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成都必定会去新阵地练习场，每次去新阵地练球，我均会扫视球场，期待四郎与我友善地招呼。认识四郎已有年余，他是位藏族小伙，从事藏虫草贸易，经常来往于拉萨与成都之间。

    认识四郎是因为经常在练习场见面，四郎具有藏族同胞的独特的体征，所以我第一次与他招呼就对他讲：我敢断言，您是藏族兄弟。四郎灿烂地笑道：您怎么知道？从此每次见面均会彼此问候。渐渐发现四郎是一个孤独的练球者，因为我从没见过一人与他那怕是说一句话。对我这位主动与他交流的另类，他表现的异常珍惜。曾主动邀请我吃藏餐，甚至邀请我去拉萨旅行。每每在球场休息闲聊时，我经常会与他谈及藏传佛教，达赖，以及西藏的进步。尽管彼此无法认同各自观点，但至少他丝毫不曾怀疑过我的真诚，所以谈得很融洽。

 1，   对渗入藏族同胞血液的藏传佛教，我认为至少让藏族人能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平静地生存，与之密不可分。据传藏区是唯一无精神病患者的省级行政区，所以也是唯一没有精神病院的省区。对此他十分认同。

 2，   对达赖，四郎崇拜的五体投地，我能理解。但他宣扬达赖具有无穷的超自然神力，实在不敢苟同。我问他：若这种力量存在，达赖岂不大可不必流亡境外数十年。四郎试图说服我相信，但我们彼此相约保留各自观点。

 3，   西藏的进步有目共睹，全国的鼎力支援至关重要，四郎不持异意。但四郎认为，若达赖回来，可带回可观的国际捐赠。我告诉他，每年对口西藏的支援是个天文数字，岂是达赖的捐赠可以比的。更何况一旦达赖回归，是否还有如此多的善款也值得怀疑。

    尽管有上述观点差异，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友谊。四郎答应，一旦他有下场打球的水准时，他一定与我一起共享挥杆乐趣。无论我如何告诉他，他早具备了下场打球的实力，但他对下场打球的神圣一点也不亚于宗教。所以我只能等待四郎自感具备下场实力的一天早日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