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写点文字，纪念先师王筑生先生。但每每提笔，总是思绪万千，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先师已离开我们十年。十年中先生所创的事业经历了许多风雨，曾经辉煌，曾经没落。十年中，虽时时不忘先师教诲，刻苦问学，但生性愚钝，学业或有长进，却不及先生之万一，每每思及，总觉心中有愧。十年过去，我仍在人类学的道路上艰难前行，虽然即将拿到学术殿堂的入场券，但我知道，要走的路，依然很长。我之所以选择人类学，源自先师的启蒙与教诲，所以，一切还得从与先生的结识说起……

一、初识先师

    1997年，那时我高三，正在紧张准备高考，闲暇之时和朋友们聊起填写志愿的事。友怡问我要不要报考云南大学人类学专业，当时我因自幼学书的缘故，一心想考北师大，以求问教于启功先生，云大则是我备选的学校之一，只是不知人类学是怎样的学科。怡兴致勃勃地跟我介绍起来，大致说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之类。我诧异她为何如此了解人类学，她和我说，她父亲刚从美国回来，在云大教书，专业就是人类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王筑生的名字。

    后来填了志愿，其中也包括云大的人类学专业。因为制度和一些人为因素，我未能如愿考入北师大，档案落到了云大，对我而言，虽有遗憾，但也不至失望，毕竟云南大学是云南一流的高等学府。录取时的专业为历史学，是我填写的第二志愿。历史学是云大的重点学科，想来也不错，于是就安心等待九月开学。

    开学第一天，刚办完入学手续，就接到怡的电话，说王老师要见我，让我先打个电话给他。这让我有些为难，因为我已在历史系注册，但出于礼貌，还是给王老师挂了电话，电话里他简单介绍了人类学的基本情况及发展前景，在尊重我的意愿同时，希望我能就读人类学专业，在他的鼓励下，我答应改读人类学专业。于是我们约好第二天去见林超民副校长，商量更改专业一事。

    翌日，我和王老师一起去映秋院，找到林校长，王老师据理力争，认为我所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人类学，理应被人类学专业录取，林校长表示理解，同时又征求了我的意见，最后同意我转到人类学专业，并对我说：“对于教师而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无论你在哪个专业，都希望你能刻苦努力，做出成绩。”此话如和风细雨，润物无声，至今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身材高大，皮膚白皙，能言善辩，话锋犀利，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二、读书·求知

    之后便很少与王老师接触，一来他没有开设本科生的课程；二来当时他又忙于申报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点，经常为此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平素很难在校园里见到他，即使在食堂偶遇，也只是匆匆聊上几句而已。学期开始，我们陆续接触到人类学的各项课程，慢慢开始了解人类学的历史与现状。1997年11月，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成立，虽然当时对人类学仍是一知半解，但在王老师的领导下，学系发展蒸蒸日上，使我们增添了不少信心。

    在教学中，王老师承续美式传统，主张全面介绍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发展、概念理论、研究方法、分支学科等，因此，学系开设了美国人类学四大分支课程。在文化人类学课程中，我们大致了解了“文化”、“社会”、“互惠”、“权力”等人类学基本概念；在考古学课程中，我们明白了何为“探方”、何为“分层”、何为“叠加”，我还有幸参与观察了一次考古发掘；在语言人类学课程中，我们知晓了“主位”、“客位”；在体质人类学课程中，我们第一次见到人体骨骼、器官标本；而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分支课程则使我们从横向了解到人类学的发展……当时，求知的欲望使我对每一门新课都抱有好奇与热忱，而没有留意体会课程安排，直到自己日后一步步走进人类学，才发现学科架构对于教学、研究的重要性，不禁佩服王老师的远见以及在困难处境中的努力与坚持。

    王老师的教学理念，还体现在讲经验、重实证上，凡事都从细节入手，以小问题做大文章。每次和他讨论，他总会追根问底，刺激你放下“big word”，从细微之处开始思考。在他的影响下，系里也逐渐形成以田野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的学风，尤其是年轻老师，讲课时总喜欢以自身的田野研究“说事”，有理有据，生动活泼。而王老师夫妇对我的指导，除了授业解惑，最重要的，是教会我脚踏实地，凡事从最简单、最基础的层面入手，层层深入，条分理晰，而不好高骛远，妄谈宏大理论。至今我仍将此奉为金律，在研究中，总是以田野为素材，尽量避免出现虚无的概念分析与话语堆砌。

    美式教学的自由与开放，也体现在王老师主导的教学方法中。还记得杨老师开设的人类学理论课程，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席明纳（seminar）的有趣，尽管我们只是本科生，但杨老师还是要求我们尽量多读书，广闻博识，而在课堂上则引导学生各抒己见，自圆其说，启发问题意识，却无标准答案。尽管这样的授课方式也因填鸭式教学传统及本科生学识有限而未能充分体现其批评、反思的意义，但它的确为勤学善思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梳理自己所学所知的机会，席明纳虽为舶来品，但其本质，与博学、明辨、慎思的传统教学精神，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那时，对于学生而言，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缺乏教材和参考书籍，图书馆内能借到的，仍是林惠祥、童恩正等老一辈学者所写的人类学概论之类的书，虽然文笔流畅，深入浅出，但毕竟已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读物，而单凭上课时老师的讲授，完全满足不了求知的欲望。于是开始胡乱翻书，古今中西，天文地理，随性而为，虽不成体系，不过，好读书，不求甚解，倒也快意。

    1998年，三联等出版社开始译介一些人类学名著，如《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等，这让我们既喜且忧。喜在终于可以知道当代人类学发展的基本动向，而忧则是当我翻开这本书时，则是完全迷失方向，思维跟着作者跳来跳去，一遍读完，有点不知所云，甚至开始怀疑是译本不好，还是自己理解能力有问题。一次在办公室见到王老师，忐忑中向他说了读《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后的郁闷心情，王老师笑道，“这很正常，没有一些人类学的理论知识，就去读后现代，一定会这样。”之后，王老师又安慰道，“凡事都要有个过程，循序渐进。你可以先去读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文字浅白但寓意深刻，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读完以后我们再找机会谈谈。”

    就这样，在王老师的指导下，我渐渐从人类学ABC开始，系统阅读人类学著作，从《社会文化人类学演讲集》到英文版的Cultural Anthropology，从《金翼》到《乡土中国》……尽管王老师不是每次都有时间和我讨论，但当时教授人类学概论、理论课程的杨慧老师（筑生先生夫人）对我关照有加，给我很多教诲与启示，最重要的是，从他们那里，我学会了理解与宽容，尽管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这种说法“务虚”不“务实”，但这的确是人类学学科精神与价值所在，虽然在理论领域，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人类学者对这一精神有不同的表达与阐释，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被费老高度概括的人类学精神，一直是人类学发展的动力所在。

三、泰北云南人

    如果说先前和王老师接触不多，仅有过一些交谈和读书讨论的话，那么，先师在云南大学七十周年校庆活动中所作《文化与生存——泰国北部的云南人》之演讲，则充分体现出筑生先生宽广的理论视野与深邃的田野洞察力，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人类学研究的乐趣。该调查始于1997年，林超民副校长、档案系主任万永林教授与王老师一起到泰国北部金三角地区进行田野考察，之后，林校长因公提前回国，王老师、万老师则在泰北难民村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田野研究。演讲即是基于此次考察的田野报告。

    演讲已过去十一年，翻看笔记，回想当时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泰国北部云南人为国外东南亚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他们被泰国人称之为“钦霍”（Chin Ho），被视之为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半个世纪以来，这些云南人的情况鲜为国人所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被遗忘了的’族群……由此，通过长期田野调查，撰写九十年代的民族志，回应人类学理论中的“多重认同”研究，并探讨移民社会的经济发展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同时，就应用和实践意义而言，研究也将对侨务工作、对台关系以及“金四角”的国际合作有参考作用……”

    王老师在讲述泰北的田野调查时，显得异常兴奋、激动，按他的话说，“这是无意中捡到的宝贝。”所谓无意，是因为没想到会在异国他乡碰上这么一群人，但是，若没有丰富的经验与敏锐的问题意识，没有心怀田野，或许，这不过是一次他乡巧遇，机会也只会擦肩而过。可惜，天意弄人，突如其来的重病打断了王老师继续调查的计划，直到他去世，王老师再也没回到泰北。在协助杨老师整理王老师泰北的调查笔记时，看到了这样的话，“胃疼难忍，一夜未睡，起来整理笔记，准备明天的访问”，“早上胃又开始痛，吃了止痛药，稍微好转，下午继续调查”，“下午回昆明，马上就可以见到慧、怡和汉娜了，很高兴”，先师对人类学的执著，对家人的关爱，充斥于字里行间，其情其景，让人潸然泪下。

    2000年，渐渐从伤痛中走出的师母，毅然踏上了去往泰北的征程，在她的努力斡旋之下，研究得以继续。时任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黄树民教授随后加入了泰北研究计划，加上清迈大学的两位同仁，构成“Chinese Diasporic Communities in Highland Northern Thailand: Ecology, Identity and Transformation”课题组，在杨老师的引介和支持下，我成为了课题组的一名成员。2002年，我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哲学硕士，拟定以“泰北云南人的认同建构”作为研究主题，选题的初衷与动力，即希望能完成先师未尽心愿。在导师陈志明教授的悉心指导及杨老师、黄教授的大力支持、帮助下，论文顺利完成，题为《从孤军到华人族群——泰国北部原国民党军队、眷属及其后裔族群认同的民族志研究》。但是，我想，这里最应感谢的，还是先师王筑生先生，因为没有他，我便不会踏上人类学的征程。在此，我谨转引我硕士论文的谢词，以表达我对先师的深深敬意与无限思念。

    “我之所以致力于人类学的学习与研究，其动力也源于我的人类学启蒙老师王筑生教授，王教授学成归国之后，积极投身于人类学在云南地区的开拓与发展，但却不幸英年早逝。王教授在临终之时还不忘嘱托学生发奋图强，其情其景，感人至深。王教授的夫人杨慧教授，也是我的本科导师，对我的学习、生活也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和鼓励，我之所以能顺利进入泰国北部地区调查，也源于杨教授的引荐……在此谨对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四、病重

    1998年夏天，王老师准备带几名学生重访三台山，那是他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点之一。人类学者对田野点的重访或再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经典命题。中国人类学研究中不乏重访案例，如费老之重访江村、庄孔韶教授之重访黄村，周大鸣教授之重访凤凰村以及费老与王铭铭教授联合指导的几位博士之重访禄村、喜州及那木寨等等。重访不但是前人研究的延续，同时也是新理论新视野的切入。当然，不同的人对此看法各异。回到当时，对于仍为本科生的我而言，这的确是一次亲历田野的好机会，于是在暑假之前就开始查阅与景颇族相关的文献资料，满心期待我的第一次田野。

    假期已过一个多星期，没有收到杨老师的电话，只好托怡打听，不料怡在电话里声音低沉，语带抽噎，她告诉我，王老师去医院进行健康检查时，查出患有胆囊癌，而且已是晚期，重访计划就此搁置。放下电话，自己脑子一片空白，许久没有回过神来，上天竟然如此弄人！此时此刻，我很想立刻去到他们身边，为他们做点什么，但我没有立即去看他，因为我知道此刻王老师要进行很多医疗检查，甚至要准备手术，一定会为此身心疲惫；我也没有立即打电话给杨老师，担心若是言语不当会让她更加伤心憔悴；我甚至连自己也找不到了方向，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恍惚中，那年的八月，就这样无声的过去。

    九月，大家又回到校园，继续上课，王老师却因病情恶化，需要时常入院观察，可他做完化疗后，一刻也不愿意在医院停留，而是回到家里或办公室，继续他的工作。一日，小怡打电话来，说她要考试，不能回家看她父亲，要我代她过去家里问候一下，我自然答应，但心情又有些忐忑，有些沉重，担心自己语拙，不知能和王老师说些什么。可当我来到他家，王老师开门见山地说，“我的病大家都知道了，细节不必再说，免得费劲，又于事无补。还是谈谈你的学习和班里的情况吧。”一句话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于是开心地和他聊起近来读书的情况，临走之时，自是又借走很多专业书。

    之前，我曾经历过家中三位老人过世，他们都已年近耄耋，心中纵有万千不舍，但过后也知生老病死，乃人生常事。可王老师的病重直到离去，却让我久久无法释怀，毕竟，从年富力强到黯然离去，生命经历了多么大的跨度。深秋，王老师开始长期住院治疗，杨老师终日在医院守候。为了让怡不胡思乱想，同时也为了分担杨老师的辛劳，每逢周末，我都会陪怡去医院看望王老师，有时也单独前去，一来看看王老师，二来陪杨老师说说话。即便是在医院，我们的话题大多还是学术，还记得当时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中译版刚刚问世，他的阐释理论成了我们讨论的主题，尽管当时我仍读不大懂。在讨论之后，又回家翻看文章，若有心得，即在书中做上批注，下次再向两位老师请教……

    入冬之后，王老师的精神大不如前，很多时候都在沉睡。我们还是照常来看望他，记得有一次，杨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一本书，书名为《相约星期二》，讲述一位社会心理学教授得知自己即将不久人世时，他与自己的学生相约，每星期二给学生上一堂课，课程的名字叫人生，内容是这位教授对人生的思考，课程总共上了十四周，最后一堂是老人的葬礼。读完之后，我心忧戚，又感动不已，我完全明白这本书于杨老师、于怡、于我意味着什么。生死、家庭、感情、博爱、执著、眷恋、遗憾……精神不死，人生的课堂将无处不在。

    一日，上完课后又去了医院，得知林校长早晨来过，在病床前向筑生先生宣读了教育部批准他为博士生导师的文件。我想我能体会王老师当时的心情，欣喜却又万般无奈，最终，一切只能归于沉默。3月7日，王老师临终前一星期，我与往常一样来到医院，王老师精神不错，间或可以和我们聊上几句，晚饭时间，杨老师去食堂打饭，王老师招呼我坐到他身旁，断断续续地说，“对……对不起，我不能再带你……你要好好学习，坚……坚持下去。”我重重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王老师又吃力地说：“笔……”我将纸笔递给他时，他摇摇头说：“书……书”，我不知他到底要什么书，心里非常着急。恰好杨老师打饭回来，我急忙把刚才的情况告诉她，杨老师听后眼眶泛红，哽咽道：“你不是想要王老师给你签名吗（我曾希望王老师在《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书上给我签名），他一直惦记着这事……”后来，杨老师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扉页上题有“宽容平等，追真求实”八字，如今，每每翻开此书，总能感到生命的厚重。

    1999年3月14日夜，王老师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深爱的人类学事业。

五、遗愿

    筑生先生走得太早，留下太多未尽遗愿。

    先师走后的日子里，杨老师和我们经常谈及他的研究计划与治学方略，细细回味我与先师不多的谈话，时常从中感受到筑生先生的睿识与洞见。以我粗浅的理解，大致分为三部分：一、利用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通过培养博士，完成中国西南民族的民族志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寻求与西方人类学的对话平台，为世界人类学做出贡献。扎实的田野一直为先师所强调，当然，这里有个插曲，主要是针对当时学界对后现代话语的误用与滥用，王老师十分担心“只破不立”的后现代批评可能将人类学引入歧途，甚至毁了人类学的田野传统。此外，这也体现了先师作为中国学者的反思精神，期望在民族志写作背后看到原创思想，摆脱人云亦云，为西方人类学作注脚的思维局限。

    二、发展影视人类学与旅游人类学。在当时，影视人类学与旅游人类学尚属人类学领域的新兴分支。先师认定这两门学科在云南极具发展潜力，并着力推动。在先师倡导下，通过云南大学诸位老师的努力奋斗，两门学科如今已初具规模，硕果累累。由他参与创建的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影视人类学者，他们多次在国际影展中获奖。199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合办之“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在云南大学成功举行，经编者提议，在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扉页写上了这样的话：“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谨以此书纪念王筑生教授逝世两周年”。先师走后，杨老师继承先生遗志，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云南首位旅游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三、人类学与西南民族。这是先师谈论最多，却又未成体系的话题。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领域，所涉问题太多，如西南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与自我想象、西南跨境民族、跨国网络与东南亚社会、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变迁与族群认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民族研究……王铭铭教授在新著《中间圈》中提到中国人类学的东南研究与西南研究事实上存在着广阔的对话空间，这对于我们通过文化比较，找寻原创性理论大有裨益。读完之后，感慨良多，同时生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念头，若先师健在，二王之间一定会有一场精彩的交锋。

    正如林超民先生所言，王老师如一颗闪亮的流星，绚烂无比，却又很快划落天际。先师匆匆离去，留下很长的路，等待我们继续。2002年，赴港求学之前，杨老师嘱我四字：“剑磨十年”。一直以来我都铭刻于心，踏实为学，本分做人，不愧于先师临终的嘱托……去年回昆明时，与友一起去探望先师生前故交顾先生，他问起我的研究，略略和他讲了一些，沉默片刻，顾先生说：“老王的学术，你算是承了一脉……”听到这里，心头不禁一热，近年来的多少艰难与苦楚，在那一刻，竟变得那样云淡风轻。

    先师离开我们十年了，尽管由他开创的事业如今处于低谷，但有些事情，还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地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