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补正》陈寅恪序及自序

------《<庄子补正>序》简译及浅解

http://blog.cnfol.com/eat_up/article/1248780676-4920797.html  庄子补正 陈寅恪序及自序

 [2009-07-28 19:31:16]

陈寅恪序

合肥刘叔雅先生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几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其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水陈寅恪

自序

亡儿成章，幼不好弄，性行淑均，八岁而能绘事，十龄而知倚声。肄业上庠，遂以劬学病瘵。余忧其疾之深也，乃以点勘群籍自遣。庄子之书，齐彭殇，等生死，寂寞恬惔，休乎天均，固道民以坐忘，示人以悬解者也。以道观之，邦国之争，等蜗角之相触；世事之治乱，犹蚊虻之过前。一人之生死荣瘁，何有哉！故乃玩索其文，以求谊，积力既久，粗通大指。复取先民注疏，诸家校录，补苴諟正，成书十卷。鸣乎！此书杀青，而亡儿宰木已把矣。盖边事棘而其疾愈深，卢龙上都丧，遂痛心呕血以死也。五稔以还，九服崩离，天地几闭，余复远窜荒要，公私涂炭。尧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虽然，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忝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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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按：刘文典先生和陈寅恪先生，都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先生致力于版本目录学和古典文学的研究，而陈寅恪先生则被誉为中国最博学的人，是大史学家。两位大师之间关系向来甚睦，陈寅恪先生有《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和《刘叔雅<</SPAN>庄子补正>序》两篇文章，在今天看来，它们不仅仅能够象征大师之间的深厚友谊，更有助于我们研究前辈们的学术方向和治学方法。这篇文章是陈寅恪为刘文典先生所著的《庄子补正》一书所做的序。

学者刘梦溪在《“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先生的阐释学》一文中，归纳陈寅恪先生阐释学的三方面内容。其一，对古代作者和古代典籍的态度；其二，释证材料的基本方法；其三，今典，古典的辨认和疏解。窃以为第二点与第三点，在这篇文章里就能感受的十分清楚了。陈寅恪先生早年留学欧美，也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基，但是很多文章却并不故意做的晦涩难懂。能够接触到《庄子补正》的读者，这篇序读起来应该是不费力气的，否则也实在不具备读此书的能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上文谈到这篇文章对研究陈，刘两位先生的学术具有很大的作用，加之很多文言功底还没有很扎实的读者也因为国学的传播和影响，对前辈们的学问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苦于这样的文章并不很好读，故而在尊重陈先生原意的基础上，简单的将它翻译一下。一般来说，翻译大致有三种方式，其一是求实，其二是求义。其三是求达。张中行先生在谈论佛教与中国文学时，提出佛教典籍传入中国的翻译过程为：

起初是个人译，没有什么组织，渐渐发展为规模广大、组织严密的译场；起初是零篇断简，逐渐发展为译几百卷一部的全经；起初是偏重求达，常常不切原意，逐渐发展为求信，要求毫厘不爽。

因为该序并不难以理解，所以我的翻译也只是略微的加工，就如同小孩子坐车，要有一个儿童专用的安全座椅方才稳妥，大人只要记得系好安全带就够了。我的翻译，只能给刚刚接触而又不清楚具体情况的读者一个引导。逐字逐句的翻译是没法读的。将典雅的文言文翻译成粗鄙的白话文，就好像一些人试图翻译诗歌为白话文一样，非常费劲。其中一个问题是语句会变得不通顺，另一个问题是意思会变得不明显。所以，翻译传统文学非需要译者对兼具对文章的深刻认识和扎实的古汉语基础不可。这种形式，也只是作为是一个尝试，其中有略微的变动，实在是不得已，望识者见谅。

译文如下：

安徽合肥的刘文典先生把他所著的《庄子补正》拿给我看，说：“姑且为我勉强读完它吧。”我听从了先生的话，将它读完。感叹道：“先生的这部作品，真可谓是天下间最为谨慎的书啊！”先生著此书的原则是：虽然能够确切的证明某处有出处，然而没有可查的书本作为依据的，就不补充进去；虽然确实能够证实某处有错误，但是没能考证出其出错原因的，就不去轻易纠正。所以刘先生对《庄子》这本书所持有的很多有价值的见解，还有很多没完全表述出来。可以说，这本书并不能完全表达先生对《庄子》的了解。

有些人会问：“刘先生的这本书，好像是够严谨的了，那么有没有矫枉过正的地方呢？”那我就要代替先生回答他了：“先生这样做，是有他不得已的地方的，当今致力于治先秦诸子学问，有作品，有名气的有很多。”偶然间听到别人说：“那些作品有很多凭借是自己意愿，擅自改动原有版本的地方。这和先生的治学方法是有很大差别的啊。”我向来不能读先秦时期的著作。两者（治学严谨的刘先生与那些任意增补的著书名世者）孰是孰非，还不敢急着下结论。进一步想，我曾经也读过金圣叹的书，他注解的《水浒传》，凡是有所删减，改动的地方，都说：“古时候的版本是什么，现在依据古时候的版本进行改正。”而他所说的古时候的版本，并不是我们中国历代流传流通的版本，而是他本人心里面所具有的独特版本。这样说来，现在治先秦诸子之学的那些人，和先生治学方式大有不同的原因，是他们承袭了明清时期，行为思想放浪的才子的治学方式，用这个考据商周时期那些上古的学问。他们所著的书，和金圣叹心中所谓的“独具之古本”有什么区别呢？转过来，他们又要把这个留赠后人，这样怎么能不为古人痛哭呢？

然而，先生的这本书只要刊步出去，一定能够匡正当世的学风，给大家一个治学的标准。这哪里仅仅是要治《庄子》的人必读的一本书呢？

己卯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水陈寅恪书于昆明靛花巷北京大学研究所宿舍

我们知道，陈寅恪先生治史，极为重视实证的研究，这和当今学者以论代史的风气大为迥异。在给冯友兰先生的《<</SPAN>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上册文中，提到要具“了解之同情”，并且批评很多现在谈论中国哲学史的学者，所谈的都是“今日自身之哲学史”。究其原因，一个是因为缺乏相对应的可靠的资料，另一个是治学的人往往会把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环境，所熏染的学说，用来推测古人的意志。叶嘉莹先生在谈论诗词研究的时候，经常引用《孟子·万章下》的一句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比如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先生就认为元稹是绝世之才，“人品虽不足取，而文采有足多者焉。”并且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推断出承袭南北朝风俗的唐朝，舍寒妻而娶高门，是当时社会公认的正当行为。在《<</SPAN>庄子补正>序》中，陈先生有举了金圣叹为例：

“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辙曰“古本做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所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以歌颂农民起义为主而创作，但是到了金圣叹的笔下，给原书来了个腰斩，用卢俊义一场噩梦，梦里所有将领都被处斩为结尾，说卢俊义最终受到惊吓醒来“却有一个牌额，大书“天下太平”四个青字。”批本云“古本水浒如此。俗本妄肆改窜，真所谓愚而好自用也”。（参见《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幸得金的批本并未成为流通本，否则其批本要是和高鹗续书一般流传，《水浒传》就算不上“奇书”，更称不上“名著”了。可见所谓胸中独具之古本《水浒传》，无非是金捏造而来，别有用心，且不具论。

而刘文典先生，则因为治学的严谨而被陈寅恪先生赞赏，故而说：“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张德光言公治此书：“参稽互证，以为补正；其疏通疑滞，嫠定底本之功盖不可磨。”刘先生治学格言是：“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我以为，正是这样严谨求真的态度，才成就了民国很多先生的“大师”之名。

刘先生曾说：“《庄子》，我是不懂的，天下也就没人懂了。”可是刘文典先生的《庄子补正》一书，也曾经遭到过学界一些人士的批评，虽然最后批评者也有过反省，认为自己不该如此。但是先生此书，究竟是否有他人所说的那些不足，是否真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能“一匡当世之学风”。且留待以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