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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每年都要表彰一张年度音乐,从当年出版的华语音乐中挑选出来,只表彰一张。这个奖很隆重,只有一张啊,你说什么样的音乐能够从一年共出版了近千张的专辑中跳出来,成为这一年的代表?
这不是随便评的,有点超越了任何技术的考量。因为评出的这一张,必须能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不是《南方周末》,但即使它什么也不意味,这样评出来,它也就意味着这个年度,是一个座标,一个尺度,一个方向。
2009年的年度音乐,评出是五条人《县城记》。
五条人是一个用广东海丰话唱歌的乐队,主角是两个20来岁的青年。不看歌词,一句都听不懂。看歌词,如果是海丰话版本,能听懂一两句。我是北方人,不懂得南方的方言,但第一次听《县城记》时,就觉得全懂,甚至觉得,它唱的是海丰,也唱的是我的家乡,比如安徽长丰,江苏徐州。
它太是那么回事了!就是家乡的亲人,用着家乡话,神聊乱侃。或者你去坐火车,在火车的硬座或者硬卧车厢,你听听大家都在聊什么,都有着一种怎样的语气,亲切的、牛气的、真实无比的语气,嘿嘿,就是《县城记》。
“十年水流东啊/十年水流西/少流几年行不行呢?/连鬼都不知道”(专辑第1首《十年水流东
它唱一个海丰后生,“你老势势
五条人有一种很朴实的东西,这么唱出来,跟流行歌不一样,也跟端着架势写文章不一样。这种东西差不多人人会,中国人在生活里差不多就这模样,但要唱歌,要写文章,架子一端,这些东西全跑掉了。当年背着书包开始上学堂,在家里你是阿三阿四,进了学校你是张明李虎;跟亲人邻里你这么说话,学语文写作文你那么说话。
久违了。当五条人想到“这么说话”,用身上现成的本色,用村子里、巷子里的语气唱歌,那些被学堂、被书桌、被“鬼都不知道什么”隔绝的东西全跑出来了。“小的时候我跟阿公讨两毛钱,他说你拿把铁锤和口盅来,我敲鼻血给你得了”(专辑第5首《踏架脚车牵条猪》),他奶奶的,这话真土到了位。“妈妈说我小时候老去跟人打架/说我力气小,人家力气大,多划不来啊”(专辑第9首《童年往事》),确实确实,妈妈是这么说的,而不是作文里说的:孩子,你要讲文明,懂礼貌。“告诉大家,我的朋友要结婚啦/我打算那晚灌醉他/因为过了那晚/他就要做孩子的爸爸”(专辑第8首《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对的对的,闹婚就是这个闹法,把他灌醉,而不是在教堂里,神父手按圣经,说:“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目睹祝福这对进入神圣婚姻殿堂的男女。照主旨意,二人合为一体,恭行婚礼终身偕老,地久天长。”
阿仔后悔自己“老势势”,这个后悔也后悔得本分。民间的中国看人看事有一种不一样的调调,决无报纸的端庄,更非书本的义理,而是一种经历了太多事情之后的看惯:悲剧之后难免叹息一声,那一声叹息很沉重,时间悠悠或许千载,但里面的内容却是什么也没有,没神也没道,非是也非非,只是叹。
就像这样唱——
“有人发财
“有人在播种
“喂朋友,你想到哪儿去?/你究竟是想到哪儿去呀?/我有话跟你说啊!/嘿,朋友
这些话骨很古老,将意义与道理置空,有种看尽、空无的魅力。由此,五条人所目睹的、所歌唱的海丰县的人与事,虽然是新时期中国的新事,却好像是一场演了一千年的戏,这戏循环往复,不管哪朝哪代都一样上演,因轮回而失去了稀罕、震惊和痛苦,只给它空无的一叹。
这草野小民的叹,是多少代人被戏弄、被摆布的结果!生生世世,一直就是如此,无力改变。所以才将万事皆休,归本,归到土地上,归到本事上,归到饮食男女。由此不管天变地变,都有一份生计之事不变、乡土之事不变的踏实,但也又都有只能认命、只能自己去博命的哀怜。
最后一首《阿炳耀》,唱到了一个四十有八、还没有娶老婆的乡邻,又能说什么呢,只能说:“我……想到了炳耀啊,真是可怜呦”。改编自汕尾渔歌的《绿苍苍》(专辑第10首),讲到海上打渔的艰辛事,又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大鱼
绿苍苍正是这《县城记》所有11首歌曲的颜色;是那种草野小民叹息的颜色;是所有歌曲的曲调、声腔,这曲调、声腔所传达出的色彩。它绿得惨,苍苍得老,惨而老的虚无。
所以,最后,在《南方周末》的年度音乐评选中,我给五条人《县城记》的评语是:
“他们用家乡土话歌唱着县城里的人和故事。地域如此之小,世相却如此之大。这是对平庸的、汇入现代潮流的都市的反动,代表了广大的、沉默的、民间的、乡野的中国,面对社会动荡、时代和世界冲击,突然地,用谁也不能夺去的母语,用养育了生命的土地的声音,用真切得掴到了脸上的生活,深情地诉说底层人民的现实刺痛。悲天悯人,未老先衰,显示着古老而传统的智能。”
2010年2月24日星期三
注释:文中所引歌词非均歌曲原词,而是从海丰土话变成普通话的翻译。
本文简短版本发表在《上海一周》,这是全本,已被杂志订购,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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