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的知音

——写在张蜀恒诗集《尾迹云》出版之际

沙粒

作为新媒体作者，书评我也写了很多，也有固定格式，但是蜀恒社长的诗集，我真是不知道如何下笔，大纲就罗列了三页纸，才捋出一点眉目。

第一，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文学造诣极高，我来写他的书评，多少有点气馁，写不好，怕亵渎了心中崇拜的偶像，也怕自己人微言轻，不能为诗集锦上添花。

第二，读诗是认真的，写诗却是打酱油的，对于我这样的诗歌小白来说，谈诗那就是班门弄斧了。

我只能从片面的角度入手，必定促膝长谈的机会不多，每次谈的不是文学就是诗社同仁的作品，至于他的生活和个人情况，只能从作品集里窥探一些。

蜀恒社长的诗有着独特的标签，但却不能冠以地域色彩，因为他不写“草原诗”和“乡土诗”，认为这是一种戴着绿帽子扎着黄围脖儿的主题先行的废品。

那他的标签是什么呢?如他自己所言，就是先锋。他的作品不是凌空蹈虚的文字游戏。而是直面现实敢于介入的大写的诗意的“真”。

我们看下面的时事诗《野生仁波切与中产的双修》——

未必有闲的中产

供养有限，

对双修并不热衷。

小区物业报告指出——

“插头太多，插座太少”

撸胳膊挽袖子

沉往四线的仁波切

慢慢上浮

信众庞杂的本地市场

留给了狐、柳、黄、白。

这首十行的短诗，应该和最近翻车的一位骗了2亿元人民币的假活佛有关。现在很多人精神空虚，无所寄托，开始拜一切野生的仁波切为师。作者写出了这种时代的乱象。

蜀恒社长善于在日常中发掘诗意，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揭示时代的真相，有时只是漫不经心的一笔，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比如这一首《南瓜灯与白无常的光剑》——

昭乌达路

隔离带与人行道

圆与细柱

闪烁的谈话

一年之后

搬回到

五公里外的松山大街

比丑橘稍大

白蜡树上

南瓜灯与白无常的光剑

仿佛有相近的内容

“确诊超过一亿”

倦怠、夸饰和令人费解

情绪也雷同

对于遗忘——

似乎同样倾心。

它实写庚子年腊月松城大街行道树上的南瓜灯和类似剑一样的用于节庆的长灯。虚写一年来的新冠疫情给民众心理造成的冲击。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蜀恒社长在作品中塑造了这样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愤懑而倔强、执着而不乏克制，有意味却不乏坦率。如下是《故乡一叹》——

这里的土地多么丰饶、

人情多美好

他们写得多烂啊——

对着一块囊膪

挥舞未开刃的柴刀。

这种畅快淋漓的击打，让我们感受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懑之情。蜀恒社长的诗真实而不娇柔造作，直白而不虚伪，他始终叨念着一种艺术的真。这个时代需要真诚，因为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人左右逢源，逢场作戏，写诗有时和说好听的话一样，华而不实也许才是符合多数人的“胃口”。反正言不由衷是根据时代导向走的，刮什么风就该顺什么风才是识时务者。

蜀恒社长不是这样，他始终高举着自己文学理想的火炬。在随笔《关于“庚子堇力诗歌事件”》里他告慰诗社同仁——

  “论争中坦荡、无私的堇力让我想起胡适写给杨杏佛的信：‘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替他们不安。’

······

‘堇力的创作与姿态代表了我的文学理想——思想自由，技法自由，题材自由。捍卫堇力，就是捍卫写作的自由。’我愿意再重复一遍。说给一个战壕的弟兄，说给当年四府街的穷朋友，说给潜水的同仁，说给扒眼儿的看客。”

隋朝曾有个官员叫裴矩，他在跟随隋炀帝的时候，就是一个阿谀奉承口腹蜜饯的人，等改朝换代跟随了唐太宗，就开始变得谏言正直、刚正不阿了，简直判若两人。

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

这个永远在路上、勇于直面现实的诗歌行者，不仅是孤独的、活力满满的先锋，还是“真话”的知音。

（202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