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

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于道德的充实、人格的伟大、情操的完美非常重视，孜孜以求。儒家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是一种“君子人格”，这种人格精神强调有德行的人要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外在环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当然在表述上，儒家也用“贤人”、“圣人”、“大丈夫”等表达其理想人格。两千多年来,“君子”一直是中国志士仁人在人格修养上的重要目标，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尧、舜、禹、汤、文、武、孔孟、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学习仿效。

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式，“君子”是由孔子首先提出来的,“君子”之风也是开始于孔子的大力倡导。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作为“君子”的人格境界规定得非常高,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他说:“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i]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君子”呢?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i]也就是说，“君子”应当具有“仁者爱人”的情怀,律己宽人的精神，应当具有渊博宏富的学问,严谨求实的学风，应当具有尚义重行的勇敢,坚强进取的毅力。

概括起来，儒家的“君子人格”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仁爱精神。君子之可贵，就在于其德性可敬，是集众善于一身的，是社会德性的象征。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仁是全德之称，在君子应具备的“仁、义、礼、信、忠、孝、梯、宽、恭、恕”等多种美好品格当中，“仁”是最重要的伦理道德要求，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同情、关心、爱护、尊重他人乃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精神。这种仁爱精神，正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人生价值。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i]这就是说,“君子”首先应该是“仁”的实践者,成为一个“仁人”,如果抛弃了“仁”,“君子”就不可能成其为“君子”。

第二个特征是济世情怀。在儒家看来，圣贤除了在个人心性道德修养方面臻于完善外，与此同时，还要把“内圣”进一步体现在经世致用方面，具有经世济民的抱负，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i]的雄心，要为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i]的理想社会而进取不息、奋斗不止。也就是说，君子是治国、平天下的中坚，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一个国家能否得到治平，就取决于君子的多寡，以及能不能行君子之道，君子多，社会风气良好，则国家可治，天下可平，否则，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人们就不能安居乐业。所以，二程认为：“自古治乱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则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则乱。”[i]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官吏乃至君王，最好能具有君子人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

第三个特征是中庸的品质。“中庸”又称“中道”、“中行”，是指人的言行不偏于对立的任何一方，使对立双方互相平衡、互相补充，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理想状态。在儒家看来，这种中庸之道是圣贤所必须掌握的。与此相区别，有“狂”与“狷”两种对立的品质，狂即狂妄冒进，狷即拘谨退缩。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i]作为圣贤君子，必须具备中庸的美德，避免流于狂狷。而如果能够按中庸的要求，喜怒哀乐、行为举止无不恰到好处，还是不为人知，不被世人认可，而能无怨无悔的话，那就达成了人格的最高境界──圣人。“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i]

第四个特征是注重气节操守，富有献身精神。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i]这种注重气节与操守的观念对后代影响很大，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此外，自孔子、孟子以来就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主张不为保存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尊严。这种精神，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慷慨捐躯，从容就义。

总之，君子人格，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自孔子以下，君子观就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有力地滋润着普遍民众的心理及情操。以杜甫为代表的“诗圣”们的理想自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i]；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一群隐士文人照样念念不忘“大济于苍生”[i]；一生没有当过官的孟浩然也曾羞羞答答地向丞相张九龄递上一首《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以表达自己“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艳羡之意。可以说，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人格”已内化为中华民族所共有的人格精神的主流，它所包含的仁爱精神、济世情怀、中庸的品质以及对气节操守与献身精神的重视，已经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人格，积淀在民族精神的深处，持久地发挥着作用。

 (二)儒家的人格修养方法——修齐治平

在儒家伦理实现的一般模式中，儒家非常注重人格的自我修养。历史上著名的儒学思想家，都非常重视、关注人格修养问题，对此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理论探讨。

孔子把“修己以安人”及“修己以安百姓”作为对君子人格的基本要求。《论语·宪问》中载有孔子与子路之间关于君子的一段对话。当子路问及孔子“君子”的要求时，孔子首先提出了“修己以敬”，并以此为基础，推己及人，由修己推广到“安人”、“安百姓”，把君子视为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所谓“修己”，即从事内在的道德修养；而“安人”和“安百姓”则是指从事外在的道德实践。“修己”的方法即“内圣”的方法，它包括：内省---“见贤思齐焉，见贤而内自省也”；自讼---“见其过而内自讼”；克己---“克己复礼为仁”；改过---“过则勿禅改”、“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等等。这种“修己安人”说，是儒家对理想人格模式的最早描述。

孟子继承、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强调以修身为本，最终完成治平之业作为对君子人格的一种规定。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i]。只有真正做好“修身”的功夫，才能“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i]。这种理想人格模式，用孟子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i]。但由于“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孟子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

而《大学》则对“君子”的理想人格模式进行了具体而集中的阐述，提出了有名的“三纲领”、“八条目”，将早期儒家有关理想人格的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是儒家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它构成了儒家伦理社会本位主义实现的一般模式。在这里，儒家把身、家、国、天下看成是一个相通一贯的大系统，“修身”被视为其他一切活动的根本，它既是格致诚正的结果，又是齐家治平的前提。儒家特别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i]。所谓“本”，即根本手段和根本前提，也就是说，修身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己，而是为了安人，为了成物，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中所表述的这一人格理想及其具体的实现途径，在宋代以降得到了理学家的普遍认同与推崇。

通过长期的理论探索与道德践履，儒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人格修养方法，其中包括反身内省、主敬、存心养性、重学与力行等方面的内容。

(1) 反身内省。儒家认为，人的道德完善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不能依赖别人。孔子为此强调“为仁由己”，认为仁德实现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基于这种认识，儒家主张人们在道德修养中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而不能苛求他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同时，“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i]。看见贤人，就向他看齐，看到不贤的人，就在内心反省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过错。这就是所谓的反躬内省。孔子的弟子曾参还据此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思想，说一个人每天都应该反省自己三件事：为别人做事是否已经尽心竭力了?与朋友交往是否有不讲信用的地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是否已经温习过了?这种思想在此后历代儒家那里都得到继承和发挥。反躬内省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人们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必须高度自觉，严以律己，必须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原则。应该说，这是道德修养过程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一种方法。

(2) 主敬。主敬就是指一个人时时刻刻收敛身心，不论无事有事，都谨慎小心，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放纵。在儒家看来，这是最重要的修养工夫。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修己以敬”(《论语·宪问》)，强调应该用严肃庄敬的态度来进行道德修养，不使自己的思想有丝毫放松。这种思想在宋明时期得到了理学家的进一步提倡和发展。二程就提出“进学在致知，涵养须用敬”“入道以敬为本”，强调主敬为道德修养的根本。朱熹在此基础上更提出：“‘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朱子语卷》卷十二)“‘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同上)此后，主敬的工夫被视为儒家第一义，其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任何修养工夫。

(3) 存心养性。这是与儒家性善学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在儒学史上，自孟子最早提出人性本善的思想，性善论一直成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在孟子看来，人的本性中先天地具备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四种品德的萌芽或端绪，进行道德修养就是要保存与扩充人性中所固有的这些善端，使之不致于被外物引诱而丧失。因而道德修养必须从“存心养性”着手进行。孟子的“存心养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减少物欲，保持人心本有的善端不致因外界物欲的引诱而丧失，已经失去的本心也要重新寻找回来；另一方面是不断培养扩充心中所具有的浩然之气。孟子这种存心养性的修养方法，对历代儒家的修养学说影响很大。宋明理学家的修养工夫论更主要是在继承、发挥孟子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的。无论是其中的程朱理学派，还是陆王心学派，都把道德观念当作人心或人性中所固有的东西，他们把道德修养过程或视为自身内求的过程，或视为通过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来把握人心中所固有的善性的过程，所强调的都是存心养性的重要性。

(4) 重学。儒家的道德修养论十分重视道德知识的学习，认为不学习就不能认识和掌握道德知识与原则，道德品质的形成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孔子重视学习，有很多论学的言论，他把学习作为一个人实现仁德的重要途径，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给后世留下了好学的榜样。孔子弟子子夏更明确地提出“君子学以致其道”，强调通过学的方法来达到仁道。

孟子虽然承认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存在，认为人人都具有天赋的道德本性，但是他同时又指出，天赋的德性还有一个保存和发挥、扩充的问题。这就需要学习，不学习，就不能存养良心，也不可能把丧失的良心重新寻找回来。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更从其人性本恶、化性起伪的理论出发，认为人化改恶性、养成善德是后天礼仪教化的结果，以此肯定教化与学习的重要性。他指出，人是教育的产物，必须通过教化与学习来改变本性，正如同“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那样，人只有广博地学习，每天严格地反省自己，才能做到“知明而行无过矣”。因而，学习在道德修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早期儒家重学的传统，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他们提出了许多重学的理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所重视、强调的“学”，主要是指道德知识的学习，它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

(5) 力行。儒家重视学习，更重视力行。在儒家看来，学了还须力行，如果学而不行则无异于不学。道德修养需要学习，但决不能仅停留在学习道德知识上，应该在道德实践中去锻炼，把道德知识真正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品质。因而，力行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i]，强调了行的重要性。此后，荀子继承孔子重行的思想，更明确地提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i]，认为学的目的在于行，只有力行，才能完成道德修养。到宋明时期，围绕着知行关系问题，也就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问题，儒学内部展开了长时期的争论。

程朱理学派主张知先行后而行重知轻，陆王心学派则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在明清之际又遭到了王夫之、颜元等思想家的批评。王夫之提出了行先知后、行能兼知的思想，批评程朱、陆王在知行论上的缺陷，强调力行的重要意义。颜元则力倡习行之说，反对空谈心性、闭门读书，认为凡事应该“亲下手一番”才能真正有所得，否则，所得来的知识就如同镜花水月，是虚妄的、靠不住的。在颜元的道德修养论中，传统儒家“力行”的道德修养方法得到了特别突出的强调。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关于人格修养方法的论述非常丰富，其中许多内容可谓真知灼见。儒家的这一整套人格修养方法在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培养出了不少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志士仁人，今天的我们理应应该对其中科学、合理的内容加以继承、吸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