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宋嘉祐二年（1057年）礼部进士初试的策论题目。

苏轼同学参加了这年的考试。他以忠厚立论，援引一堆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这种思想了无新意，很老套。苏轼同学只不过在前人的儒家思想上，加了些油盐酱醋，又炒了一遍“现饭”而已。

在当时那样一个积贫积弱、预示改革的时代，照理讲应是儒家思想退隐，而法家思想当道。但是，蹊跷的是，那年的皇家大考竟然出了这么一个儒家论调的题目，而且，没有标新立异的苏轼同学竟然高中。据说他本来是要考第一名的，但主考官欧阳修教授认为，天下大概只有他的学生曾巩可以写出此等满分作文，凑巧的是，曾巩同学也参加了这次考试。为避嫌疑，欧阳修等于是将苏轼同学作文的考分降为了第二（由此可见，外不避仇、内不避亲是多么地不容易）。但无疑，经这么一来，苏轼同学得第二名甚至比他得第一名更加光彩。

明明是要选拔扶世济困、能打翻身仗的新锐人才，却偏偏录取了那些附和“孔孟之道”旧论调的考生，为什么呢？这岂不是背道而驰？这看起来象一个悖论，其实特符合政治的本质。

中国历来的治国者，所宣扬的都是儒家思想，但骨子里实行的一概是法家思想，“挂羊头卖狗肉”差不多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无论多么严刑峻法，无论怎样置政敌于死地，但名义还是要好听的，脸面还是要好看的。历代的统治者，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暴君酷吏。所以，作为标榜正统价值观的皇家大考，无论出题者是多么地不情愿，他也不得不出如此之类冠冕堂皇、不合时宜的陈词滥调作考题。

从理论上来说，这题目是要考生论证该项政策或对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但其实并没得论，因为这题目一出，其中心思想也就铁定了——宽刑厚赏，不可能再有其他立论。即使有其他立论，那也是不可能得高分的，因为这涉及“政治正确”的问题。且不说主考官是欧阳修，就是王安石，他也不可能录取那些“发散思维”、“逆向思维”的考生，即使他录取了，皇帝老儿也一定是要圈掉的。这一来是个方向性问题，虽然统治者从来就不是往那个方向走的，但广告和招牌一定得指向那个方向。二来是一个制度性问题，要求个人不能凭好恶意气用事，即使是皇帝老儿也得掂量掂量得失。

既然作文的中心思想没得异论，那么这场考试实际上就成为考生们的写作技巧比赛了。这是苏轼同学的拿手好戏，显然他要比其他考生技高一筹。区区六百言，满是引经据典，只是在用典之余，不失时机地来一下“点睛”之笔。遣词造句更是没得说，朴里透灵，工中见巧。连那些饱读诗书的硕儒考官们也被深深打动了，很有些自愧不如的意思。主考官欧阳修教授认为，苏轼同学的文章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开了一代风气。他对这小字辈是十分的赏识和佩服，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阅卷老师梅圣俞教授读了苏轼同学的作文，不但夸其有“孟轲之风”，还一时怀疑起自己的学识来。苏轼同学作文中有这么一段：“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老师没读过这个典故，但他没有怀疑是不是苏轼同学弄错了，而是认为自己书读少了，有些孤陋寡闻，竟然不知其出处。后来，苏轼同学高中后去拜见欧阳和梅老师，欧阳教授问起那典故的出处，苏轼同学没有承认是自己张冠李戴，将《礼记·文王世子》里记周公的故事嫁接到尧的头上了，而是笑着回答道：“何须出处？”他还振振有词地辩解道，就是典籍里没有这样的记载，我想尧也会那样说，那样做的！在一个言必有出处的时代，苏轼同学的这一举动可不是个小玩笑。要是换了旁人，欧阳教授会不会拍案而起怒斥，咱不知道，但肯定会有吃苍蝇的味道。到了苏轼同学这里，欧阳教授反倒觉得有几分可爱与天真，也不知道是爱屋及乌，还是“客大欺店”。正因为有了这么一出，使得苏轼同学的这篇作文更加地出彩，他这个有些“年少轻狂”举动，反倒使那些言必某某曰的知识分子羞愧和汗颜。

苏轼同学的这篇成名作不但为当时鸿儒大硕所青睐，也为后世学人所热捧。有人说，此文读起来有青铜之音。有人说，此文完全没有一般考生战战兢兢揣摩谄媚之相，而是作者早就成竹在胸，信手拈来，即使是风清月白、灵思忽至所得之文，也不过如此。不过不好意思的是，后来已非常成熟的苏轼同志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在《答李之仪书》中说，自己年轻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又因应举制策课，就写了些“妄论厉害，搀说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习气”。这其中虽然有苏轼同志客气谦虚的成分，但应该是大实话。如果我们非得固执地认为这篇作文如何表达了作者的真知灼见不可，那只能说明我们有多么地天真和善良。

苏轼同志后来的遭遇证明，他这篇名传千古的佳作，也仅是好看而已，那些对他文章欣赏得不行的人，却没有按他文章所论述的“仁可过”、“义不可过”来对待他，反而是巴不得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这真是一个黑色的幽默，真不知苏轼同学如果有先知先觉的话，他那篇“高考作文”还会不会如此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