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试图探讨自我或家人启动及决策意愿对企业员工自发健康行为的促进作用。首先通过中国人个性量表第二版（CAPI-2）排除出亲情维度量表得分最低和最高27%的被试，随后测量其健身习惯，分为四组，分别启动自我或家人相关，以及是否构想并写下决策意愿。随后测量启动效果，以及计划行为理论的四个因子：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向，并测量随后一个月员工的健身频率。结果发现，相比于自我相关组，家人相关组在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得分更高，ps<0.001。相比于无决策意愿组，决策意愿组在知觉行为控制得分更高，p<0.001。事后检验发现，四组中，家人相关并写下决策意愿组行为意向和健康行为频率最高，ps<0.05。最后，本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决策意愿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健康行为 计划行为理论  自我或家人启动 决策意愿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beyond Situational Cues

& The Role of Commitment，Self/Relative-Related

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self-related/family-related and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on organizational health behavior. First, participants scoring the lowest and highest 27% were excluded. Then after measuring exercising habit,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four groups, with two factors----priming self-related or family-related, having or having not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and intention i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s well as exercising frequency in the following month were measured.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self-related priming, family-related priming scored higher in attitude and subjective norm, ps<0.001. Compared with no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groups having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scoring higher in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p<0.001. Post Ho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mong four groups, family-related priming plus having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scored the highest in intention, exercised most frequently, ps<0.05.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were discussed.

 

Keyword: health behavior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self-related/family-related priming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1 引言

 

电脑的大量使用、繁忙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这都导致职场的健康状态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有流行病学证据表明办公室工作会导致显著的健康问题（Bernard, 1997）。包括如重复性损伤疾病（repetitive strain injuries），骨骼肌肉症状（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以及累积性创伤失调（cumulative trauma disorders）（Keller, Corbett, & Nichols, 1998; Mackinnon, S., & Novak, 1994）。每年企业都要花费大量的预算在健康事项上，并高达十亿美元(NIOSH, 1997)。因此，企业在考虑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如何促进员工健康，也既能有助于降低成本，亦能提高士气。

如何促进员工自发的健康行为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该研究就是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探讨决策意愿（implementation intention）和启动自身健康行为和亲人的关系，来促进员工的健康行为。

 

1.1 计划行为理论

 

大量研究曾以计划行为理论(Ajzen, 1991)理解和预测健康行为，包括锻炼(e.g., Sheeran & Orbell, 2000)，饮食习惯(e.g., Povey, Conner, Sparks, James, & Shepherd, 2000)，吸烟(e.g., Norman, Bell, & Conner, 1999)，饮酒(e.g., Rise & Wilhelmson, 1998)，以及体检(Sheeran, Conner, & Norman, 2001)等。

 

计划行为理论，包括四个主要因素，行为意向（intention），行为态度（attitude），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行为意向是个体对行动的决定，是行为最重要的预测因子（例如，“我希望每天下班后去健身房锻炼”）。行为态度是对行为正面和负面的评价（例如，“经常锻炼会让我生活很开心/经常锻炼会打扰我的工作安排”）。主观规范指个体对来自重要他人的社会压力的知觉（例如，“我的父母希望我经常锻炼，保持好身体”）。知觉行为控制指个体对执行特定行为的难易的评估。（例如，“每天下班就去健身房锻炼很方便”）。计划行为理论的模型得到了很多研究的验证。Sheeran（2002）发现行为意向能解释行为28%的变异。而，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则能解释行为意向40-60%的变异(e.g., Armitage & Conner, 2001; Godin & Kok, 1996; Sheeran & Taylor, 1999)。因此，本研究中以计划行动理论的四个因子作为指标，但鉴于实验目的，不会再次对计划行为模型本身进行验证。

 

1.2 自身相关/亲人相关

 

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遵循的一些规则不尽相同(Hwang, 1987)。中国人更倾向于集体主义，团队指向更强(Hofstede, 1984)。个人主义社会中，个体动机与个人利益及自我实现联系较紧密；而集体主义社会中，个体认为自身是“大我”的一部分，集体利益更能激发他们的动机。中国文化正是如此，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谐、相互依赖。其中个体对自身的概念包含重要他人，特别是家人(Yang, 1991)。因此，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个体，他们考量自己行为时不仅仅包含自身，还会考虑对家人的影响。如果他们认知到某种行为对家人有益，计划行为理论中的行为态度及主观规范就可能更强，进而促进行为的发生。

 

1.3 决策意愿

决策意愿的理论框架是基于行动阶段模型(Gollwitzer, 1990; Heckhausen, 1991; Heckhausen & Gollwitzer, 1987)。该模型指出人们在执行特定行为前必须经历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动机阶段，指目的意向形成的过程。例如“我希望每天慢跑10分钟。”第二个阶段是行使意志阶段。人们必须将他们的意向变为行动。执行意向属于第二阶段，它指的是帮助人们将动机转变为实际行动的“如果—就—”的行为计划(Sheeran, Milne, Webb, & Gollwitzer, 2005)。具体来说，决策意愿要求人们确定在什么情境下他们会执行怎样的行为，如何执行。例如“如果我今天坐在电脑面前超过5个小时，下班后就一定要去健身房慢跑10分钟。”

 

研究证明决策意愿能有效促进行为表现，因为（a）决策意愿中的环境线索能帮助人们有效避免错过行动的时机(Webb & Sheeran, 2004)。（b）当遇到特定的环境线索时，可以激活自动化的行为(e.g., Orbell & Sheeran, 2000; Webb & Sheeran, 2004)。系列研究表明决策意愿能有效促使人们将很多社会相关行为意向付诸行动(e.g., Armitage, 2006; Verplanken & Faes, 1999)。可以说，决策意愿是一种行为计划，利用环境线索促进具体行为的执行。即，越有计划，就越能够按照预期做出行动，主要和计划行为理论中的知觉行为控制有关。

 

1.4 研究目的

在大陆的企业环境中，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和行为意图促进健康行为，指标包括计划行为理论中的四个因子：行为意向，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以及员工一个月内去与企业挂钩合作的健身房的次数。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广州某企业205名中国员工，年龄25-37岁，平均30.2岁,标准差2.6岁；其中男性125名。工作性质皆是文职。没有人事先知道实验目的。

 

2.2 研究设计与流程

用中国人个性量表第二版（CAPI-2）剔除亲情维度得分最低27%及最高27%的被试。剩下的被试需参加一个健康动员会，首先回答一道关于健身习惯的条目。之后分为二组，自身相关组写下三条健康行为对个人的益处；家人相关组写下三条对家人的益处。之后测量知觉到的自我相关和知觉到的家人相关。每一个组各有一半人需要写下五条决策意愿的行为计划，即“如果——就——”（例如，如果我的眼睛感到酸疼/如果我一上午久坐不动，我就要下班后去健身房练瑜伽/慢跑）；另一半人不需要写任何行为计划。依照Milne et al (2002)，行为计划组在写完计划后，要想象自己身处所描述的情境中，以此确保记住写下的行为计划。

 

之后在第二日测量计划行为理论的四个因子：行为意向，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从第二周的星期一开始计算，接下来一个月内各组员工去健身房的次数（该企业与健身房合作，办理了公司卡，员工不需另外付费，并能记录参与锻炼的情况）。

   实验流程图：

 

2.3 问卷材料

2.3.1 健身习惯

“你平均每周健身几天？”回答为1-7天。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积极到健身房进行锻炼是”，无意义/值得的；不重要的/重要的；厌烦的/激励的；令人不愉快/令人愉快；无益的/有益的；无趣的/有趣的。对于这6对评价，在8点量表上进行评价。信度为0.93。

 

“大多数对我重要的人认为我应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积极到健身房进行锻炼”，不同意/同意，在8点量表上进行评价。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积极到健身房进行锻炼，你认为难易程度如何”，非常困难/非常容易；“我自信能够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积极到健身房进行锻炼”，不同意/同意；“如果我想，我就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积极到健身房进行锻炼”，不同意/同意。对这3个条目，在8点量表上进行评价。信度为0.90。

 

“我计划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积极到健身房进行锻炼”；“我将要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积极到健身房进行锻炼”，不同意/同意，2个条目，8点量表评分，信度为0.97。

 

取自中国人个性量表第二版（CAPI-2）（Cheung, et al., 1996）的亲情维度（Family orientation），量度个人是否具有强烈的家庭观念。跟家庭的联系能否提供情绪和经济上的安全感和支持，包含15条陈述，需对问题陈述做出“是/否”形式的回答。本研究中信度为0.85。

 

自我相关——“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积极到健身房进行锻炼，对于我来说”，没意义/值得，8点量表；家人相关——“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积极到健身房进行锻炼，对于我家人来说”，没意义/值得，8点量表。

 

3 结果

剔除数据不完整的被试8人。剩下的有效数据中，剔除中国人个性量表第二版（CAPI-2）亲情维度得分最低27%及最高27%的被试，剩下91人，亲情维度平均得分6.25，标准差1.20，目的是选取亲情倾向性居中的被试，进行实验中的自我/家人相关启动。随机分为四组。

由上表可知，各组在进行自我/家人相关启动之前，健身习惯没有显著差异，F(3.87)=0.507, p=0.678；亲情维度得分没有显著差异，F(3.87)=0.967, p=0.412。在启动后，各组在知觉到的自我相关有显著差异，F(3.87)64.407, p<0.001；在知觉到的家人相关有显著差异，F(3.87)=199.447, p<0.001。事后检验表明，家人相关，行为计划组和无行为计划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自我相关，行为计划组和无行为计划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家人相关和自我相关之间有显著差异，p<0.001。这说明实验中的启动是有效的。

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向、健身频率为因变量，以组为自变量，多变量检验发现，存在显著差异，Wilk’s Lambda=0.122，F=17.529，p<0.001。对行为态度进行方差分析，组间存在显著差异，F(3.87)=26.202，p<0.001；对主观规范进行方差分析，组间存在显著差异，F(3.87)=26.656，p<0.001；对知觉行为控制进行方差分析，组间存在显著差异，F(3.87)=16.529，p<0.001；对行为意向进行方差分析，组间存在显著差异，F(3.87)=33.855，p<0.001；对健身频率进行方差分析，组间存在显著差异，F(3.87)=13.428，p<0.001。通过图表中的事后检验结果可知，家人相关组相对于自我相关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得分更高，行为计划组相对于无行为计划组，知觉行为控制得分更高。家人相关且有行为计划组，行为意向最高，之后由高到低分别是家人相关无行为计划组，自我相关行为计划组，自我相关无行为计划组。家人相关组，健身频率最高，之后是自我相关行为计划组，自我相关物行为计划组。

 

以行为意向为因变量，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发现，模型共解释行为意向32.5%的变异，行为态度的标准系数为0.347，主观规范的标准系数为0.291，知觉行为控制的标准系数为0.264，ps<0.05。以健身频率为因变量，以行为意向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发现，模型共解释健身频率10.5%的变异，行为意向的标准系数为0.340，p=0.001。

 

4 讨论

 

为促进企业效益，提高员工士气，本研究试图探讨如何有效促进员工的健康行为。理论基础是计划行为理论，即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以及行为意向。干预手段包括启动自我相关或家人相关，以及是否构想并写下“如果——就——”形式的行为计划，即，“决策意愿”。两种干预各有两个水平，被试在通过亲情维度得分的筛选后，最终会分为四组。

 

结果显示，四组是随机分组，基本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且研究期间这些员工皆属文职，工作压力相当。而因此不同的启动（自我/家人相关），以及是否构想并写下行为计划，是计划行为理论的四个因子和健康行为存在组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首先，家人相关组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得分更高，即如果健康行为和家人联系在一起（例如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更好地陪伴或照顾家人），被试会对健康行为的价值做出更高的估量，并认为他人也更加支持他们这么做，或者说他们更加有责任为了他人而积极锻炼。在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向来是极为受到重视的（King, 1991）。而美国则更寻求自我独立、自我表达、自我展现，而非依赖他人(Markus & Kitayama,1991)。这说明对于组织中的健康行为而言，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文化独特性，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

 

其次，由于常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变化，因此最初的目标意向可能不易变成实践。有行为计划（决策意愿）“如果——就——”的实验组，知觉控制感得分更高，这使促进了行为的产生。本研究中采用的是写下5条计划，并默想。而其实还可以对“如果”和“就”的相对数量进行更为周密的分析，例如一个“如果”，对应三个“就”等（Sheeran and Silverman ,2003）。这是本研究的局限，还有待将来进行更精密的控制和探讨。

 

再次，通过对计划行为理论中的四个因子和健康行为频率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模型的解释程度符合以往文献，属于合理的范围。因此，测量这些因子既可以更细致地考察干预的影响，它们本身也是和健康行为关系密切的。

 

最后，由对四组的事后检验可以发现，启动家人相关和写行为计划都对健康行为有促进作用，而两者并用效果最好。而结果显示对行为意向而言，家人相关无行为计划的行为意向得分高于自我相关有行为计划，对于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家人或自我相关影响了计划行动理论的二个因子，而有无行为计划影响一个因子，而且前二者各自的标准回归系数都高于后者，即知觉行为控制，因此，家人或自我相关的启动相较而言，有更大的影响。在健康行为频率方面，家人相关，有无行为计划并无显著差异，这可以解释为在启动家人相关后，健康行为频率已经较高，即使加入行为计划也难以在数据上造成显著差异，这并非说明行为计划没有作用，而可能是屋顶效应导致的。

 

本研究初步验证了启动家人相关及采用“如果——就——”形式的行为计划（决策意愿），能有效促进健康行为的频率。然而，在行为计划的具体形式方面尚缺少细致的探讨；健身房的锻炼行为是有局限的，还应在接下来探讨其他健康相关行为；对于员工的工作繁忙情况也限于研究条件没有能精确控制。不过，启动家人相关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而决策意愿的相关理论则是来源于当代西方心理学研究，本研究的初步尝试展现了东西方理论及技术灵活整合可以带来更有效的干预和对健康行为的促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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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林碧莲：广州市博曼心理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孙盈昊：中山大学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