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董辑往一个小群里发了一首《现代诗歌》，同时配有两小段文字——

——现代诗在中国，仍然处于多重误解和多重漠视之中，不但来自于读者和受众，也来自于从业者研究者和评论者。

 

——自觉的写作者，只能接受寂寞孤独乃至于俗世的失败者这一命定。

 

这两段文字给我很大触动。我想起博客里的一则片段，翻检出来，连缀成篇。

 

 

 

《毕克休的公文包》是都德的一个短篇。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当年的能人——“疯疯癫癫的讽刺家”、“尖刻又可爱”的毕克休先生，变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瞎子，“像一只拔光了羽毛的鹭鸶”。一天，他与叙述主人公相遇，“我”请他吃早点，同时也听他倾诉——

“眼下在法国，却有四万个青年人对我们这个职业行当馋得流口水！在外省，每天都有一个火车头开动起来，给巴黎送来一批批糊涂虫，他们爱好文学，爱好印成白纸黑字的流言蜚语，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在文艺界，自吹自擂的文学集会此起彼伏，闲言碎语不绝于耳，争论吵架从未停歇。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种种怪事成堆，文字粪便不断排出，整个领域暗凄惨，像是地狱，但又缺少惊心动魄的气概。在这里，人们互相残杀、互相掠夺、互相坑害，文人才子们讨价还价、争财争利的噪门比小市民堆里的更高。尽管存在所有这一切，但文艺界里却到处有人饿死，比其他领域更多。”

——洞察世事的毕克休先生却没有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失去了最珍爱的女儿的监护权，我们看他醉后遗落的、当年“可以使人名誉扫地”、从不离身、自谓“装毒液”的公文包里还剩下什么——

“最后，一个封了口的大信封，从那里面露出两三根卷曲的黄头发，就像从小女孩的软帽下露出来的一样，信封上歪斜斜写

“看!这就是毕克休的文件包里装着的东西。”

      当衰老袭来——别指望大多数的小镇艺术家和“自觉的写作者”那“电闪雷鸣的抽屉”里能剩下什么值钱和有趣的东西——除了治疗话唠的西地那非、牵动青春的过气明星散了页的写真集、无法物理毁灭无法开启屏幕摔碎的智能机，钉在一起寄托着美好期望的可能带来的“收入”的计账单、老棒子漏液锈蚀不堪的剃须刀、没有粘性的创可贴、无法伸缩的卷尺、不知锁向何处无法配套的钥匙、亲子鉴定报告单、几粒变黑的枸杞、曾经油了一大片现今如干裂的河床的“维生素E乳”、还有什么？

哦，鸡零狗碎之外，还有无尽的挫败——这就是“自觉的写作者”之残忍的现实。再一次，我推荐顾长卫的电影《立春》。

 

 （二）悲凉的坚持：无处倾诉的马车夫约纳

 

 马车夫约纳是契诃夫小说《苦恼》里的人物。这个丧妻失子悲凉的底层人物无处倾诉自己的苦楚。他的辛劳并不能改善他的境遇——“连买燕麦的钱都还没挣到”。他最主要的苦恼还是难以排遣的孤独。他想和同行倾诉自己的苦痛：“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就在这星期，在医院里死的……竟有这样的事！”可是——“什么影响也没看见，年轻人盖上被子，把头也蒙上，睡着了。”

每个都是局外人，人人都是繁重生活的驿马。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听别人倾诉。

 

“他穿上衣服，走进马厩里，他的马就站在那里。他想到燕麦、干草、天气……”，他想起不幸的早逝的儿子，他终于找到了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一匹小小的牝马——“就是这样，老弟，我的小牝马……库兹马·约内奇不在了……他去世了……无缘无故地死了……”。

 

“自觉的写作者”依然在坚持。在我的一首诗里，无可倾诉的小镇艺术家将台灯引为知音，滋滋响的台灯有一些啰嗦，但它一直在回应。某一时刻，交流电带来交流的幻觉——

 

 

 

 

 

 

无论怎样，布鲁诺·舒尔茨笔下的父亲都会归来，变成鸟、蟑螂、鳌虾，哪怕是被煮熟了，他也能逃走。只要能逃走，就一定可以返回。叙述和生命的激情在催促他返回既定的命运。哪怕他被生活无情地摔打、抛弃，他都能追溯到创造的本源。

 

《父亲的最后逃亡》是文学史上至为惊骇的短篇。象征原创的父亲在现实的压力下“被放在盘子里端上桌来”——“他躺在那里，身体因为煮熟而显得巨大臃肿，呈现苍白的灰色，看起来像一块肉冻。”每个人都在回避他的存在，他被一块长毛毯覆盖，“摆在相册和音乐香烟盒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