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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此时,我总要为现代商业的强大功能感慨甚至惊叹,它能把每一个人都安排得丝丝入扣,不由你不服。世界是一架精密的机器,哪怕你是一个批评家,是一个抒情诗人,你也同样被安置。批评和抒情的发生,不仅有它固定的位置,还有它已被规定的节律,这种节律和整个机器的运转节律保持高度一致。好,你现在想抒情了是吗?先不忙,你的时间还没到/已过了;或者,你现在没来情绪是吧,但是,该轮到你上场了,大声唱!好,时间到,停!下一个!
运作,连抒情都成了运作,成了楔入时间表的按时发作。安排到你了你就得“秀”,时间过了你就得下场。唱片公司运作了唱片,唱片运作宣传,宣传连动了传媒,传媒和唱片公司再一起运作乐评人。出片——乐评,新出片——新的乐评,宛如机器周而复始的机械转动,乐评人只是一个传承部件罢了。噢,你不想玩儿这游戏,想自由地听你喜欢的、评论你想评论的?好,那么等于你自动出局:你的文章将找不到地方发表,你的抒情只能自娱自乐。想不自娱自乐,来吧,加入我们的运转。
我总想:这好像不太像生命了!什么都不是即兴的,什么都不是自发的,什么都不是个人性的。生命原有无拘无束的随想、不期而然的心动、时时刻刻发生的意识流,但它们现在被遏制了、被规定了。我丝毫不难想象乐评人的生活,他们的每一年被每一年的新唱片占满,他们的每一月被每一月的新唱片占满,他们的欣赏是被规定的,由此他们的抒情也是被规定的,在这种被规定中他们获得发言的机会。他们被这个社会接受的前提,首先是他们接受商业运行的行规。
激情和感受力也许就是这样被磨损的。1997年,中国的乐评进一步信息化和时尚化。另一个极大的特征是:这一年,音乐各界(古典音乐,二十世纪音乐、民族音乐、摇滚乐、流行音乐)都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唱片,但乐评人的感受力已经老化,我们竟然听不到什么议论:既没有心灵的感悟,也没有中肯的批评。在音乐创作还没有腐朽到不中用的时候,倒是传媒和乐评先不中用了。



















1997年岁末
首刊于1998年元旦前后某期《音乐生活报》,收录于《我听到了幸福》,三联书店200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