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渝：看了这篇文章（《<诗歌月刊>的编辑里有个抄袭帝》），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向董辑兄请教。看了一些被抄袭的和抄袭之后的作品，我觉得莫名其妙，大多数不是人话，更多是一种修辞游戏，有的甚至连修辞的游戏也算不上，是莫名其妙的程式化的词语的无效空转。在逻辑正确、抒情正确、体制正确、发表正确等“基本正确”处理器的修饰/改下，某些现代诗面目全非，愈发表现为“一般正确”的同质化、平庸化，几乎和生命体验不发生联系——矫饰和伪善接管了诗意生成的手段和出口。翻开一本选集、一期杂志，像是一个人写的。可随随便便翻开一个外国优秀诗人的作品，即便是翻译过来的作品，我们可以领略到鲜明的个人风格与意志。比如索雷斯库、斯特内斯库、特德·休斯、勒内·夏尔、布考斯基、卡瓦菲斯，单说辛波斯卡，她那样的诗歌，即便是模仿，我也没见哪个中国当代诗人能够写出同等智慧从容的相似作品。为什么我们的作品那么着急，那么急功近利，那么期待理解，那么不知所云，又那么沾沾自喜。这一代的诗人读了那么多的书，越来越像知识分子，却为什么越来越狭隘。才智还不及托马斯·索维尔笔下那些伪知识分子，可恶劣程度却超过了他们。我的问题是，体制内的诗歌编辑们怎么会低劣到这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