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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张巡守睢阳到底吃了多少人?

(2015-08-04 01: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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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座落在商丘古城南门外,是为了纪念“安史之乱”中为保卫睢阳而殉难的英雄张巡所建。这座大殿建于1990年,占地4.07万平方米,南北长370米,东西宽100米,自南向北依次为广场区、建筑区和墓葬园林区三部分,整个建筑气势恢宏,大气磅礴,是中原地区最大的仿唐式建筑。

背景:张巡(709——757年),河南人,玄宗开元末年中进士第三名,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安史叛军13万由尹子奇率领攻打睢阳城,当时的睢阳城是南北交通要塞,军事咽喉之地,叛军企图踏平睢阳,夺取江淮富庶之地,在这危急存亡关键时刻,张巡挺力而出,率领仅有的6800名将士抵抗13万叛军,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睢阳保卫城。最后虽然由于众寡悬殊,粮尽援绝而失败,但它却有力地遏止了叛军南下,保住了大唐半壁江山和江淮丰厚的财源,为大唐王朝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物质保障。

唐朝大诗人韩愈在评价睢阳保卫战时就说“无睢阳即无江淮,无睢阳即无大唐”,可见其重要性,文天祥的一句“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的诗句更是留传千古。

由于张巡坚守睢阳有功,他死后,朝廷诏赠他为杨州大都督。宋朝大观(1107——1110年)年间,赐爵侯,谥忠烈。张巡、许远历来受人崇敬,自唐代以来,睢阳人民多次建庙、祠纪念二人的功绩。江浙及台湾就有张巡的崇拜者700多万人,张巡庙1千多座。

安史之乱张巡守睢阳到底吃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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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子奇率13万叛军,于至德二年(公元 757年)正月二十五日进攻睢阳。张巡得睢阳太守许远告急,旋率将士3000余赶赴睢阳。宁陵至睢阳很近,即使步兵,半日亦足以赶到了。与许远合并一处后,将士共6800人。即日与叛军接战,连续拼杀十六昼夜,俘获叛军将领60余人,杀死士卒2万余人,“获车马牛羊”。尹子奇攻城不下,承夜退去。其退兵时间,应在二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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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接战,张、许大获全胜,且收获车马牛羊。虽未云具体数目,但除作战斩获之外,因叛军为连夜撤军,以其10余万众的规模,所遗亦应可观。舍马可充战马外,牛羊则可充军粮。而睢阳城内存粮本有六万斛之多,当时一斛约等于现在的60升,六万斛即合现在的 360万升。但虢王李巨坚持要将存粮的一半分给濮阳、济阴二郡,许远虽据理力争,卒无济于事,因此睢阳只剩下一半存粮,相当于现在的180万升。《新唐书》谓“巡始守睢阳,众六万”,即是军民之总数为六万左右。除去张巡带来的3000人,原来的5万余人可用存粮支持半年。多了张巡的3000人后,即使支持不了半年,也应可支持五个月。故粮尽之日,应在七八月之间。闰八月南霁云对贺兰进明说睢阳“不粒食已弥月”,时间是差不多的。存粮殆尽时,“士日赋米一勺,龁木皮、煮纸而食”,“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才千馀人,皆癯劣不能彀”。按此处“千余人”,力不能拉弓,当指将士而言。

       南霁云两次外出求援。时间为八月和闰八月,其第二次求援归来,为闰八月十五日。南霁云在真源令李贲处得马百匹,又在宁陵借得三千兵,而最终杀入睢阳重围的只有约一千人。但他们同时“驱贼牛数百入”,抢粮心切,夺叛军之牛,应是他们损失惨重的原因。但这数百头牛,加上战马,因值夏日,若善藏腌制,舍百姓不计,应可支持2000将士一段时间。而城破之日为十月九日,据闰八月十五日不足两月。此类缑粮应是差不多的。

       尹子奇于正月、三月、七月三次包围睢阳,其中前两次围城皆被张巡击退。而七月的解围尤其重要,当时尹子奇被射瞎一目,仓皇败退,而睢阳粮尽,正可乘机调粮。中原城邑众多,宁陵等地仅数十里之遥远,野麦已苞可食,皆应有得粮的希望。而七月六日尹子奇重新围城,同时即发生“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的惨状。我认为此时的主要问题已不在粮食,而在疾病。杀戮太甚,死者枕籍,又值盛夏,极可能发生疾疫流传。且守军接战数十场,常主动出击,而未闻败绩。守军远远少于叛军,若主动出击导致自己死伤严重,则张巡岂敢如此?故守军由6800锐减为一千人,疾疫应起了更大的作用。而随着病死将士日众,有贼牛战马在,则军粮问题日益次要。要知道,在睢阳将士最饥饿的闰八月,南霁云尚带50精骑冲出敌阵搬救兵。50匹马,可以奔赴远邑,足见饲料尚可供应。而其时城中,既未吃马,也未如木皮、纸张那般吞食马饲料。正因为是疾病的问题,所以拥有贼牛战马的最后时光,叛军破城时,却发现守军“病不能战”,兵疲已极。试想一下,如果不是疾疫而只是饥饿,则一千兵,吃上万人,天天饱餐人肉,会疲惫至此?

       而张巡杀妾则在七月粮尽之时。当时“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张巡便献出爱妾。我认为此处,当高度注意“痍伤气乏”四字。唐军与叛军大小数百战,战事非常频繁,死人自应无算。饥饿难耐,尽有尸体可食,何必生杀侍妾!然人肉治病之说,早有源流。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张杲《医说》,谓唐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着《本草拾遗》,载人肉疗羸瘵。自此闾阎有病此者,多相效割股。“割股”云云,即指生人之肉。后世相传之以人血起沉疴者,亦属此类,这一恶习遭到鲁迅的痛斥,众人皆知。张巡所杀之妾,许远所杀至僮,皆生人中之尤为鲜活者,与死尸截然不同,此必与起将士之羸病沉疴有关。则其杀人之心,固有愚昧之嫌,但一则出于对士卒的热爱,二则绝非以人肉充军粮,自古以来对他的非议和诟病,实非公断。

       然而“凡食三万口”之说,又从何说起呢?闰八月后,一千多守军,有贼牛战马垫肚子,若还不够,哪里需要吃那么多人。就算上七、八两月,善藏腌制,也决计吃不到三万人!我认为,城中百姓原有五万余,尹子奇两次退兵时,若干百姓逃难而去是极有可能的,剩下的三万百姓赶上七、八、闰八这最艰苦的三个月,士兵以贼牛战马自飨,尚难自给,绝不会分口粮与百姓。故百姓“人相食”是一定的。实际上,睢阳存粮不足,最初就有预估,上半年能否公平分给百姓,都是个极大的未知数!张巡的第一宗旨是守住睢阳,认为睢阳是“江淮保障”,故直到最后都不愿放弃睢阳而“东奔”。因此,张巡首先要保障的,是他的士兵,而不是睢阳百姓。对士兵的热爱,让他献出了爱妾,但要说他带头吃掉了三万百姓,这殊不足信。

       爱妾也是生命,不过妾实际上是高等奴婢,中国在20世纪前,从未根除奴婢传统,奴婢几乎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张巡的“人”的观念欠缺,后人如王士祯就编了一个爱妾转世报仇的故事来批判他,这是很中肯的。但是如王夫之等人,非要说张巡不应该吃掉满城的人,就有些失察了。如果要说唐朝当时就对张巡存有非议,我觉得是因为张巡与虢王李巨等亲贵,曾因为将士表功等问题发生冲突,上层路线走得并不好,从而影响了朝廷对他本人的表彰。到后来韩愈等人为他辩护,却又流于道学,通篇义理而不见考证。而通过“人相食”而活下来的四百百姓,也绝对不会跟人说是自己吃自己,反正张巡已经死了,有什么罪恶也让他一肩挑了吧

张巡《守睢阳诗》赏析

刘乃昌 崔海正

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1]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麾。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2]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
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

【赏析】

张巡(709—757):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市附近)人,一说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开元末进士。先任清河(今河北巨鹿县)令,调任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东)令。安史乱起,张巡起兵讨贼,与许远共同坚守睢阳经年,保障了江淮数千里财赋之区。后因粮断援绝,与南霁云等三十六人同时殉难。《全唐诗》存其诗二首。

张巡是唐代安史之乱中抵抗安史叛军、保卫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的著名的英雄人物。当时,他和许远共同坚守唐王朝江淮财赋的通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睢阳,以罕有的悲壮气概和牺牲精神与危城共存亡,对战局作出了重大贡献。后以粮断无援,壮烈殉难。关于张巡的事迹,史书多有记载。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叙》中所描绘的张巡的英雄形象,一直感动着历代读者。而张巡本人在城危时所写的这首诗歌,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直接感受,为读者提供了当时苦战的真实记录,体现了作者精忠报国的壮怀与高尚气节。

此诗开篇入题,首联“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即概括地写出了睢阳当时的形势。唐肃宗至德二载(757)正月,安庆绪驱所部十几万人围攻睢阳,张巡部卒不足万人,昼夜苦战,屡挫其锋。而叛军围攻不辍。当时如贺兰进明、许叔冀、薛愿等人,皆握重兵于附近州郡,有的降敌,有的观望不救,致使睢阳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张巡激励士卒,前后大小战凡数百次,大量杀伤敌人,坚守达十余月之久。由于城中兵源不能得到补充,粮食且尽,至食茶纸、马肉,而敌军兵败复征,粮源充足,围攻益紧。在这种形势下,睢阳城日渐危急。所以,开头这两句并非泛泛之辞,而是包含着十分具体的内容。

以下三联具体写当时苦战的情况。“合围侔月晕”,用比喻形象地描绘敌兵重重包围孤城,如同月亮周围的晕圈团团围定月亮一样,这句是从对方着笔。“分守若鱼丽”则写己方。鱼丽,是一种攻防严密的古代阵法。张巡根据敌军特点,用兵不依古法,使兵将上下相习,人自为战。这句也是用比喻说,虽然敌军层层围困,守军则能以不断变化的战法来有效地抵御敌人的进攻。“屡厌黄尘起”承“合围”句,再写敌人的嚣张气焰。黄尘,指敌兵奔驰扬起的尘土。“时将白羽麾”承“分守”句,写自己指挥从容镇定。麾,通挥。陈子昂《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诗:“黄金装战马,白羽集神兵”。白羽,指用白牦牛尾装饰的用来指挥作战的旗子。张巡临敌应变。出奇无穷,连续击破敌军以云梯、木驴等攻城之法,几乎射杀敌酋.使敌人无可奈何。以上四句,通过“合围”与“分守”、“黄尘起”与“白羽麾’’的对比描写,表现出守军将士在强寇的进攻面前,能够沉着镇定、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保卫孤城。下面“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则集中描写将士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孤城粮断援绝。士卒饥病赢弱,兵员日减。但张巡晓以大义,严明号令,且与部下甘苦与共,登城死守,故部下争相效命。这里,用“犹”、“更”等词,突出地表现了守城将士负伤不下战场,含悲奋勇杀敌,同仇敌忾,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一联转而抒发自己的感想和希望。意思是说,自己既忠于朝廷,又能取信士卒,应该是不可战胜的,自己的意志也是不可动摇的。末联“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则是作者在城危时的悲慨。结构上与首联遥相呼应。据《通鉴·唐纪三十六》载,睢阳危急时,“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城将陷,张巡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式遏强寇,保守孤城。臣虽为鬼,誓与贼为厉,以答明恩。”(《旧唐书·张巡传》)表现出竭忠尽虑以赴国难的坚定的意志。

这是一首反映重大历史史实的诗篇,但作者并没有囿于事实本身,而是运用高度概括的,形象性的语言,生动地描绘出一幅睢阳保卫战的壮烈图画,再现了睢阳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与宁死不屈的精神风貌。如用“孤城”写出孤城情势的危急,用“侔月晕”来形容敌军的层层围攻,用黄尘屡起,白羽时挥来表现战斗的激烈与守军指挥若定。特别是“裹疮”两句的具体描写,更令人如见守军冲锋陷阵之状,如闻战场厮杀之声。由于作者能够将史实融化在形象描写之中,读者就会在自己的构想中形成一幅综合的、立体的艺术画面,好像亲历其境,所以能受到强烈的感染。而作者最后的慨叹,因为有了以上的描写,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只是概念化的表白了。

从形式上看,这首长律的首联不用对仗,与末联的散调前后相应,中间四联对仗工稳,整首诗于严谨中显出变化。它采用四支韵的危、麾、移、施等字作韵脚,诗中所用入声字如接,日,合、血、敌等多达十余个,因而使它的声调显得悲壮顿咽。所以,这首律诗的形式与它的内容也做到了很好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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