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想当然耳”
来源：香港《文汇报》
龚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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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善《扪虱新话》记载了有关苏东坡的一则趣谈，苏东坡参加科举考试，考官梅尧臣读了他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后大加赞赏，认为简直可以和《孟子》的雄辩媲美。苏东坡为了说明奖赏宁可过宽，处罚则应慎重，用了一个皋陶要杀人而尧劝他宽恕的典故。主考官欧阳修见了他的卷子也大喜。事后梅尧臣问苏东坡：你那个典故出自何处？苏东坡笑道：“想当然耳。”于是传为美谈。
    苏东坡的原文是：“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用的材料是《礼记》：“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周礼》的解释是：“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天子要以有没有这三个理由为受刑者开脱，所以也不能算是杜撰。
    但苏东坡的文章里，“想当然耳”的地方也非止一处。宋人俞德邻的《佩韦斋集》指出，苏东坡的《上皇帝书》说：“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是《论语》中子夏说的话，而苏东坡把它作孔子的话了；《再上皇帝书》中又说：“孔子曰：‘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圣贤举动，明白正直，不当如是。”同样把《论语》中子贡的话归之于孔子了。
    苏东坡写《石钟山记》曾“笑李渤之陋”。因为李渤的《辨石钟山记》把石头的“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当作石钟山之名的原因。苏东坡认可郦道元说的“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因受其称”，只不过郦道元“言之不详”而已。有趣的是，清人俞樾就指出：“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
    曾国藩曾驻军于此，结果他说：“郦氏、苏氏所言，皆非事实也。”因为“石钟山之片石寸草，诸将皆辨识，上钟岩与下钟岩其下皆有洞，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石钟山离李渤隐居的白鹿洞不算太远，李渤应该也不是苏东坡所说，他是“事不目见耳闻”，而作出的臆断。而苏东坡自己到了这里，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石钟山的奥妙。
    苏东坡的《题渊明饮酒诗后》中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意妄以意改，此最可疾。”可是在苏东坡之前，萧梁时的《文选》、唐朝《艺文类聚》中收录的都是“望南山”，可见并非宋时“俗本”才改的。
    陶渊明隐居在庐山附近的栗里，他望的南山就是庐山，庾亮的《翟征君赞》中也称庐山为南山。隐士所居的庐山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干宝评价东晋士风：“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他们一边尚清高不干事，一边又个个要官做，所以颜延之说陶渊明：“韬此洪族，蔑彼名级”，他是真正主动退隐的。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之时，他仰慕的是隐居庐山的先贤们，所以他要主动地望，望中也包含了心中的坚持和自豪。苏东坡的“见南山”，其实也是因为心中有挥之不去的坚持，南山才会那样顽强都要在眼前出现的。
    当时都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然而，名人多有谬说，好文章里也难免有不严谨的地方，熟读苏东坡的文章，就要注意他的“想当然耳”。（2016年2月21日中新社《外报动态》总第513/514期，选自香港《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