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南方人物周刊》

1970年，全世界都在跟列侬作对。列侬当时的处境，有点像前段时间窦唯一度面临的情形，但还要糟糕得多。列侬娶了一个“比他老8岁”的日本女人；整垮了披头士，让这个“地球上最受瞩目的现象”一夜之间走到终点。他的音乐也变了，变得不再那么可爱动听，头一年10月发行的单曲Cold Turkey，充满了令人难受的嚎啕与尖叫。这么说吧，列侬突然终结了大家满心喜悦正享受的一切，换上了另一台戏。对接下来人们心存幻想还在嗷嗷待哺的东西，列侬居然一样也没给，而是不断甩给他们毫无准备、完全无法理解的硬货。一时间，媒体上充满了关于列侬的议论，不管说什么，都是坏消息；不管说什么，所有的潜台词都似乎说：看，这家伙疯了，他不中神了。

他不中神了吗？12月8日，年轻的《滚石》创办人扬·温纳找到了列侬，对这个“居家男人”进行了一次访谈。访谈分两期刊登在1971年的《滚石》杂志上。2000年，这个访谈根据原始录音恢复了删去的片断，以当时问答的原始顺序再版，书名叫做“列侬回忆”（Lennon Remembers）。

模仿郝舫的句法：1962年，曾有一个出身低贱、参加了摇滚地下党、做梦要超过猫王的列侬；1964年，曾有一个打开了流行大门、孩子气的、兴高采烈的列侬；1967年，曾有一个神神叨叨、胡乱吃药、狂迷于印度超觉大法的列侬；1969年，曾有一个拍裸照、四处胡搞、行为不可思议的列侬；1970年，是这个受伤的、一肚子气的、口无遮拦、内心袒露到近乎赤裸的列侬。

1970年，面对着四面压过来的攻击，列侬反击了，他好像说：“很好，各位，这个一定会要你们好看，你们未免过得太舒服了！”他又说：“给我听着，你们这些欠揍的，这是我做的，而且我也不在乎你们喜不喜欢我说话的态度。但那就是我，我是他妈的艺术家，最好给我记住！”

我花了一个下午就把《列侬回忆》读完了，它好像很好读，其实很难读。好读是它很短，又是对话，不怎么动脑子就都看得进去；难读是列侬谈了千机万端牵扯着披头士的各种恩恩怨怨、鸡零狗碎、人事纠缠，它并不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一个对60年代摇滚乐了若指掌的人，或可能真的读得懂。

还有更难的，也是最有趣的：列侬到底说了什么？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表达了什么样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想法？对于这，书中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访谈是一段历史时间的复现，它的最大魅力，是提供了完全全息、完全连续、又完全即兴的一个人的一段头脑思想，像一个切片，好像人死了，头脑的这段思想还活着，还在那儿。但访谈又是特别琐碎的，所有的机锋都是一闪即逝，还没有看清楚形状、还没来得及展开，即迅速转向另一个话头、另一个想法。它需要特别好、特别仔细的倾听者，如此或可从中复原一个人的风貌。访谈本身不是系统化的，但可以把它系统化，并且，系统化的方式可以多样，不同的人会感到不同的系统，看到不同的侧面。对我来说，《列侬回忆》这个访谈最吸引我的，是它随处所流露的约翰·列侬的艺术观念，它如此斩钉截铁，也非常别开生面。如果让列侬放开来集中一谈，他或许会说：

音乐中最好的东西，是真诚。最好的音乐是真诚的音乐，是第一人称的音乐，是“我自己”的经验，关于我，不是别人。而除了“我”，我也确实不知道任何其他的东西了。这是真诚最基本的含义。猜测别人的想法，设置一个情境试图进入，是虚伪的；由此传递出来的是虚假的信息。艺术家应该为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而奋斗，艺术应尽可能传递真诚的信息。最好的艺术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水到渠成。

简单是最好的，简单里包含着复杂；搞定一切、抵达真实的简单，具有比复杂更难的难度。与此相对，光滑的、复杂的、繁文褥节的、注重装饰的音乐都是些烂东西。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或许有许多伟大的吉他手跟乐手，或许有许多音乐的“进步”，有许多宏大辉煌的艺术摇滚、概念专辑、流行歌剧等等，但还是什么也没有。这个时代擅长的是感官盛宴、虚张声势和玩杂技，做出来的却是一堆狗屎。现在的艺术只在卖弄技艺、提供苍白美感上有一套，甚至水平可能还很高，但是完全没有内容。

伟大的吉他手（乐手），技术精湛是一种。但还有另外一种——让吉他自己说话，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路，找到通往灵魂的语言。技术型吉他就像特效完美的大片，让人“哇！啊！”，但“哇！啊！”之后什么都没有。直觉型吉他却是“真实电影”，你必须破除心理的底线，才能听出、就能听出那份属于心灵的悸动。

最出名的那些乐器名手，比如乔治·哈里森、埃里克·克莱普顿，他们弹得很漂亮，但是太紧绷了，不是乐器表演的至高境界。速度、花样、精确、力量属于身体的能力，在艺术上，从来都还要考较心灵的能力，这才是对演奏家的最大挑战。

排练、追求完美，会走到艺术的反面去。因为纯真会丢掉，新鲜感会丢掉，感觉会丢掉，最终是有了最好的技艺，却无法进入状态。

现代录音技术——先录一件乐器、再录一件乐器、再录人声、再录合唱，把音乐的各个部分一层层分割一层层对上去的做法，是一种特别糟糕的方法。它可能有助于制造出精美无瑕的录音，但是扼杀了生命。那样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死的，是死的录音，死的音乐。

致幻剂、原生疗法，都并不是另一种奇迹，只不过是另一面镜子，更像是一种真实的东西。创作音乐的是你自己。“它们”并没有写出任何东西。在迷幻经验中，“我”并没有失去，你看到的还是自己，是“我”在创作。

天才是一种近乎与生俱来的能力，往往在孩童、少年时期即已注定。与常人不同的是，天才有一种敏锐的直觉，他在后来的人生经验中主要的不是积累经验和知识，而是不断焕发这种直觉，让它去统帅一切、突破一切。天才用天才去整合，而不是被整合。而对常人来讲，他只是不断地被整合。天才整合的经验有时甚至是极有限的，但是却极具突破性，令人大开眼界。这也是技术型名手与直觉型人物的区别。

文字创作有严肃的一面，也有文字游戏的一面。忽略了后者一味去求“伟大神秘的意义”，会变得可笑。歌迷会用神秘主义的方式解读它，这是精神病。知识分子会过分地发掘严肃和象征意义，结果变成了扯淡。创作的本义，在刻意和无意、有意识和无意识、无意识和潜意识之间。

一个艺术家只能选择“为现在艺术”，而甭管艺术的定义是什么。民间的英雄，野生的文化，往往有一种纯真。与其说这是一种艺术选择，毋宁说，这是生活中的一件事。这样才是真实的。所以，只有当代的、活着的艺术是真的、好的，其他都是假的、其次的。艺术若跟生命、跟生活、跟当下、跟身体脱离了，就不是真的艺术，不是真的生活。而摇滚乐正好是我们出生在这个时代的媒介，所以，“就是它了”，我们只能选择这。这就是真实，先于一切的第一位的真实。

与此相似，活着的艺术家，是我们应该努力关注、欣赏的艺术家。学校教育完全忽略这点，把学生们与此生此世隔绝，罐头一般包进历史和经典的黑箱。面对当代艺术，人应该敞开心胸，丢掉教养，应该对自己喊：把脑袋敲开吧！装些新的东西进去吧！

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方式，用数学公式般的思维去感受事物的方式，到底有多糟呢？主要的是，它养成了一种运算方式，不是“我说”，而是“我被说”；不是“我想”，而是“我被想”。所以他们往往失去感觉，不能明辩“真实”事物，天真、良知和感官常常处于被蒙蔽的状态中。

布鲁斯比爵士乐好。布鲁斯原始，爵士乐高级。爵士乐是白人中产阶级教养，布鲁斯是真实——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第一把椅子，是拿来坐的，不是摆着好看的。第一把椅子不是被设计出来，它就是第一把椅子。

披头士想做自己的第一把椅子。披头士的音乐也源自美国布鲁斯，但是一点儿听不出。披头们很早就发现——模仿很蠢，披头士就是要让你听不出它的来历。所以，披头士成了迄今为止罕见的、无法分辨根源、听不出类型的音乐。从这个意义上，披头士才是摇滚历史上最牛的乐队，滚石跟它相差太远。滚石看起来很硬，其实很面。披头士看起来很面，其实却坚硬。一些乐队的“英雄”、“革命”、“愤怒”、“先锋”形象，掩盖了一部分事实真相。跟滚石的情形类似，同期的其他英国乐队，也都像猫王加上他的伴奏乐队，能听出根源，具有一定模仿性。而披头士却是完全独创的，它的先锋和艺术突破意义，由于其干净、孩子气、令人愉快的外表而被低估了。

必须跟品位、格调这些东西决裂。它们都是些表面的东西，甚至，很虚伪。有一些高雅之士，就是擅于用品位掩盖无知，内心世界实际空无一物。他们惯用一种非常“内行”的方式说话，以免让别人发现他们其实才是光屁股的可怜虫。最悲惨的并不是没有知识，而是没有心灵，没有感受力，而实情恰恰是，有许多高雅之士是没有感受力的，所以他们用品位来伪装，甚至以此达到以阶级的优越感凌驾在有感受力却“没有教养”的人之上的目的。

……

这些话语是如此果决，像掴在时代上响亮的耳光。如果我们的耳朵醒着，它能把我们震聋了，而我们的耳朵本来已经聋了，所以它有助于让我们醒过来。1970年是激情的60年代音乐走向了浮华的一年，而我们所处的2000年代，比1970年更浮华100倍。是的，听听现在的音乐，它们居然这么漂亮，但居然这么贫乏，里面什么也没有。

所以列侬站起来说话了。这个真人，这个赤子，这个草根英雄，他要说出真相，他只想对自己诚实。他做一切事都是真心地投入，投入自己的生命，即使错了也是真的生命。

这是一个有趣的时刻：

1970年，一个穷孩子，双手空空出来混，打算他妈的征服全世界，他成功了，他被成千上万的女人、药物、美酒、还有他妈的权力簇拥，他着魔了。但现在他醒来了。他要重新找到自己。

1970年，一个超级巨星，过着超级生活，承受着超级压力。一个又脆弱又坚强的人，一个害羞的家伙，但他在心里积聚起强大的骇人的力量。一颗害羞的心，偏偏又野心勃勃。

1970年，一个满腔怨忿快要爆裂的人，不是什么圣人，他会嫉妒、会争位、有心计、耍小心眼儿。他说，没有什么圣人，没有什么神话，梦已经醒了；我不是什么海象，我是列侬；伟大到了人人都膜拜，就一定是骗局。

他说：最好的歌词，应该是一流的诗歌，即使没有旋律，它依然能够成立。最好的歌，应该有一流的歌词，即使把一切拿掉，光凭歌词仍然可以自足。我正在尝试这样做。

他说：迷幻年代为音乐带来太多装饰音，是过于装饰性的艺术。我现在要告别披头士，背道而驰，走到相反的方向去。我会让你们大开眼界。

他说：我的吉他弹得很烂，但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吉他手，我能用简单的技术，创造直达灵魂的语言。而这样的吉他手，从来不多见，尤其不会被你们这些崇拜技术的蠢货听见。

他说：去他的理论，去他的概念，去他的知识分子，只有感觉是真的，理论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关心制作，不在乎艺术进步，尖锐排斥装饰性，对概念、哲学、精美、系统、技巧统统都不感兴趣，而直扑入中心去传递最急切信息的列侬，他在寻求“把真相大声地说出来”的艺术。它非常直接，非常沉重，非常尖锐，想直接打中人的心，而不是炫耀你的眼睛。这样的音乐不复杂，但挑战性更大。它极可能失败，而一旦做成了，即具有另一种高度。1970年之后，列侬一直在做这样的唱片，结果他写出了《给和平一个机会》，写出了《爱》，写出了《想象》。这些歌曲音乐简单，乐器只有一样，但旋律永远在你的头顶回荡，它直接触及了那个核心，至今依然感召着人们。

对列侬这样的艺术家来说，创作过程更接近感受、触动而不是理解、思考。因为只有感觉才是真的，是我真正觉得的，是这一刻，是我，“我能确定”。这样的“真”艺术家，过去不多，现在不多，将来也不会多。但问题是，以感觉为依据的艺术家，上一分钟可能感觉是真，下一分钟感觉就不是了。所以他们矛盾，所以他们千疮百孔，所以他们令我们心痛。这是他们的命门，是致命破绽，列侬没有掩饰这一破绽。

1971年全部专访写完后，扬·温纳曾经试图为访谈加上更多的深度讨论，但是，没有做成。我现在写的，或许就是这件想像中的工作的一部分。

扬说的对——在列侬的个性中，一直都有“给我一点真相”的渴望。真相，真相，真相，这也是我在看这本书时，始终感到在烧灼我的一个词。合上书本，我仿佛依然能听见列侬说：最重要的不是经典，是当下。最重要的不是艺术，是生活。要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珍惜并畏惧每一天。生活和生存才是顶顶重要的，所以感受现在，感受这一刻；那些忘记了生活、或者假装忘记生活的艺术骗子们，你们统统地滚蛋吧。

2006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