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杂谈 |

记得有一次李娜说:她不拜师,怕拜师把自己拜没了,用学院的方式一训练,也许就找不着自己了。她说她听帕瓦罗蒂有一个感受,那既是一个民族的声音,又是发自一个人生命的声音。她要通过自己的生命,找到我们民族的声音。
这就是流行音乐与学院音乐的最不同处。在严肃的流行音乐(请注意与流行歌区分开)里,音乐家是以个体表达为指向的,而不走师承、钻研、然后按某一套式进行创作、革新的路子。它并不维持既有的艺术格局,而随时建立着自己的形式。简单地说,它不是规范的写作。就像平时写文章,散文是散文,小说是小说,说明书是说明书,各有各的领域,各有各的文法,而流行音乐是不承认这些既定的领域和文法的。《苏武牧羊》没按民乐的套式去写,但它在骨子里又极力禀守了民族音乐的思维,以开放的态度写民族音乐,所以,虽然它并不是传承形式,最后完成的却是民族音乐的活的继续,一种与个人生命纠缠到一起的继续。
所以对《苏武牧羊》的创作者来说,难的倒不在摆脱民乐的套式,而在摆脱既有流行音乐的套式。在这一点上,曲作者、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硕士黄荟成功了,这是《苏武牧羊》最大的成功,也是众多演奏、演唱者的成功。《苏武牧羊》在音乐上是卓然自立的,其作品形式之于民乐和流行音乐、其中国音乐风范之于世界乐坛,都呈现出卓然自立的大度。它保持了中国音乐思维的完整性,维持了大量民乐传统的原有形态,不是只把民乐器当作音色,用自己的瓶子(外观)装别人的酒(内质),用民族的乐器奏别人的音律,在音乐总构上认了西方的主人(从近几年的经验看,在很多国家和民族的音乐里,这主人有时是新世纪音乐,有时是摇滚爵士,有时是英美民谣),在整体上先失去了自我。《苏武牧羊》没有,它使中国音乐在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创造中守住了自己的结构、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命形式。中国人的调(不是调性)、板眼、锣鼓点、行腔还活灵活现地活着,但又不是在扮演古人。它甚至展露了这样一个奇异景象:在对流行乐器、世界多民族乐器的使用上,它表现了一种为我所用的泱泱大气。它用了木吉他,但是我没听到一段民谣或古典的弹拨;它用了弗拉门戈吉他,但是我没听到一丝丝的西班牙民间热舞;它用了西它尔,但是我并没听到印度音乐;它用了非洲打击乐,用了拉美乐器、阿拉伯鼓,但是我都没听到,我耳边听到的全都是中国。在套曲的第二首《骁歌——出塞》中,我有意收住心神细加辨别,结果发现了低音长号,但是却以一种像中国粗长号筒的声音传出来,在心的感知上,它就是两列哞哞长啸列成威武仪仗的中国号筒。在中国音乐的整体照耀下,各种乐器聚集了,都成了中国乐音的一部分。在你心灵上响起的就是中国的鼓、中国的管乐、中国的杂打。壮烈时,它是鼓乐齐鸣、遮天蔽日、“四面画声连角起”的号管合唱;柔婉时,它是琴瑟独语、苍凉凛烈、呜呜羌管遍地的胡乐燕声,而套曲在整体上突出的,是一种刚烈、强悍、霸气、磅礴的民乐织体,着墨于中国历史上“男性时期”——汉代的骠悍辉煌,显露出中国音乐罕见的另一面。
既继承遗产,又不以僵化的态度对待;既拿来主义,又保持一个民族自身的尊严,这就是《苏武牧羊》。它在一切重要方面都保持着中国音乐的形态,但都不是僵硬的,而是开放的,贯通的,自身有生命的。而李娜近四个八度的撼人演唱,亦民歌风范亦随心所欲,表达着亦民族亦个性的流行音乐魅力。《苏武牧羊》的尝试提醒我们,这种从个体生命寻找新的民族音乐的路子,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声乐套曲《苏武牧羊》资料:
1997年10月发行。全曲七段:序歌——一个古老的故事;骁歌——出塞;牧歌——贝加尔湖的冬天;琴歌——望月观花;春歌——牧羊姑娘;酒歌——归来;尾歌——梦里草原。
词作者:田青,音乐学家,作家,佛教音乐权威。
曲作者:黄荟,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硕士,在京城音乐圈浸濡多年,着力探索“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间的“第三种音乐”。
演唱者:李娜,兼有抒情女高音,戏剧女高音、女中音,花腔女高音,戏曲和民歌人声的特色。
风格:以历史上的同名歌曲作为贯穿旋律,兼及古代雅乐、燕乐、西北民间音乐、蒙族音乐、阿拉伯音乐、中亚音乐、东欧音乐的元素。
乐器:100多种,民族乐器占70%比例。除了大量的并不流行的中国民乐器,还广涉世界各地的民间乐器。最后以合成手段合成。不是现有流行音乐音响模式,同时维持流行音乐主体面貌。
音乐结构:中国叙事音乐+西洋清唱剧,将古典音乐某些概念引入流行音乐。有一定前卫性。
录音效果:电声与混音技术难度在中国录音史上空前,采用多层次拾音方法,动态、分贝反差较大,达到发烧级的音响规格。号称投资百万,耗时一年,混音时间35天。
1997年10月
本文纸媒版本载《我听到了幸福》,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