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消失的白马寺及地下…

 说起白马寺，很多人都会想到古都洛阳，因为洛阳白马寺与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紧密相连。相传白马寺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史载：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因夜梦金人，遣使西域拜求佛法。公元67年，汉使及印度二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抵洛，汉明帝躬亲迎奉。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雍门外建僧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故名该僧院为白马寺。

 成都历史上也有一座白马寺，对今天很多人来说是不知晓的？它建寺于明代，是在四川布政司参政郭斗主持下，仿洛阳白马寺修建的。

 关于成都白马寺由来，民间留下一个传说：有一天，来了一个洋和尚，他身着袈裟，牵一匹白马，驮着两箱经书来到这里。他把经书卸下来，牵着马下河喝水，浇水擦洗马背上的尘污，然后让马在地上吃草，自己坐在树荫下全神贯注地读着经书，这引来乡人围观，并与他拉起话来。洋和尚很开朗，汉语流畅。说祖师摄摩腾和竺法兰早已去过洛阳，在那里修了一座白马寺，每月初一、十五开庙会，在佛堂给僧尼和民众讲经说法，教愚化贤，普度众生。听说西蜀乃天府之国，吉祥之地，便让白马驮着经书来这里传经布法。不过，他又申明，待他功德圆满后，便返回西天极乐世界，向佛主复旨。过了一段时间，洋和尚便告辞，乡人盛情挽留，洋和尚不肯留下，索性把两箱佛经赠予大家，离开此地时说：“善哉，善哉！”便自个骑着白马西去。

洋和尚走后，大家觉得白马送经书之事颇为神奇，于是决定在此修庙宇。经过集资筹款，一年后终于建起一座寺庙。庙中塑有一匹驮着经书的高大白马，庙门刻“白马寺”，并立一块石碑，上刻当地名士题写的《白马颂》。诗云：“白马送真经，佛主一片心；西天与东土，共同听雷音。”从此，白马寺便成为成都北郊的一座著名古寺。

 据成都地方志载：白马寺，今已不存，其旧址位于金牛区人民北路办事处辖区内，即今天府河五丁桥外侧的白马寺街处。原寺系明代四川布政使司参政郭斗主持下仿洛阳白马寺而建的寺庙，旧址在今白马寺街的人北中学处。明代的白马寺曾是城北较大的寺庙，寺院临江，景色宜人，曾为成都城北一处游玩胜地，明末毁于兵火，清初由宝昙和尚主持重建。重建后的白马寺无论其规模或是香火旺盛上，都不如前代，但是成都每年相传为观音菩萨生日的“观音会”和文昌帝君生日的“文昌会”都是在这里举行。民国时期，寺庙逐渐衰颓，抗战时期，白马寺曾作为孤儿院。新中国成立后，寺内的佛事活动完全停止，原白马寺被改建为城北中学校，所存下的房屋被移作了他用，白马寺已荡然无存，被留下的只是一条以“白马寺”命名的街道。

 上面讲述的时成都白马寺的由来，使我们感受到了它的营建，以及悠久文化的深远影响。可今天的白马寺，虽然只是一条寻常巷陌，可在成都这座历史名城不显半点出挑，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这里出土了古蜀器物，并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被专家们认为，这些出土文物却是打开巴蜀文明的钥匙。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各路军阀拥兵自重，相互间战火绵延不断，民生凋敝，这时的白马寺周边荒芜，除破烂的寺院，陪伴着的是一些砖窑。

 上世纪20年代开始，因窑厂烧砖取土缘故，这里陆续出土了一些古代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以兵器居多，不少兵器上还错有金银花纹，一时间成了成都忠烈祠的古董商人手中的俏货，被称为“夏器”。

 这些器物以错有金银花纹的为贵，有花纹的次之，素面的则为最下。上等的出价一、二十元，次等的十元左右，下等仅值一、二元。当时不少古董藏家都收藏这些青铜器，却都是看到上面的纹样十分有趣。不过当时这些兵器不算是重要的收藏古物，没有专门的藏家重点收藏，所以被零零星星，东一件西一件的流落在了民间。

 后来这些零散器物引起了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考古学家卫聚贤的注意，他先后几次考察成都白马寺，还在成都古董摊上，搜求到一些造型奇特的青铜兵器和罍、壶等器物（夏器）48件，撰写了《巴蜀文化》一文，于1941年在1941年《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上发表。文中通过对大量巴蜀遗物的列举与对比，第一次出现了“巴蜀文化”这个概念。

 卫聚贤先生将他搜求的兵器分为直刺、横刺、勾击三类，并摹写出器物体上的各种纹饰。他认为：春秋以前蜀人有自己的文字，春秋战国时仿中原文字。对蜀国青铜器年代，则断代在商末至战国。视巴蜀文化为一种与中原文化有别的青铜器文化。

 1955年11月，因这里修建学校时，掘土发现了古墓，工程部门立即通知文物部门前往清理。据1956年10期《文物参考资料》载：“白马寺在成都北门外约五里的万佛桥附近，寺后有一土堆，下面压有许多古墓。过去砖瓦厂掘土建窑，曾损毁过汉、明、清代墓葬。从11月24日至12月25日，文物部门共清理了墓葬十座。墓多被扰乱，唯第六号明墓很完整，而且随葬品特别丰富，共出土随葬俑82件，瓷器20余件，部分金、银饰品，这批器物被保存在了四川省博物馆。

 白马寺地下出土的古蜀文物极其珍贵，特别是这些器物上面的图案，背后都饱含着各种文化信息和文化符号，对我们今天了解神秘的古蜀文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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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二O一八年三月三十日写于成都  图片来自网络）

                          附：巴蜀掌故·卫聚贤《巴蜀文化》

整理：钟永新

作者简介：卫聚贤（1898-1989）号卫大法师，山西万泉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上海暨南大学教授、香港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后去台。长于考据、考古、文字学。出版有《中国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小史》《古史研究》《中国社会史》《古今货币》《古器物学》等。

    整理者说明：本资料出自1941年10月1日出版的近代学术期刊《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卫聚贤也因此文被称为首先提出“巴蜀文化”的学者。今有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撰有《从〈说文月刊〉辨析“巴蜀文化”命题的初义》和《“巴蜀文化”学术命题的地理含义》全面评介，认为卫聚贤所指的“巴蜀文化”是先秦时期蜀国和巴国的文化与巴蜀地区自古以来的文化。本文是卫聚贤在巴蜀地区所见考古文物的基础上撰写完成，提出“故知其蜀人文化之古，而不知其蜀人文化之异”，其侧重于考古方面的巴蜀文化发现，并附有图片，认为巴蜀文化高深的原因在于四川盆地沃野千里的历史地理环境。

                                        《巴蜀文化》

卫聚贤

四川在秦以前有两个大国——巴蜀。巴国的都城曾在重庆，蜀国的都城则在成都。巴国的古史则有山海经华阳国志的巴志所载，惟其国靠近楚秦，故左传上尚有段片的记载。蜀国的古史，则有尚书蜀王本纪（扬雄作，已亡，他书有引）蜀论（来敏本作，水经注引），及华阳国志的蜀志。不过这些古史既不详细且多神话，因而目巴蜀在古代没有文化可言。

    去年四月余在重庆江北培善桥附近发现汉墓多座，曾加发掘，得有明器若干，由其墓的建造，砖上的花纹及文字，其他的佣钱剑等物看来，文化已是很高，不过，这是汉代的汉人文化，与先秦的巴人无干。再就重庆各地的蛮洞子——崖墓而论，固事蛮人的遗物，但是在汉代的汉人在四川也曾以崖墓为葬地。是以巴人的文化，除书本子外，无物可证。

去年八月余到汶川访石钮，闻有石器发现，路过成都参观华西大学博物馆，见有石器甚多，皆川康境内出土，其形状除一种扇面形外，外与黄河流域同。故知其蜀人文化之古，而不知其蜀人文化之异。陶器在川北，找到彩陶一二片，但块甚小，花纹也看不清，在广汉太平场则有黑陶，但亦多系碎片，惟有一玉刀，形状特别（见图四十七），并有二尺以上的大石璧，其时代则在石铜之交，已引起我的好奇心，但无他物为证而罢。

今年四月余到成都，在忠烈祠街古董商店中购到兵器一二，其花纹为手与心，但只有一二件，亦未引起余注意。六月余第二次到成都，又购到数件，始注意到这种特异的形状及花纹，在罗希成处见到十三件，唐少波处见到三件，殷静僧处两件，连余自己搜集到十余件，均为照，拓，描，就其花纹，而草成蜀国文化一文。

    八月余第三次到成都，又搜集到四五件，在赵献集处见到兵器三件，残猎壶一。林名钧先生并指出华西学报第五期（二十六年十二月出版）有錞于图，其花纹类此，购而读之，知万县，什邡（四川），慈利（湖北），长杨（湖北）峡来亦有此特异的花纹兵器等出土，包括古巴国在内，故又改此文为——巴蜀文化。

此种特异花纹的铜器，出土成都城外西北角白马寺附近坛君庙后李洪治等家地中。其路是出旧西门，不到成灌公路的车站处，向北有一条环城马路，由北巷子走，不及一里有向北一条道，又不及一里有一大河（即洗足河）过木桥，望见东北高处则为皇坟及白马寺，过桥向西北行数十步，为坛君庙，有茶馆二家，买卖砖瓦及瓦窑工人都在此吃茶。

成都北门外，由城东北角方向起，至西北角经过白马寺处，有由东北至西南的一条土埠，高出地面（稻田）五尺至一丈。十埠东北宽而西南窄，宽处有四五里，窄处亦一二里，由东北至西南长约十里左右，。因为十埠高出，于是到处有烧瓦窑，籍此取土，使地低下，水可灌溉，以便种稻。而烧瓦窑则以白马寺西为多，共有三十余家。取土既多，古物出土不少，故白马寺出古物，在成都很有名。

白马寺坛君庙后窑工掘土，于民国十年左右，即掘有铜器，以兵器为最多，以其上钳金银花纹者为贵，有花纹者次之，素的最下吗，在当时上等的一二十元，此等的十元左右，下等的一二元而已，故各收藏家多有此物，（闻英国人搜集去的四五百件，四川博物馆有四五十件。）但因空袭疏散于乡间，又以兵器不为重要古物，而且不大，都东一件西一件，夹杂在别的古物中，余到各处去借，都一时找不到，兹就其已找到的，加以推论。

华阳国志蜀志云：“西南二江有七桥。”今成都北门外及东门外的江名涪江，南门外的江名锦江，是蜀国都城在涪江锦江之北，城北高出五尺以上的数里长土埠即其遗址。白马寺坛君庙后只有数十亩田中出此兵器，似为蜀国的武库。但曾出二罍罈，一为覃子钧经手买给上海转售外人，一残经罗希成手书售北平骨董商人，其一为残猎壶，由张文彬从白马寺工人手中购入售给赵献集的（图四十八），并有祭器，似为蜀国的宗庙。

现在的坛君庙后，尚有土埠高约六七尺，宽约四五丈，长约八九丈，另两家窑户地界，正在出兵器地的中心，很有发掘的必要。据工人云：夏季多雨，工资也贵，故窑多停止工作，冬季工作时，时有古物出土，有的为忠烈祠街古董商人守候购去，有的亲持到忠烈祠街区卖。今者夏季将过，甚愿成都文化机关组织团队吗，与窑工合作（因取土作坯，发掘出的土，窑工可省一半力。）发掘此土埠，看看蜀国是否有文化？

一民族据有沃土，生活丰裕，文化自高，若退居山地，生活艰难，文化自落，以元朝据有中原与清代的蒙古人作比，正是好例。四川盆地，岷江可溉数十县，所谓“沃野千里”，冬季雾多而霜雪少降，在农业时代，生活很是丰裕，文化自然很高。自秦昭王命张仪司马错灭巴蜀，巴蜀的人民，离开成都平原，散居四面山中，由农业退为游牧，生活日艰，将固有的文化失掉，是以今日川北的羌民，西康的番人，大凉山的罗罗，这些落后的民族的文化看来，当然不相信巴蜀固有高深的文化，白马寺等出有这样特异花纹的兵器等出土。

（图略）

——《说文月刊》1941年第3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