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府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的经济困境不但不会因经济刺激而改变，反而可能提前引爆潜伏的慢性债务危机。

安倍新内阁批准了92.6万亿日元（约合1.02万亿美元）的2013财年预算草案，再次刷新日本财政预算规模。安倍上台后，主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同步趋向大幅宽松的“三松政策”，这是安倍政府上台的主政方向。不仅通过无限期购债计划，大幅推动日元贬值，更抛出了总额20.2万亿日元（约合2262亿美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日本政府将通过财政支出投入10.3万亿日元（1154亿美元）。根据日本内阁府测算，该计划将令日本实际国内总产值增加约2%。

然而，日本经济颓势难因经济刺激而改变，日本推出货币宽松政策，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但解决不了长期经济通缩，产业结构失衡以及竞争力下降的问题，还可能解决主权债务风险。而如果未来日本贸易形势继续出现恶化，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临界点可能提前到来。

 217%、232%、277%，这是日本在2009年、2012年以及2016年，其公共债务相对于其名义GDP的占比，日本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正在债务重压下逐渐下沉。 横向比较看，无论是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还是国债依存度，目前日本都是世界发达国家中表现最糟糕的国家。日本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1999年超过意大利，在发达国家中最高。

根据日本内阁最新通过的2013财年预算草案，有一半的预算需要通过发债融资，总规模达到42.9万亿日元，这使得日本的国债依存度进一步上升。更为严峻的是，日本在依赖发债的赤字财政中越陷越深，在过去20多年里，日本国债平均每年以4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长。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但税收缺口却越来越大。更为严峻的是，日本在依赖发债的赤字财政中越陷越深，在过去20多年里，日本国债平均每年以4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长。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但税收缺口却越来越大，并且在近三年连续刷新日本最高的国家预算。

“人口老龄化、产业老龄化、企业老龄化”，这是日本迟迟走不出增长型衰退的真正原因。日元持续升值导致制造业生产不断向国外转移（2010财年制造商海外生产比例为18%，到2020财年海外生产比率上升到24%）。随着海外投资者持有日本国债比率的不断上升，特别是日本国内储蓄的下降，意味着到时日本将不得不向海外投资者借钱，收益率提高，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者，债务成本上升，日本的债务规模已经难以控制。

而为了延续长期“以债养债”的模式，日本的货币政策早已经失去独立性。本世纪初，日本采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储备货币达到4000亿以上，基础货币供应量增速从此前10%以上升至20%以上。但同时，需求缺口、人口老龄化、以及“流动性陷阱”使日本陷入了所谓“增长型衰退”，并形成日本“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弱货币”的恶性循环。

低利率政策最大的影响是使日元长期成为全球的套利和廉价融资货币。日本长期超低利率和国际上主要国家的利率形成了极大的利差，这样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套利投机和投资者，这些投机和投资者大量从日本低息借出日元，投资外国的高收益金融产品。日元套利交易盛行国际金融市场已有10多年时间，其中非常著名的渡边夫人是日本15万亿美元储蓄的粗略表述——这是全球最深的储蓄资金池，价值超过美国全年的经济产出。据估计，金融危机前日元的融资性套利交易规模高达上千亿美元至万亿美元。

     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元套利回流潮起，交易面临越来越大的平仓压力，即抛售高收益货币资产，同时买入日元平仓，日元步入了持续升值的通道，日本央行连续实施了11轮量化宽松，仍效果甚微。而2013年初，为对抗通缩和出口断崖式下滑，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更是誓言把量化宽松进行到底。由于日本是亚洲许多国家的中间产品供应国，如果日元大幅贬值很可能引发与之贸易联系密切国家政府的反弹，以及汇率市场的干预。由于日元廉价融资的属性难以改变，再加上各国也通过货币竞争性贬值来不断抵抗日元大幅贬值，因此，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可能落空，不但达不到日元大幅贬值的预期效果，反而会加剧日本贸易形势的不确定性。

    更危险的是，在国民储蓄率趋势性下降，以及贸易赤字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安倍政府推出的无底线的刺激政策，很可能让日本长期的经济衰退和潜伏的慢性债务危机提前被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