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阁帖》肃府本札记

孟会祥

宋淳化三年（992），太宗赵光义出内府所藏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甄选摹勒上石。名曰上石，实刻于枣木版。共十卷，计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名为“法帖”。“法帖”之“法”，并非“法书”之意，曹宝麟先生以为原指内廷专用，与“法宫”“法座”“法酒”同。或称《秘阁法帖》《淳化阁帖》《阁帖》。

《淳化阁帖》源流

《宋会要辑稿》云：“淳化四年（993）四月，诏以所购募先贤墨迹为历代帝王名臣法帖十卷，赐近臣。”欧阳修云：“凡有大臣进登二府（中书省、枢密院）者，则赐以一本。”所以外间流传绝少。一般资料认为原版毁于庆历年间（1041—1048）禁中失火，而水赉佑先生《〈淳化阁帖集释〉编纂札记》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夏四月，荣王元俨宫火灾，延燔秘阁，板毁不再赐，从此《阁帖》更罕见，则世尤贵之。”则毁版更在庆历之前。枣木原本，初用李廷珪墨，墨浓字瘦；后用潘谷墨，色淡字肥。初用澄心堂纸，后用金箔纸。初时版完好不用银锭，后版裂用银锭；初用大银锭，后小处也有坼裂，复用小银锭，等等，这些版本早晚优劣之别，因无实物可资参照，现在只能说是传说而已。王壮弘先生《帖学举要》说：“《淳化》枣木原本稀见，传于今日可信者惟李春湖藏第六、七、八三册，后有宋淳熙年间王淮等题记，帖内并有贾似道等收传印记（上海有正书局曾影印）。此外，上海图书馆藏卷九一册（潘允谅旧藏本）。其余所见皆为翻刻本。”李春湖，即李宗瀚，字北溟，一字公博，号春湖，道光间尝官工部侍郎，所藏《淳化阁帖》，即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安思远藏本，有王铎题签。

《淳化阁帖》翻刻，大概始于庆历年间。秦观《法帖通解序》云：“故丞相刘公沆守长沙日，以赐帖摹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于家，自此《法帖》盛行于世。”长沙即潭州，此帖称《潭帖》。宋人翻刻《淳化阁帖》有数十种之多，后人翻刻，更不知凡几。据王壮弘先生《帖学举要》说，著名者宋有绍兴国子监本、淳熙修内史本、泉州本、北方印成本、乌镇张氏本、福清李氏本、世綵堂本、二王府本等；明有常氏瑞州郡庠本、河庄孙氏本、王著本、吴郡袁褧（音炯）之本、顾从义玉泓馆本、潘允谅五石山房本、肃王府遵训阁本等；清有乾隆内府本。除乾隆内府本次序有更改外，其余皆按原样翻刻。增减成帖的有《潭帖》《大观帖》《绛帖》《戏鱼堂帖》《鼎帖》《汝帖》《澧阳帖》《星凤楼帖》等。不论增删与否，历代“法帖”丛帖，皆导源于《淳化阁帖》，形成《阁帖》《潭帖》《绛帖》三大系统。

《潭帖》，刘沆命慧照大师希白摹刻，自庆历五年（1045）始，庆历八年（1048）告竣。刻于石。相对于《淳化阁帖》，增刻王羲之《霜寒》《十七日》二帖，并增晋王濛、唐颜真卿诸帖。苏轼跋《潭帖》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风味，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世俗不察，争访阁本，误矣。”然而也许正是因为希白自善书，他对《淳化阁帖》的翻刻胜过《淳化阁帖》母本的同时，也就更参以己意了。《绛帖》刻于绛州，即今山西新绛，为潘师旦所刻，在《淳化阁帖》基础上，有次序的调整，也有增补，据说锋芒外耀是其特点，但也未必全胜《淳化阁帖》。欧阳修跋云：“近时有尚书郎潘师旦者，窃取官《法帖》中数十帖，别自刻石以遗人，而传写字多转失，然亦时有可佳者。”而《淳化阁帖》系统中，尤其重要者为《大观帖》。《大观帖》为徽宗赵佶命蔡京主事，龙大渊编次摹刻。因每卷末蔡京题“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故称《大观帖》，因摹刻于太清楼下，也称《太清楼帖》。曾宏父《石刻铺叙》云：“此正国朝盛时，典章文物，灿然备具，百工技艺，咸精其能，视淳化草创之始自然不同。且当时尽出元藏真迹临摹，定其舛误，非若外方但因石刻翻刊。京虽骄吝，字学恐出王著右，是《大观》之本愈于《淳化》，明矣。”

种种翻刻，每种又形成多种版本，以及后世种种丛帖、单帖，构成复杂的法帖版本之学，也就是“帖学”。帖学是专门学问，此不赘述。

《淳化阁帖》与王著之失

王著虽然工书，但昧于鉴别，所以《淳化阁帖》真伪杂出、次序混乱、张冠李戴的情况相当严重，甫一出现，就遗人笑柄。

较早对《淳化阁帖》提出批评的是苏轼。其《辨官法帖》云：

此卷有云：“伯赵鸣而戒晨，爽鸠习而扬武。”此张说送贾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伪相半。

其《辨法帖》云：

辨书之难，正如听响切脉，知其美恶则可，自谓必能正名之者，皆过也。今官本一卷法帖中，真伪相杂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饯行”一帖，乃张说文。又有“不具释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疏谬。余尝于秘阁观墨迹（水赉佑说：事在治平三年，即1066年），皆唐人硬黄临本，唯《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

其后，米芾于元祐三年（1088）作《跋秘阁法帖》，对《淳化阁帖》提出了尖锐批评：

我太宗购古今书，而使王著辨精确，定为《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间一手伪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为汉章帝，张旭为王子敬，以俗人学智永为逸少。如其间以子敬及真智永为逸少者，犹不失为名帖。余尝于检校太师李玮第观待中王贻永所收晋帖一卷，内武帝、王戎、谢安、陆云辈，法若篆籀，体若飞动，著皆委而弗录，独取郗愔两行入十卷中，使人慨叹！

米芾著名尺牍《李太师帖》记其事，有“李太师收晋贤十四帖，武帝、王戎书若篆籀，谢安格在子敬上”等语，可见当时激动心情，而王著“独取郗愔两行入十卷中”，分不出好坏，也难怪米芾对他深加鄙视。

大观二年（1108），黄伯思有感于米芾对《淳化阁帖》辨误多出臆断，疏于考证，而且也有错失，著《法帖刊误》。黄伯思此文，大概是帖学最重要的文献。他自己也相当自信：“凡论真伪，皆有据依，使钟、王复生，不易此评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后有高识，赏予知言。”

当然，尽管《淳化阁帖》问题不少，作为“法帖之祖”，它仍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淳化阁帖》与《大观帖》

苏轼虽为一代宗师，也未必就精于鉴定。所谓“唯《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就大失水准，在艺术眼光和史识上都失察了。黄伯思就《鹅群帖》从两方面予以否定，似无可辩驳：

《鹅群帖》，前辈谓此墨帖乃大令真笔，仆观此书殊不晋剧，但怒张狂劲，无晋诸贤韵味，而前辈乃云此帖笔势险远，如从空中数丈外掷下，恐是真笔。此非仆之所敢知也。又，此帖词云：“崇虚刘道士鹅群，并复归也，献之等须向彼谢之。”亦非当时尺牍体。盖以大令父逸少尝书《道德经》换鹅而山阴昙[石襄]村道士举群赠之，故以此事傅会作是帖耳！案，崇虚馆乃宋明帝奉始四年建，子敬晋人，相去亡虑五十余年，何得已称之？其伪无疑。又案，魏收《释老志》，太和十五年诏立道家寺宇于桑乾之阴，名崇虚寺，去晋愈远矣。

当然，这样的小小失察，无碍苏轼的伟大，也无碍苏轼对王著的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秘阁看到的墨迹，“皆唐人硬黄临本”，而曾宏父则谓《大观帖》是“尽出元典真迹临摹”。有人认为王著之所以先摹搨硬黄，然后才摹刻上石，是为了怕弄脏原帖，这样理解当然不无道理。而好大喜功的宋徽宗、蔡京这对书法家君臣，既然刻帖，就一定会立意胜过前代，“尽出元典真迹临摹”，是完全有可能的。《大观帖》摹刻之精，远出《淳化阁帖》之上，是不争的事实。启功曾说：“以摹刻的技术论，任何宋拓《阁帖》，都比不过真本《大观帖》。”曹宝麟先生说：“此帖摹刻精良，笔势飞动，神采射人，真可谓下真迹一等者。”

《大观帖》字行较高，每行字数较多，那么，在裁割接续之时，难免出以臆度，因为根本无法忠实于原帖，我曾在文章里对此颇为不满。上海俞丰先生相告，即便《淳化阁帖》中，也有改变行次的情况，大概古人以法书为鹄的，并不是完全复制原帖。

然而，现在我认为，《淳化阁帖》还是比较忠于原帖面貌的，因摹书水平所限而造成失真，失真的严重程度，超过《大观帖》；《大观帖》在摹刻时参以己意，虽好，却也相当失真。我不是学者，这里也没有工夫做“例不十，法不立”的考证，这只是一个印象，供识者一哂而已。比如《寒切帖》，在《淳化阁帖》《大观帖》第七卷，叫《二书帖》，现有摹本在天津博物馆。与摹本相较，《淳化阁帖》没有改变行数及每行字数，只是摹得点画纤细拘挛，气息寒俭，正所谓春蚓秋蛇。而《大观帖》所摹，乍看笔圆而意胜，英姿勃发，风流倜傥，可人如玉，但与摹本相较，则全无雍容沉静，浓厚的章草意味损失殆尽，不啻在“古意”上，狠狠地把它拉得浅近了。三个版本相较，我宁愿相信摹本接近王羲之原貌，《淳化阁帖》是欲似之而不能，《大观帖》则能似之而不为。譬若杨贵妃固是美人，图貌写真，一变为花木兰，一变为崔莺莺，三者几风马牛不相及矣。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信然。

《保大帖》《升元帖》

现存最早的碑帖墨拓，为唐太宗《温泉铭》，上有永徽四年（653）墨书题记。此拓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

史载南唐中主李璟有《保大帖》、后主李煜有《升元帖》，均已失传。曹宝麟先生说：“我是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的。”或谓王著编纂《淳化阁帖》，以《保大帖》《升元帖》为底本，无从确定。

1989年5月，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宋拓王右军书》一册，印制甚粗，帖内没有交代版本源流，出版后也未见学者讨论过。本着“无知者无畏”的精神，这里吁请专家注意。此帖前有两题、后有多跋，照录如次：

是册向为缪氏所藏，今归吾友春皋。使转拨灯，笔锋具见，真所谓下真迹一等者，世间希有之宝也。春皋善书精鉴，故其所收皆非易觏之品。辛酉夏日题。榕皋潘奕隽。

余从池上书堂假归，留几案半月乃归之。盖所获不少矣。嘉庆六年夏至后七日，榕皋又识。

《淳化阁帖》展转翻刻，生意索然。此本专集右军书，精力弥满，虎气腃上，信所谓下真迹一等者，决为宋刻无疑也。绍升偶题。（绍升，即彭绍升。）

右军草书一册，当是《淳化阁》化摹。豪芒飞动，使转纵横，晋人神韵，赖此以传。《大观》虽工致过之，精气弗及也。后人因王著考订弗详，贬斥太甚，良由未见此种拓本耳。要之宋帖之盛，实《淳化》为之嚆矢，虽吉光片羽，已足珍赏。池上书堂主人多收而善鉴，幸秘惜之。文治。嘉庆元春。（文治，即王文治）

此种宋刻宋搨之右军书，真世间希有之宝。已衰之年，频得见之，亦此生厚幸也。嘉庆五年庚申中秋重观又记。（王文治此跋无名款）

谨庭姊夫示以宋拓《淳化阁》第六卷，浑厚中仍露锋颖，尚可追寻右军用笔之妙，与前京师所见李春湖前辈所藏者略相似。继又出此本对阅，觉阁本尚有粘滞处及过于肥重处。其第一帖“兼”字且可证阁本之误。凡阁本之不能寻其用笔之先后者，皆得以此类推，洵为法帖中至宝。旁有朱笔细字，盖出于义门先生，已明指其非阁本，而梦楼前辈混而一之，殆未细审耳。谨庭精于鉴古，定其为澄清堂刻。其益于后学非浅。嘉庆廿三年四月九日。顾莼跋。

此南唐《升元帖》也。跋者俱目为阁本，不可不辨。法帖之刻，著于宋而权舆于南唐。所谓《升元帖》，一名《澄清堂帖》是已。自《淳化》本兴，而江南李氏之帖遂晦，岂日月既出，爝火无光欤？抑当年纳土之后，遂与钟王墨迹，并付宝仪一炬，不复传流欤？余夙嗜古刻，三十年来，如《淳化秘阁》《太清》《泉》《绛》等帖，俱幸得见善本。尝溯其源流，审其同异。今见此帖，刻法、搨法之精无论已，其波折使转，毫芒毕露，一种古香古色，溢于楮墨，亦妙莫能名，遂定为南唐《升元帖》。盖前所见诸帖中，右军书都不及此也。要之不见《秘阁》《太清》《泉》《绛》等帖，不知《淳化》之尽美，不见《淳化》初本，又岂知《升元》之尽善哉？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后之览是帖者，其审之哉！嘉庆十一年夏四月，吴邵陆恭谨庭书于松下清斋。

《晋右将军王逸少帖》一本，旧为兰陵缪氏所藏。忆乾隆五十三四年间，吴秋村携以过我，因出先府君所收《淳化》初搨本相较，余家本觉逊。时蒋群春皋锐于蓄古，以不赀购之。彭居士为跋其后。洎嘉庆元春梦楼先生寓吴，每过池上书堂春皋书斋，必索赏移时，因一再跋之，叹为得未曾有。然两目为《淳化》，是忘南唐《澄清堂帖》寔《淳化》之先河也。余阅《戏鸿》《来禽》重开本，则此帖为江南李氏原拓无疑，且古得古色，溢于纸墨，定为宋未下江南时搨本。恭又记。

十三年前我以一块六毛钱购此帖时，尚不知丛帖为何物。反复比较《淳化阁帖》《大观帖》与此帖，前二者实不能及。它是不是《升元帖》我不知道，也没有读过容庚等人关于《澄清堂帖》的著述，但它的好是不容置疑的。王著果以此为底本乎？恐不足信。笔者无心也无力考证，仅献疑焉。

《淳化阁帖》肃府本

《淳化阁帖》肃王府遵训阁本，简称“肃府本”。明肃庄王朱瑛受封于甘兰，太祖朱元璋赐以宋拓《淳化阁帖》。万历四十三年（1615），尚书张鸣鹤得旧本《淳化阁帖》，求肃宪王朱绅尧赐帖校雠。肃宪王命姑苏温如玉（伯坚）、张应召（用之）双钩赐张鸣鹤，并镌石藩府。镌石始于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九日，未竟而宪王薨，世子朱识鋐卒业于天启元年（1621）六月，共用时七年。每卷末照刻“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篆书三行外，加刻“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秋八月九日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旨重摹上石”隶书三行。据说，肃府本卷五末加刻“肃府底本”固有的元至正十年（1350）张瑁等人观款，卷五、六、七后面还附刻肃恭王朱贡题跋。卷十结尾另刻温如玉、张鹤鸣、赵焕、张键、汤启烨、柴以观、周懋相、盛以弘、徐元寀、黄和、肃世子等廿九人题跋。但传世各本，没有全刻廿九人题跋的，有无跋者，有只刻数跋者。

肃府本刻搨精妙。倪苏门云：“淳化帖在明朝，惟陕西肃王府翻刻石拓最妙，谓之肃本，从宋拓原本双勾勒石，所费钜万，与今市本相去天渊。”陈奕禧《皋兰载笔》说：“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石工间有私购出者,值五十千。”尽管肃府本《淳化阁帖》也并非全套的枣木原版，但它的完备性在明末大概已经无出其右，时至今日，肃府本仍是判断传世阁帖价值的重要尺度。启功在谈到安思远藏本《淳化阁帖》时说：“明中叶翻刻《阁帖》的，有最著名的四家，是袁褧、潘允亮、顾从义和甘肃藩王府（俗称肃府）的翻刻本，其中以肃府本摹刻的最得宋搨本的原貌，但其中第九卷已经是用《泉帖》补配的（册尾缺三行可证）。”王珂在介绍安思远藏本《淳化阁帖》时说：“拓本残存的卷数、版数，以肃府本对勘，其位置、字形皆相合，肃府本前八卷均依据宋原刻枣木本勾摹翻刻，可证此三本为宋原刻真本无疑。”然则肃府本，可谓下枣木一等者也。

肃府本的版本及清雅堂影印本

王壮弘先生《帖学举要》说：

初拓本石皆完好，卷七标题右上角“法帖”等字无损。清初拓本渐有泐痕，“法帖”等字损泐。初拓无跋，后增刻望岐道人、洮珉道人、张鸣鹤等廿余家跋另装一册。后跋又佚，也有省纸不拓跋者。通行本只张鸣鹤、王铎、宪王、肃世子四跋。

这里的肃府本第六、七、八、九、十凡五卷，为日本清雅堂影印，封面签条下有《清雅堂精印记》朱文印。第七卷标题“法书第七王羲之书第二”完好无损，所以应为初拓本。

据称，判断肃府本初拓的情况，仅凭题跋情况及卷七标题无损还不够，另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即第六卷中《旦极寒帖》“卿可”二字的残损情况。据专家考证，此帖 “卿”字已有裂纹，“可”字左上角有涂墨痕迹，当属“卿可已损本”，可称为“初拓”，但不是最早的初拓。卷十结尾王铎等人题跋之拓工、纸墨与全帖十卷完全一致，非后期缀补，因此“清雅堂本”并非“肃府本”之最初拓本，当为“明末清初拓本”。

卷六、七末刻肃恭王书。卷十末刻肃宪王书，并肃王望岐道人（也即肃宪王朱绅尧）、肃世子朱识鋐、张鹤鸣、王铎、黄和，柴以观，盛以弘跋，计七跋。

帖正文末行下，有小楷四行，为王廷璋所书：“乙卯三月于友人处借到朱清田《淳化阁帖》释文一本，其中草书未辨者，因用朱笔细释之，逾月甫毕。雍正乙卯前四月廿六日，潜庵主人记。”帖末有墨书二。其一：“肃搨淳化帖全册。”其二：“石为明代肃藩所藏，明末流寇作乱，我清定鼎，其石不存。久而藏之，可为无价之宝。”两纸骑缝处，均用《潜庵珍藏》白文印，说明这墨迹，大概也是潜庵主人王廷璋所书。雍正乙卯即雍正十三年（1735），此帖绝不会晚于这个时间。

此帖淡墨蝉翼拓，拓工之精，简至尽善尽美，无以上之。但就我自己的好恶来说，其摹刻偏于圆转，稍微感觉有点肉肉的。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王羲之，学帖当然要看帖，但仅看帖也学不会帖。比如学跑步，只研究博尔特的脚印是不行的，要在学习短跑的基本动作之后，再根据他的脚印，研究出他的步幅、身形、发力、节奏等，才可模仿奏效。

出版的意义

谷国伟兄嘱予作文，我虽学帖，然而不懂帖学，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说些与《淳化阁帖》沾边或不沾边的话。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当然会想到出版这样的书，对写字到底有没有意思的问题，于是想到两点。

其一是对研究帖学有意义。帖学大抵是版本目录之学，各种帖目，其来龙去脉，其间优劣差互，错综复杂，要厘清，便真成一门大学问。前人得帖不易，考证也便精严，如某帖某字什么年代残泐到什么程度，一一记录在案，相与甲乙，更有胜人之想。帖贾故弄狡狯，裁割拼装，真真假假。名家题跋，或凭真才实学，或出一己之私，云里雾里，是非莫辨。我常常想，研究这些，到底何用？恐怕也没有什么用。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很多事情，就是好者好，恶者恶，从事者觉得有意思也便可以了。书法，甚至艺术，更甚至有些科学技术，也往往就是好事者打发时间中弄出来的，世界因其事物的多样性而美好，否则追根问柢，口体之奉外，还有什么意思呢？今世学者，往往过于功利，充斥坊间者，尽是教人升官发财之书，倒真需要有人鼓捣点闲散的玩艺儿，在面红耳热中透出一口气来。

其二是对写字有意义。古人得到一件法帖不容易，即便不好的版本，也会珍若拱璧。然而现在不同了，历代藏之内府、史有定评，而且最伟大的作品，通过现代印刷术，顷刻便能化身亿万，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轻易就可以得到。有时候不免便有这样的想法，比如学王羲之、王献之，既然唐摹本具在，还需要在乎《淳化阁帖》？还需要在乎较完备的肃府本？赵子昂说过，得古刻数行，专心习之，便可名世。今人稍习书，架上无不琳琅满目，恨不能收尽古今法帖，然而也未必就能名世。这大概是人的天性，贪多务得，欲壑难填。比如吃饭，一菜一饭一汤，便能不饥不渴不缺微量元素，但世人无法阻挡饕餮盛宴、满汉全席。

既然如此，这里的肃府初拓，足可研玩、足可品味，也便值得推荐。

2015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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