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信息论的两篇文章发表八年之后，香农说：“在过去几年，某种程度上信息论已经成为一种科学的时尚。。。。。它正被用于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基础物理学、经济学、组织理论和其他许多领域。简而言之，目前，信息正在参与一场有点猛烈的普遍大众化的浪潮。”香农警告说这样的大众化带有某种危险：“例如，如果人类在某些情况下像一个理想的译码器一样行事，这就是一个实验的事实，而不是一个数学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必须在各种各样的实验的情况下得到验证。”香农将信息论限于工程传播，并告诫科学界防止将之过于广泛地运用于所有类型的人类传播。然而，传播学者没有对香农的警告给予太多的注意。

香农模式

香农的单向传播行为的模型有助于奠定传播学的学术领域（罗杰斯和金凯德，1981）。比起任何其他的理论概念化工作来，它更适合于作为传播学的范式，即为传播行为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易于理解的明确说明。这些主要组成部分是：信源，讯息，信道，接受器。因此，对于传播行为的传播研究可以确定出信源变量（诸如可信度）、讯息变量（就像使用恐惧呼吁）、信道变量（诸如大众媒体与人际信道）和接受者变量（如受众个体的可说服性）。传播研究中的因变量对效果进行测度，诸如接受者一方的认识变化，态度变化（说服）和例如投票赞成某个候选人，或购买一种新产品的明显的行为变化。

因此，看来将香农（1949）的传播模式变成适合于传播研究中所包括的那些变量的一般分类图式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个模式的显而易见的简单使它能够吸引住传播学学者。不过，请注意：这些因变量是就接受者而言的传播效果，这是一个发展，它超出了香农原来对作为一个因变量的信道能力的重视。香农传播模式中的另外两个修改是由人类传播学学者所作出的。第一，传播行为的单向模式通过增加有关对接受者的传播效果的反馈而多少有了扩展。尽管香农最初没有使用反馈概念本身，但他的确提出了一个带有“纠正装置”的“信源—发射器—接受器”的模式（香农，1949）。像伯洛（1960）那样的传播学学者受诺伯特·维纳（1948）的影响，在他们的人类传播模式中增加了，也确实强调了反馈概念。如同伯洛的通俗教科书《传播过程》（1960）的标题所包含的那样，他试图把传播行为的构成模式（SMCR）概念化为一种超时间的过程。第二，后来，在以两个或以上的参加者之间的信息交换为基础的趋同传播模式中，人类传播的单向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伯洛（1977）将反馈结合到传播过程中去的做法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罗杰斯和金凯德（1981）将传播描绘为这样一个过程：在此，个体作为“无线电收发两用机”来行事，就是既发射信息又接受信息，以便达到共同的理解。逐渐的，各种传播模式中的传播被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行为，这是一个偏离香农的线形传播式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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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论对传播学的理论影响尽管很强且持久，但并非完全积极的。正如当代传播学学者对诸如“信源”、“接受者”和“反馈”等原初的工程概念的全然依赖、对诸如“噪音”、“编码”和“解码”等控制论术语的全然依赖所表明的那样，这个影响是强大的。香农的传播模式在由传播学学者作了某些改变（诸如增加了反馈“之后，又将传播学学者引向对传播行为进行单向的概念化工作，引向注重对传播效果的确定。因为传播学就信息论所做的事情而批评香农的理论，这公平吗？“批评香农的模式不适合于人类传播的复杂性，犹如因为一艘划艇不是一条鲸而去批评它一样。”（里奇，1986）

一旦一个范式被一个学科的学者们接受了，它就为以后几代的学者提供了有用的指南，减少了有关研究什么样的课题、如何研究它们、如何解释研究成果等问题的不确定性。 不过，一个范式也可能是一个理智的陷阱，使追随它的科学家们陷入他们可能完全辩认不出的假设之网。D·K·伯洛回顾20世纪50年代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学习生活：“和我的许多同事一样，我根本不理解我所相信的基础假设和理论结果，也把握不了我从中受到教育的研究传统的有限的繁殖力。我不认为作为线性因果决定论之基础的那些假设可以说明传播事件的主要问题，但不是说它们不能说明那种在我们的生活中引起重大差异的问题。”（伯洛，1977）他后来承认，人类传播常常是无目的的与非线性的：“一种信息——传播关系在我们理解它时可能是有方向的；否则，它就可能没有方向。如果我们把信源看作是有目的的和原初的，把接受者看作是被动的，看作一个接受器——例如，如果信息是刺激，效果就是反应——那么，这种关系就是有方向的。另一方面，如果这一关系是这样的，其中，两个使用者在期望、计划和预见方面趋于一致，那么根据双方如何使用和接近一个信息——事件，比起根据一个人如何使用这种关系去指挥另一个人来，属于这种关系的不确定性的减少或许就更容易理解了。”（伯洛，1977）

今天，有必要对香农的传播模式重新予以概念化，以便反映作为过程的传播定义，认识到传播往往是非线性的、无意图的，并促使传播效果之外的其他重要研究课题进行。因此，传播学者正逐渐地摆脱他们早期对克劳德·香农的数学的传播理论的误解，这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它最终将恢复我们对于作为自我纠正体系的知识界的信念。

《传播学史》罗杰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