的史料大体一致。最后那一张“音乐的世界地图”，我绘制它们的时候没看过哪怕一页资料，全凭着耳朵的发现，竟把整个世界不同地区的音乐关系，大体准确地绘成了一个家谱。而我辨识其中某些关系的依据，可能仅仅是几张唱片，但就凭这几张唱片为入口，我进入了与它们相连的圈子、地区、民族乃至整个世界。这样以“听”为向导而不是以“资料”为向导的乐识，不正是音乐研究应该秉守的一部分真义吗？

今天这一个信息充斥的时代，这样一种对听觉的尊重，对信息暗示和诱导的屏蔽，不可能再有了。乐识真的是需要天真之气的，去除各种信息杂念，赤裸地听，尊从耳朵所听到的，而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来发现，来认定，那音符给你的感知。而当时真的是有这一股天真之气。

所以这本书并不想重写。如果有时间，它是需要推倒重来的。这是一部谬种误传的书，再改都是谬种；当我拥有更多知识，同时坚决地葆有当年的天真之气，我知道这部书需要站在一个更坚实、更广大的基础上重新来过。支撑当年设想的所有可能的文字和资料，今天已经大多数具备了，可以小心细细地加以求证了。但旧物有旧物的信息，还是整旧如旧吧。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做大的改动，只做局部改错的工作；不做文字的扩展，只加进图片、说明、注释加以补正。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不后悔，就当是一个遗迹。

原书有一个副题：流行音乐的流派和演变之一。这个副题，埋藏着一个梦。如果当时有一种狂热一直支撑着写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三本：一本民谣，一本电子先锋音乐，一本世界各地民歌。电子先锋音乐我和史文华开了个头，写了大概五六篇之后，无疾而终。世界各地民歌更是只剩下了愿望。它唯一还在的，就是直到现在我仍在每月购进这两类唱片，并以买到这两类唱片为最大的收获。以我的乐识所及，我觉得写好这三部，就把人类的音乐写尽了，而从古到今的所有音乐流向，将因此而再获清晰。音乐的源流，在我看来不过是两面。一面是既有的乐种演变，一面是新物性导致的新乐性。既有的乐种是民歌民乐，它是一个存量，像这个世界的物种一样，只可能减少，不可能增多，只可能因杂交而嬗变，不可能突然消失或突然变种。新乐性是电子先锋音乐，它在增加音乐的新物种——由这个世界新产生的“物”而不是“乐”生育下来，有时也突然刺激了民歌民乐，发生非生物学的变种。《民谣流域》最初起书名叫“民歌流域”，实际上是一个未完成篇，本想在这本书已有的部分完成之后，紧接在牙买加、巴西音乐之后，将其他各国民歌、民族音乐也一一写来；最后再用一本《电子新世界：流行音乐的流派和演变之三》——为它们画上句号。

感谢菲尔·哈代和戴夫·莱英，《发博丛书：20世纪流行音乐》（The Faber Companion To 20th-Century Popular Music, Phil Hardy & Dave Laing, Faber and Faber, 1990, London）这本书虽旧，却提供了可堪信任的知识，我的不少对人物生卒、乐队概况的识别，即来源于它；感谢西蒙·布罗顿、马克·爱灵汉姆、理查德·特里罗，《世界音乐：粗略指南》（World Music 1&2, the Rough Guide，Edited by Simon Broughton, Mark Ellingham and Richard Trillo, Rough Guides Ltd, 1999, London）是一本太了不起的汇编，对欧洲以外音乐知识的查证、说明、注解，依靠了它才得以实现；感谢爱尔兰的瓦特夫妇（Lloyd Watt & Maureen Watt），你们对凯尔特乐队名、歌名及相关知识的查找，扫去了我对凯尔特民谣、加拿大民谣的最后一些疑问和盲点；感谢我的同事龙大虎、姚隽、王勇，是你们不厌其烦的、额外的、高效的工作，得以使上千张图片的扫描得以高质量地完成。

我还要感谢王晓峰、章雷《欧美流行音乐指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1版）、袁越《来自民间的叛逆：美国民歌传奇》（现代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东方《唱片小百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1版）、刘小山《激情岁月——摇滚的风格、源流与收藏》（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感谢互联网，尤其是艺人们的官方网、作风严谨的非官方网、各音乐百科网，感谢西方唱片公司规范的印刷和出版工作，这本书的错误、缺憾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补正，也因为有你们的存在。在新版校正过程中，你们的书、网站、唱片内页，也被我时常阅及并深受其益。

但书中依然存在谬误。我越深地探究某些词汇的正义、某些音乐派别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我便越觉得谬误丛生。一本涉及众多研读对象的书，求得细节的准确真不是件容易事呵。甚至，某个细节的准确程度有时就代表了你对全体认知的精深程度。别小看那一个个小小的细节，比如，歌名中的某一个词，乐队中某一个人物的绰号，它就像某一个生物体内部的密码，你要是真把它说真确了，那一定是在弄通透了生物圈的来龙去脉之后；而每一个这样的命名、这样的小概念都弄通透了，其实就是弄通透了与之相联系的一大段历史。与之比起来，已存的历史，不管多宏大、多详实，其实都要粗疏大意得多呢！

“当世界上还有更广大的事物等着我们去领略的时候，把时间花在这些细节考校上，真是浪费。”2006年2月，受完美心态驱使，我继续在更好的图片、更准确的注释和校正中留连，这时却听到心底有另一个声音说，“放下这些琐碎，前进吧！”于是，我毅然关闭掉所有工作，心如铁石，写下了这篇后记。

李皖   

2006年3月1日

《民谣流域》，李皖 史文华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版，2008年1月第1次印刷，定价4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