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央防疫处民国二十年现任职员一览表》

（秦川渭水）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程光胜先生知道笔者对中国生物制品史略有兴趣，喜欢收集有关方面的资料。2020年6月26日，程光胜先生用电子邮件发给笔者一组他保存多年的有关民国二十年中央防疫处的几幅图片资料。其中有一幅是民国二十年中央防疫处现任职员一览表。图片是程教授二十多年前在参观广州中山图书馆时所拍摄保存的。

这幅图片看似简单，不过是一张中央防疫处当时的一份现任职员表而已，但历史已经走过了九十多年漫长历程，这幅图片却告诉了我们许多今天人们所想了解的当年中央防疫处的许多如今很难再查找到的历史资料知识。笔者在撰写一些有关卫生防疫工作方面的文章时，曾多次查阅过这份《中央防疫处民国二十年现任职员一览表》，每次总会有所发现和感想。

这里就将笔者阅读这幅《民国二十年中央防疫处现任职员一览表》的感想，简要记述如下：

中央防疫处民国二十年现任职员一览表

（备注：词表系中科院微生物所程光胜教授月20余年前在广州中山图书馆所拍摄，于2020年6月26日用电子邮件发给笔者。）

第一，这幅图表首先告诉我们时任中央防疫处处长为陈宗贤。陈宗贤是我国早期中国生物制品界的著名专家，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8年回国后，先是在北京协和大学医学院担任讲师。1919年中央防疫处成立时即参加中央防疫处的工作，早年间曾担任过中央防疫处的科长。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北洋军阀政府寿终正寝。金宝善代表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了由北洋政府管辖的中央防疫处，并出任中央防疫处处长。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卫生部，卫生部内设总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五司。金宝善受命为卫生部保健司司长。其原任中央防疫处处长，遂由陈宗贤代理。1930年陈宗贤再度赴美，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研究员。在陈宗贤赴美期间，余曾为中央防疫处代理处长。1930年11月，陈宗贤被国民政府卫生部正式任命为第十二任中央防疫处处长，1934年8月和1935年8月西北防疫处和蒙绥防疫处相继成立，陈宗贤曾奉命主持过相关筹备工作，并先后兼代西北防疫处和蒙绥防疫处处长。直到重庆国民政府于1939年2月免去陈宗贤中央防疫处处长职务，3月任命汤飞凡为中央防疫处处长。此后，陈宗贤曾被任命为青岛卫生实验所所长。不久，陈宗贤与国民政府前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在香港创办的香港协合药品公司生产血清疫苗运回国内支持国内抗战。新中国成立后，陈宗贤先生曾担任过多年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所长。

第二，这幅图表告诉了我们九十多年前，当时中国唯一的卫生防疫及卫生防疫用生物制品的研究和生产机构的组织机构。当时中央防疫处内的组织机构为一室三科四个部门。一室为秘书室，主管处内的总务工作及制品的销售工作。三科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科，为研究生产科室。

关于各科的业务分工，笔者曾从网略上下载过一幅1933年《申报年鉴》第P-98页刊载的《中央防疫处分科组织表》，也复制在下面供参阅：

第三，这幅图表告诉我们九十多年前，中央防疫处的规模并不大，或者可以说是比较小，职员编制仅为42人。秘书室为行政科室，编制秘书1人，事务员3人，办事员8人。第一科：有技正兼科长1人，技正1人，技士1人，技佐3人，技术生7人；第二科：有技正兼科长1人，技士1人，技佐人，技术生4人；第三科：有技正代科长1人，技士1人技佐1人，技术生5人。全处编制技正四人（含处长陈宗贤的简任技正），技士三人，技佐6人，技术生16人。

第四，这幅图表为我们研究中国生物制品界的一些著名专家们的人生轨迹及其一些业务工作上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这里以齐长庆先生为例，齐长庆打1919年3月中央防疫处成立的时候起，就来到中央防疫处，投入中国卫生防疫和生物制品科学事业，是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31年之前，他在中央防疫处工作期间，已经创立了中国医用实验动物的饲养管理科学，创立了中国牛痘苗生产用毒株“天坛株”。此后于1931年又建立了狂犬病生产用毒株“北京株”。从图表可以看到，1931年齐长庆和著名细菌学家袁濬昌同在中央防疫处的第三科，袁濬昌是技正代理科长；齐长庆是技士。就在1931年，齐长庆参照巴斯德的减毒方法将袁濬昌从一直狂犬病狗脑组织中分离的狂犬病野毒株，在兔子脑内传30代，选定了我国狂犬病固定毒株，被命名为“北京株”，使用于中国狂犬病疫苗的生产，为在我国控制狂犬病做出了重要贡献。同一年，以“北平中央防疫处齐长庆、余”署名的《干燥痘苗之研究》（第一报告）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六卷第二三期。齐长庆时为中央防疫处第三科技士，余时为第二科技正兼科长。齐长庆于1935年参与筹建蒙绥防疫处后，于1935年9月，出任蒙绥防疫处处长，从此离开工作了16年的中央防疫处。1933年余的第一部专著《病原学》问世。同年应邀附上海任雷斯德医学研究院血清学部主任，主要研究当时严重危害人类的霍乱、伤寒、白喉等病原菌，也从此离开了中央防疫处。这幅图表也为研究中国生物制品界的其他一些专家轨迹及其相互关系，提供有可供查考的的依据。

第五，这幅图表告诉我们中央防疫处自1919年成立，已经走过了十三年历程，但发展却一直很缓慢，规模一直很小。尽管1934年8月和1935年8月，相继在兰州和绥远设立了西北防疫处和蒙绥防疫处，但仍然很难适应当时国人对卫生防疫工作和生物制品的需求。尤其是在当时长期战争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国人对卫生防疫工作和生物制品生产的需求则更为迫切。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短短的几年里，全国就建成了规模宏大的长春、大连、北京、兰州、成都、武汉、上海七大国家卫生部所属生物制品研究所。尽管北京、兰州、大连三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是在解放前的中央防疫处、西北防疫处和大连卫生研究所基础上建立的，但无论从三所的发展规模之大 ，制品品种之多，制品产量之多，制品质量之优，却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央防疫处、西北防疫处和大连卫生研究所所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1956年根据卫生部关于“全国六大行政区划，设立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安排，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撤销建制，合并于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国家队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发展与当年中央防疫处规模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卫生防疫、生物制品事业和人民的健康事业的高度重视。

     2022,6,28  京城百旺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