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晔，女，我的同学。江苏扬州人，复旦大学毕业，曾赴日本留学多年，现居瑞典。

那幢房子在正式文件上的名称是“斯万隆德的木屋”。整个思而肯岛，叫斯万隆德的地方就那么一处，它就坐落在我家松斯莱特六号的北面。思而肯人闲聊起来，提起“提尔达的木屋”，见我没反应，才恍然大悟，“哦，就是你家斯万隆德的房子。早先有个叫提尔达的女人住那儿，就这么叫惯了。”原来如此。那座房子是被我家买下来的，它正好立在我家地盘上，而旧房主的转折亲戚们不想再要房子，原意卖了，大家分点钱去。提尔达在很多年前就死了，她唯一的，从没出嫁的女儿艾琳在1980年左右，在六十岁上也死了的。

我在斯万隆德木屋的储藏室里看到了纺线和织布用的木头架子;制作奶酪的木头长桶;雕花的木头箱子;正面有红色的颜料写着“1840”几个数字，那该是年份了。一个木头盆，有了些裂纹，白色的面粉深深嵌在木头缝里，我把头埋在盆里，居然嗅出一股粉香。该有多少年了，也许是这里天气干燥的缘故，才保存了这面粉的味道吧，是提尔达或她的女儿和面留下的吗？还有几只小书桌一样的木头柜子。一触摸，桌面原来是可以打开的，是旧式的脸盆架子呢。

我仿照我的邻居，让旧物能尽其用。按这里的习惯，奶酪桶变成了门口可以放雨伞的架子。那笨重的木头箱子被德国人弗兰斯看见了，他跟我打听，要多少钱可以卖给他，说那在德国很吃香呢。我没有接他的话茬，姑且把箱子放在二楼当作摆设，也让留宿的人放放杂物。和面的木盆让我摆在一楼走道的桌子上，猛一看，还有那么点戏仿仰韶文化的效果。

我甚至翻出了几张旧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个老年女人坐在纺车旁纺纱的侧影，一个中年女人在纺车的另一边坐着，却正对着镜头。那纺车不就是堆在储藏室角落里的木头架子嘛。不消说，老妇人就是提尔达了。正如达格奈告诉我的，提尔达有张坚毅的脸。中年女人，想必是提尔达的女儿艾琳。看不出艾琳是传说中有些智力障碍的人，她看来不快活，但眉眼儿清秀，腰身是细细的。

如今已六十五岁的达格奈是思而肯现有居民中唯一一个见过提尔达的。那时，达格奈还只是个五六岁的小姑娘。母亲总在圣诞节前，叫小达格奈提着篮子送肉肠到提尔达的木屋去。圣诞节，家家总要有些肉吃。提尔达母女，除了一幢木屋，没有自己的农场，这就是说，她们没有自家的猪。达格奈的妈妈通常把自己灌的肉肠送一点给他们。妈妈在圣诞前夕的家里忙得团团转，只有支派唯一的女儿达格奈去。达格奈不喜欢干这个活。她从大路上拐进林子里，要走六七分钟。林中小道上只有冻着的草，覆盖着淡红色的山毛榉的落叶，或者就是白色的积雪，四处静悄悄的，看不见五月的铃兰花，也看不见八月的野草莓。以为笔直的路想必并不直。明明记得那里是有座房子等着，走了许久却还是不见。回头想看看来时的大路，大路已被林子里的枝枝杈杈遮断，人在半途，大路上的动静也听不见了。达格奈有些害怕，以为小路的尽头大概什么也不会有了，突然地天地开阔，冒出一幢红色的房子，这红色的二层小楼在静静的白桦林里陡然现出，几乎有震天的巨响。提尔达和她的女儿看上去面孔严肃，常常是穿着暗色的衣服。虽说看得出腰身，但那些衣裙，从脖子到脚都罩得严严实实。通常达格尼放下篮子里的东西就走，也得不到一点提尔达烘烤的糖果或饼干。提尔达会立在门口追着达格尼的背影喊，“向你妈妈问好。”达格尼总有意无意地忘了带信给妈妈。他们这些大人，光记得这没用的，问好，问好。提尔达光记得向妈妈问好，达格尼不觉得那有多么重要。

到了夏天，妈妈不如圣诞节前那么忙了，偶尔拉着达格尼来斯万隆德串门。有妈妈护着，达格尼以为这下可以透口大气了。达格奈被安置在大人们坐的凳子旁边，高高的凳子，木头的，硬得扎背，她的脚长时间悬着，很快就发麻了。达格奈不由得看看窗外，窗外阳光灿烂。她想到草地上去看看花儿，新开的白色的牧师的领子，蓝色的勿忘我，还有草丛里跳跃的小青蛙，那要比听大人们说话有趣多了。她悄悄地滑下椅子，一扭一扭地往门外去。妈妈没有制止。提尔达奔出来吼道，“不行，回来，不能把新割的草坪踩坏了。”提尔达有粗大的嗓门。这回，达格尼被安置在门口的凉台里坐着。她明白了，斯万隆德的草坪是用来看的，她不能奔跑，要规规矩矩地坐着，这样才合提尔达的心意。这对天生好动的达格尼来说，太难受了。要知道，达格尼后来成了名体育老师，在她六十五岁的今天，每周都要长跑两次，一跑就有七千米呢。

我在小屋的杂物里，还翻出了另一些相片。有一幅是三个人的，除了母女俩，多了一个老年的男子。难道是提尔达的男人？

我把这相片拿给从岛上搬到城里老人公寓的埃里克看，八十五岁的埃里克只瞄了一眼，就毫不犹豫地说，“哦，那是提尔达唯一的哥哥。你知道，那房子就是她哥哥帮她造的。”

这可都是传说。有一年的夏天，就是通常的瑞典的夏天。夏天绝对是美的。即使是最谦逊害羞的思而肯老人，也会微笑着告诉你，“当然，夏天是美的。”意思是说，冬天的北国的美也许不是人人能够欣赏，但是思而肯的夏天，那是没有瑕疵，无懈可击的。阳光那么充裕，但并不炎热。思而肯从不需要扇子和空调，相反是微风和煦的。天空总那么蓝，湖水也蓝，湖边的芦苇虽说在早春被割掉过一批，如今还是长成了一个幸福的大家族。宽广的湖面上人和船都很少见，那时还没有如今这样多的夏季旅游者。湖心的岩石上，立着一两只水鸟。当你以为这奥斯南湖过于寂静的时候，一只水鸟从芦苇丛里飞出来，又俯冲向水面，只和水皮微微地亲个小嘴儿，就又飞高，飞向更远的水域去了。而有经验的人知道，更多的鸟儿，各种各样的鸟儿，就窝在湖心的一个个小岛上。你看不见它们，它们兴许看得见你呢。那里是它们自己的王国。奥斯南湖是属于它们的。在这样的夏天里，早晨四点天就完全亮了，到晚上十点，月亮已挂在天幕半个时辰，天还亮着。能感觉到这是夜了，因为空气凉了，草有些湿，连夜莺也停止了歌唱，鸟儿都睡了。人，要拉上厚厚的遮光窗帘才能睡着。虽说日照时间长，但一天的光线各有不同。不同时间的光线仿佛是有味道的，能让人闻出来，也能被水反射出来。湖上的日光，在早晨，中午，或黄昏，都美，却是各有各的味道和反射的。早晨清新，透着粉色；中午热情，是撒向一切的橘红；如果是傍晚，是坦然的，即使还有橘红，红色里有着黑色的厚底子。然后，红色消退，黑色却没有立即就来，却把白色留下了，白，却是混沌和苍白，那就是夜了。这样日照长久的假日，最适合狂欢，夏天是跳舞的季节。夏天尤其适合瑞典的民族舞，乡间人人爱跳，小提琴，手风琴加上口琴，合奏出大家熟悉的旋律。岛上总有几个无师自通的人可以拉出来。“ 第一次我看见你，那是一个夏日的白天，在上午，阳光明媚，成百的花儿开放，一对对。” 做爸爸的把娃娃背在身上，拉着妈妈一起跳，小伙子和姑娘搂着腰跳。八十岁的婆婆，自己跟着大家转圈子，跳她跳了一辈子的曲子，她的脸皱褶着，她是在笑呢，“夏天是美的”。

那时，从奥斯南湖中最大的岛思而肯到湖中一个叫野汀的小岛上还没有桥。但两边有来往，要划了船才可以过去。在思而肯做佃农的一个小伙，他的家就在 野汀岛。在一个深夜，水鸟已经睡了，湖光虽然可以看见，却暗淡冷峻，湖水看起来比白日里深。湖水还是温温的，晒了一天，一周，大半个夏天的奥斯南，即使是在深夜，也不可能冰凉呢。不知为什么，小伙子在深夜里游了湖。他一向水性好，那一晚正是月圆，他却溺了水。他淹死在奥斯南湖里了。

不久，一个住在思而肯中南部露塔霍特农庄附近的少女被家人发现，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而她和那不久前淹死的男子曾一起在一家农庄做过帮工。

女孩的父母老了，腼腆，穷，没有自己的地。女孩的哥哥来求一个远房的亲戚，本来思而肯这地方，大家都可以攀得上表兄弟的。他去的地方就是松斯莱特，要求借一块地，造一幢小房子。哥哥得到了许可，他离开大路，从松斯莱特往南走，一直走到森林的里面，隔开一排白桦树的枝叶，已看得见闪闪烁烁的湖水，他停住了，就是这里了。他站立过的那块地方，就有了一幢红色的木头房子，是一帮邻居和熟人一起帮着盖的。现今的人都知道靠湖水的房子价值更高，觉得那才是雅致的夏天的别墅，但很多年前，尤其在冬天住在临湖的房子里，风雪是大的。哥哥把怀孕的妹妹安置在木屋里，这个妹妹就是提尔达。

八十五岁的艾瑞克说，“那不就是这么回事。”还说，那个佃农，泅水过湖，就是为了在夜里和提尔达相会。那一年的夏天，那佃农没少在奥斯南里泅水。

在保守的斯莫兰省做个单身母亲，在1920年左右，是遭人歧视的吧，从此不敢见人了吧。“没有，提尔达她可厉害了。有一回，一屋子的女人叽叽喳喳，提尔达一拍桌子：‘现在都给我闭嘴，该听我说了！’她一吼，大人小孩都有些怕呢。”达格奈想了想又说：“倒是她的女儿艾琳，脑子不太灵光，是提尔达怀孕的时候受了刺激造成的吧。” 即使是知道些根底的达格奈也无法知道提尔达当时受到了多大的刺激。 提而达和她肚子里的孩子都还活下来了。湖水如果真是夺走了提尔达情人的罪魁，要以怎样的心情，她才可以继续在看得见湖水的地方度过她的年华？虽说，她从露塔霍特的湖水边搬到了斯万隆德的湖水边，但那都还是奥斯南的水。

提尔达的房子有上下两层，楼下有厨房，一间起居室和大卧室，都看得见湖面，北面的一间小屋，虽说没有湖景，但看得见花和树，楼上一间大屋子正对着湖，一间小屋是提尔达纺线的地方。主要的屋子里装了壁炉，有三个。可见是要辟柴取火的。草坪上有旧的井栏。她们在很多年前，用过井里的水。1920年没有电视可看，屋子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书架，一本比砖头还厚的圣经。圣经的纸面泛黄，书脊都有些脱落了，第一眼看过去，还以为古旧到是拉丁文，一翻，还是瑞典文。本来也是，提尔达和艾琳这样的农妇怎么可能费心去学拉丁文呢。

一些浆洗得发硬的亚麻桌布留在壁橱里。虽说是亚麻，却是劣质的，粗糙，还有些发黄。有厚厚的用旧衣服编织出的地毯。提尔达很擅长编织吧，她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里，有一张就是她坐在二楼北面屋子的窗口编织。

我没有看到任何纸片或日记。听说，那一代的农妇没有多少是会看书写字的。提尔达呢？大概也不会吧。关于她的信息实在是不多了。

一个很大的旧式烤炉完全主导了厨房的韵味。白色的墙面，黑色的宽大而深长的肚子。黑色的台面。很是气派。至今还可以用它烤出面包来。烤炉的上部本来吊着些水壶，铜的。我都还见过。某年的冬天，小屋遭了小偷夜袭，铜壶被偷走了。

可是小偷偷不走这里的花，它们是在土里有了根的。 春天，依次开放出绿里透白的雪点，黄色的水仙。我以为是野生的，邻居说，那总是要有人先种下去一次，然后才一年年冒出来。那么，那一定是提尔达母女种下的了。一丛铃儿草，就在正门口，衬着湖蓝色油漆的木头门，总在六月，开出玫瑰红心形的花。

如今的草坪，很少有空去整理，因为很少有人住在那里，除了夏天。人迹罕至的冬日，甚至有了野猪放肆的脚印，它们大踏步地走过，用嘴巴把草地拱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据说是饿得慌，出来找食的。如果提尔达还在，她大概会冲出去，吼一声，“草地可是不能乱踩的！”那样，野猪总可以被她吼跑了吧。

某年夏天，有柏林的几个朋友来住。那是两对夫妻，丈夫们结伴钓鱼，妻子们在林子里采蘑菇，在屋子里做手工活。湖边的好好的白桦树上，被挂上两个硕大的鱼头。时间久了，鱼头发干，发黑，变硬，猛一看，还以为是吊了人头，尺寸当然不对，但总是怪吓人的。柏林人舍不得把它们从树枝上拿下来，要炫耀自己钓的鱼最大。我不喜欢挂在树枝上的鱼头，碍于面子，话到嘴边，没好意思说。若是提尔达在，一定也不喜欢这些个鱼头吧。

两个柏林的女人，指着窗台上提而达的照片问，“这是你家的亲戚？“不是，没有关系呢。”“那就好了”，其中一个女人把提尔达的照片放倒，在那位置上换上了她们新作好的玩具小熊。作为柏林象征的小熊，脖子上系着蕾丝的丝带。她笑吟吟的：“看，这样可爱多了吧？每天看着这个老妇人的照片，好比走进十八世纪，怪闷人的。”

她们不喜欢提尔达的地毯，说，现在宜家卖的地毯花色新，也容易打理，以有经验的主妇的姿态，建议我把这些老掉牙的旧东西全扔了。我觉得提尔达的东西扔一件少一件。宜家的地毯，新得俗气，破坏了小木屋的整体氛围。我从心里看不惯德国主妇的自说自话。

城里人来这里要的是浪漫的瑞典的夏。其他的，比如，这里的掌故，跟他们的假日有什么相关呢，跟这里高高的天，温暖的太阳和蓝色的湖水，温暖的清风有什么相关呢。

屋子的西侧，本来有一棵梨树。森林公司的人来看林子，建议把它给砍了，说是梨树已经老了，刚种下的时候，也许离房子是恰好的距离，如今它的根部已到了对房子构成危害的程度。况且，花一年只开几朵，果子已结不出，留它有什么用呢。屋子的南面，在一片白桦林中突如其来地有一东一西对称的两颗云杉。我觉得，那是恰好的两棵圣诞树呢。他们建议把那也砍了，说留着很不协调。

家里人也同意，只有我犹豫不决。毕竟一砍，就再也没有了。男人们都哈哈大笑，不以为然，还是动了手，说这完全是为林子好，为房子好。

提尔达的气息被惊扰得越来越少，这里越来越成为和许多其他散落在湖边的别墅大同小异的红色木屋。说实在的，我有些厌倦那些来访的自作主张的人。我觉得那房子还是没人住时看来最美。那时，从它身边的草地上悄悄走过，从湖边，透过白桦叶子看它，从东边一颗山毛榉上荡着的秋千里转眼看它，都很好。如果，一定走进屋子，走到二楼的白色阳台上，湖上的颜色就在眼底。我觉得不是我站在阳台上，是这房子自己如同一个玉人站在这里，我只顺着她的视线偷看一眼罢了。我于是就默默地下了楼，用那木头旧锁，拴上门，退回到大路上去。

达格奈的父亲和斯摩兰出生的文豪 ，《移民》四部曲的作者莫贝利曾是好友，因为达格奈的母亲是思而肯人，大作家莫贝利有一回在某个夏日来思而肯跳过舞呢。父亲和作家总有说不完的话。在他病逝前，作家来探病，两人最后地长谈了一次，一如既往，是各谈各的，有时几乎同时在说话。这不太像两个男人的交谈方式，却像是两个女人的。两个男人对此却很满足。在类似这样的无所不谈的交流中，达格奈的父亲看来是跟作家提起过提尔达的。作家写了一篇文章，据达格奈父亲说，那写的是提尔达，不过，文豪没有采用提尔达这个真名。

我曾央求达格奈帮我翻出那文章来，达格奈不清楚那究竟是那一篇，我自己查了一些书也不了了之，何况我即使找到手，怕也不能当作提尔达的传记来读的。现在人们除了知道有个女人叫提尔达，就连她的全名，也没有人提起了。

她是葬在本地教区的墓园吗？瑞典的墓碑，一般在写着姓名之外，也会写地名，写农庄名或居住村落名，以此说明一个人的来龙去脉。如果在本教区的乌索特教堂墓园散步，不经意间，是否能看见一个写着名字提尔达，地点是斯万隆德的墓碑呢？或者提尔达会选择她娘家的地点，思而肯岛的路塔霍特作地名吗？一个墓碑若几十年没有人给栽花浇水，是要被清理掉的。乌索特教堂的墓园里，零零星星看得见教堂立了木牌，在三两个颓废的墓碑边上——“某日前，若此碑石的亲属不能前来认领，本堂要按有关规定予以清除。” 像提尔达那样断了香火的人，她的圣经和相片也都落在了跟她毫不想干的我的手上，她的墓碑是否还在，还真难说。至于她的女儿艾琳，除了听说她脑子有些问题，关于这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般。她也许和某个夏日的奥斯南湖有关，她生命的起落，是奥斯南里的一点水沫，消失时，也没有冒出一点声响。我在乌索特碰到过一些也叫艾琳的女孩或年轻女人，她们都有一张快乐的脸，我听说了她们的名字，不由得诧异，住得这么近，同名原来也不一定同命运的。我常常不由得多念两遍，“呵，原来，你是叫艾琳。”说来也怪，我在瑞典这些年，还没有碰到过一个也叫提尔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