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一座容易滋生诗意的城市。
　　
　　一来缘于它的地理环境太过得天独厚。成都大平原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中，东有大巴山，西有大雪山，北有秦岭、岷山，南有长江，可谓“藏风聚水”的风水宝地。当年左思欲写一篇《蜀都赋》，还得构思十年，四处求证这里的风土人情、草木鸟兽后，才敢下笔，可见这片土地的“物华天宝”是何等的精彩和丰富。云缭雾绕的巫山，号称绝险的三峡，就更能激发诗人的灵感。便是那令人头痛的蜀道，竟也被李白一声长啸：“噫呼兮，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美化成一道壮丽的风景。而“水绿天青不起尘”的成都城里，也是拜老天爷所赐，杜甫老先生便是坐在家里（浣花溪河畔的草堂），就可以欣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清爽小景，也能够幽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怀古之情。
　　
　　二来得益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富足。《后汉书》赞它有“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的“因地”之便;秦入蜀后，李冰父子又导以水利，修筑都江堰，成“用天”之功，使得“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加上“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成都历来就是全国范围内可以“济中国，扶天下”的重量级城市，自古就有“扬一益二”的美誉，更是不负一个“天府之国”的名号。
　　
　　在这座“东方伊甸园”里，城市的美，犹如蜀锦一般，张扬着一种大红大绿的明艳快活。李白盛赞成都是“草树云山如锦绣”，又说“濯锦清江万里流”，可见这座城市从不缺少绿色。盈盈翠竹，更是成都活泼的点缀。或在杜甫草堂，或去望江公园，便是郊外普通人家，满目都是葱郁苍翠的茂林修竹，紫草竹、鸡爪竹、佛肚竹、凤尾竹、碧玉竹、道筒竹、龙鳞竹……竹姿婀娜，竹叶扶疏，犹如姿态万千的绿精灵，舞动出一种诗画意境，一种别样风情。
　　
　　成都的美，绿的通透，红的更是明快。大概是这座城市太过湿润（年平均相对湿度82%），总是一派阴沉沉、雾蒙蒙、湿漉漉的模样，因此对于艳丽的鲜花总是情有独钟，正如喜欢辣椒一般，喜欢以花的火红，为生活涂抹一点太阳的颜色。
　　
　　众所周知，成都自古就有“锦城”之称，除却盛产蜀锦的原因外，还在于它是一座名符其实的“花城”。李太白诗云：“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这可能是缘于当时的城建“美化”工作做得有水平，否则也不会有“万户千门”的铺张气势和惊艳繁荣。城市体表的华贵和气质的雍容，也正得益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和城市经济的富足。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也因此自信而从容，并很乐意地将成都经营出一种“花团锦簇”的绮丽之美，以此满足他们的文化趣味和审美取向。
　　
　　花是这座城市最美丽的主角。寓居成都多年的杜甫老先生，对此是深有感触。他曾在一场春雨过后的早晨，登高望远，看到过“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城市壮美;也曾到郊外的江畔独步踏春，看到“黄四娘家花满蹊，千夺万朵压枝低”的乡村野趣。见证成都人的“花痴”情结，还有唐朝的两位诗人。一位是贾岛，他曾经写到：“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纵使许昌持健笔，可怜终古愧幽魂。”而另一位则是吴融。他写道：“云绽霞铺锦水头，占春颜色最风流。若教更近天街种，马上多逢醉王侯。”
　　
　　对百姓来讲，花只是情趣之物，对帝王而言，花还可以成为最好的“粉饰”工具。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蜀后主孟昶曾命令环绕着成都的城墙，“尽种芙蓉”，于是，每到秋时盛开之季， “四十里皆铺锦绣，高下相照，” 花开得是叠锦堆霞，烂漫之极。孟昶对此很得意，说这下子成都便成为真“锦城”了。
　　
　　由于官方势力的介入，鲜花才被大面积地种植，并在城市恣意铺陈，大搞“形象工程”，于是，城市美学被“帝王意志”诱奸，变成一种集体的视觉狂欢。对此，同时代一位叫张立的成都人还做诗讽刺道：“四十里城花发时，锦囊高下照坤维。虽妆蜀国三秋色，难入豳风七月诗。”
　　
　　然而，不管帝王的动机如何，是假粉饰太平，还是真“与民同乐”，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花的美艳，不讲政治，不分阶层，它只是一门心思地把美丽痛快地绽放，并不计较生命的无常和脆弱。蜀人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多多少少也受此影响，表面上活得是张扬浓烈，可骨子却淡然超脱。便真有一天“零落成泥碾作尘”，他们也不在乎。如此安知天命，安逸快乐，倒也潇洒。
　　
　　对于花，蜀人所爱，并不仅限于海棠和芙蓉。南宋诗人陆游就曾“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元朝的诗人丁复也曾看过“蜀江二月桃花春，仙子江头裁锦云”。陆游赏的梅花是“二十里中香不断”，丁复看的桃花是如天上锦云，由此可见，这些花树也都被大面积种植。于是，春可赏桃花，秋可观海棠，冬可看腊梅，成都的一年四季，处处绽放着鲜花的笑靥，时时弥漫着醉人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