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成就了靳海涛，靳海涛亦受困于体制。

　　一位曾和靳海涛共事多年的人士讳莫如深地表示，“他还是适合国有体制风格，比较适合当领导，善于整合政策和资源。”

　　或许上述人士没有道出的真相是，靳海涛在政策实践上异常大胆，却在投资互联网企业上异常保守。在外人看来这的确很矛盾，但是这对矛盾均源于深创投的国有体制。

　　当投资热点从传统产业转移到互联网投资时，深创投并没有来得及做出改变，依旧秉承以往投资传统行业时的机制和惯常逻辑。

　　从过去来看，深创投共投资了573个项目，其中主要以传统行业如先进制造、消费品占比较高，分别为23%和19%，而这些项目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政府推荐。然而，曾经政府推荐的项目都看不完的深创投现如今面临着新的挑战。

　　互联网项目投资阶段整体前移，VC天使化，PE VC化的趋势明显，依赖于政府渠道的信息并不能完全覆盖目前各地新兴的互联网公司。此外，在估值上涨，好项目越来越难抢的今天，从政府平台获得的信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也就意味着，现在深创投跟其它市场化基金重新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投资经理挖掘项目的能力以及对行业的深刻理解是赢得这场比赛的关键。

　　VC行业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人才，因此最贵的也是人才。体制内的深创投，与市场化基金相比，其所提供的工资待遇和股权激励均相对较低。

　　据了解，深创投大区负责人的年薪仅十几万元，合伙人一年工资、奖金、绩效加在一起仅100万左右，这在一线美元基金仅相当于Associate到VP级别人员的工资，如此大的差别使得深创投很难招到优秀人才，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大。深创投内部人士介绍，今年年初到现在，深创投的东北大区、西北大区、安徽地区负责人都跳槽了，很大一部分源于股权激励制度。靳海涛对此也无能为力。

　　一位在深创投工作多年的高管透露，深创投的员工股权激励方案从最初上报到现在已经有6年时间，主要内容是团队与国资成立管理公司管理旗下所有基金，但到目前仍然没有结果。

　　此前有媒体报道，深创投曾于2010年提交过一份国有股划转方案，其中就包括股权激励，但是到最后该激励方案并未获得通过。当时的反馈意见认为，深创投的品牌、无形资产属于国有，而非团队所有。

　　深创投曾经成立了一个员工持股平台——深圳市创新共惠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由深创投工会委员会管理，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参与其中。不过因为上述激励方案未获通过，该持股平台也成为空壳。

　　目前深创投仍实行的是当初李万寿和陈玮在深创投所确立的8%+2%的方案。股权激励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深创投当年利润的8%，另外一部分是投资团队可获得退出项目净收益的2%，按照退出变现额，除了扣除投资成本、资金成本之外，还需要减掉投资经理工资、差旅费以及做业务中发生的其它费用。后者也屡被深创投内部人士吐槽为“奇葩制度”。此外，如果投资项目亏损或破产，则投资团队需要被扣除损失额1%作为惩罚。

　　对比同样具有国有背景的达晨和毅达资本，深创投显然慢了一步。达晨创投的母公司是电广传媒，在2008年改革之前，达晨一直适用的是公司制，2008年时，达晨创投成立投资管理公司，旗下的子基金全部变为合伙制，达晨投资管理公司中达晨合伙人持股25%。江苏创投的改革则更接近市场，2014年江苏高投新设管理公司毅达资本，其中江苏高投的团队负责人持有65%的股权，保证了创投团队的控股权和话语权。

　　一位曾在深创投工作过多年的人将其原因归结为深圳国资委的态度。“在这几年，深圳政府比其它沿海省市的创新开放程度实际上落后的，步伐是有点慢的。”

　　对未来深创投股权激励的预期，上述高管无奈地感慨道，“哎!哀大莫过于心死。”另一位深创投内部人士则表示更期待各个区域或者各个子基金的改革。

　　除了股权激励问题外，深创投在决策机制上也并没有太大变化。目前公司实行的是集中决策机制，决策流程甚为繁琐。以其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为例，来自一上市公司公告显示，深创投从立项到完成投资需经过立项会，经过尽职调查后再经过深创投投决会评审，同意之后还需要管理公司投决会四分之三以上董事同意，最后由该引导基金的LP进行董事会的最终投资决策，四分之三通过后方完成投资。

　　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最终完成投资中间需经历立项会、预审会、投决会、合同审批、资金审批，决策时间从几个月到1年不等。而目前市场上基金的一般做法是合伙人模式，立项后，合伙人与投资经理共同考察项目，再在合伙人投决会上审批即可，决策流程较为简单。目前国内优秀的互联网项目供需严重不平衡，而具有扁平化、快速决策机制的创投机构能够抢得先机。

　　曾与深创投有过合作的华北某创投基金经理抱怨，深创投决策流程过于繁琐，速度太慢。“他们至少通过2-3个会才能上到真正的投决会。之前我们接触的项目，在深创投的预审会刚过，这个预审会已经在深圳总部了，整个项目完成至少还需2个月。”

　　深创投华北大区负责人刘纲告诉记者，目前深创投互联网项目内部有个简化程序，1.2亿元以下项目适用于该简化程序，而且立项会和预审会可以实行网络视频会议。但其也承认，在决策流程上深创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由于体制的制约，其所有项目均需放到深创投总部集团层面做出决策，并不能由各个区域或各个子基金单独做出决定。

　　“深创投这种集中决策集中管理的方式有很多问题，投资经理和区域负责人的权利很小，基本没有什么决策权，都需要上会。”上述深创投内部人士表示。

　　此外，随着深创投的成长，员工逐渐对靳海涛的管理风格也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在过去，靳海涛强大的话语权赋予了还在成长中的深创投强大的执行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深创投的发展，而现在，对于其亲力亲为式的管理风格，不再能获得所有员工的支持和赞美了。

　　深创投内部人士坦承，“靳海涛属于事必躬亲，99%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决定了，他在投决会上有一票否决权，虽然很多时候做的决策是不错的，但是当深创投发展壮大后，应该更多发挥下面员工的作用，更多地分权和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