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万历十五年》（增订本） ，中华书局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濠江客注：这本书，我是认真读了，反复读了，并作了多篇手记的。阅读的过程，有时悲伤，有时感慨，叹时光流逝之缓慢，伤民族进步之纠结。读的是历史，想的是当下。那些曾经的历史人物和传说中的事件，那些点点滴滴的血泪和诗篇，都化作盘桓不去的烟云，久久难散。

 1、笔者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摘自《自序》见第4页

     2、申时行：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长治者（见第45页）。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见第46页）。

这一帝国既无祟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见第47页）。

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追求（见第54页）？

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见第60页）。

              ------摘自《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3、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行事（见第72页）。

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见第73页）。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见第80页）。

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见第92页）。

-------摘自《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4、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见第124页）。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见第136页）。　

本朝的法律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以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见第141页）。

“杀人者死”这一古老的立法原则在当时仍被沿用，过失杀人和谋杀之间区别极微。这种一方面认为人命关天，一方面又主张以眼还眼的原则自然具有极大的原始性，但对于本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其间的互相配合则极为恰当。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之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换言之，这种设施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见第142页）。

……本朝政府在法律技术上虽然远不能誉为精密周到，但在精神上却对这类人命案件颇为重视。按照规定，这一案件，要由北京的都察院、大理寺作出覆核（见第143页）。

        ------摘自《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5、大多数文官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战功而已（见第153页）。

……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见第154页）。

在十六世纪中叶，日本这一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见第156页）。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而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猷（注：明朝著名将领，与戚继光比肩）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

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见第165页）。

我们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性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具体地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见第166页）。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惟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

至于在一个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见第169页）。
    军备的张驰，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一月十七号清晨，将星（注：指戚继光）西陨之际，我们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三十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见第180页）。

        -----摘自《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6、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整个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宝贵！”（见第211页）

     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此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当然也无法填补这种缺陷（见第211页）。

当一个人口重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须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则身败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见第219页）。

    -----摘自《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7、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人世间很多惨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

    ------摘自附录二:《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黄仁宇

     8、对万历皇帝或者他的首辅们来说，他们的问题并不在于平庸无能。首辅们都是通过几乎纯粹的学术成绩爬上这些文职高位的，他们都经过了任何一个精英分子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严格标准的审查。因此，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自身，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

 -----摘自附录三:《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原载《纽约客》1981年10月号，作者系美国作家John Updike）

http://juqing.zhbc.com.cn/pic/upload/Photos/20111222133746156.jpg（美）黄仁宇" TITLE="《万历十五年》语录—— （美）黄仁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