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烟的呲花

张永渝

写作一门，怪事很多。很奇怪为什么广泛的阅读、深刻的见解、勤奋的工作不能转化为优秀的成果。意即顾彬所言，那些“为语言、为艺术、为美学而服务”1而非为政治服务的文字。

最近看一位作家的文章，谈及北中国一位重要的诗人。被敬笃一篇关于地域诗歌的访谈蛊惑，忽然来了兴致，开始广泛地了解这位诗人。一些回忆文章说他的阅读视野很宽，对西方许多大诗人耳熟能详。对中国建国以后的诗歌界也有准确的判断。他有极高的修养，能够奖掖后进。可一落到具体的作品——读得越多越失望——这些大而无当、用力过猛的作品几乎没有细节，感情浓烈却缺乏个人化的体验，都是平均的意象，主题先行，观念预设，破抹布一样的文法擦蹭着假花一样的语言。即便带有极大的善意放松评判的标尺，看他最有价值的“归来时期”的作品，和边城冻土的《回答》相比，无论观念，还是技法，差距实在明显。他为祖国、为草原、为工厂、为工人歌唱，为什么用的都是锦衣卫统一配送的假嗓呢？同样在夹缝中写，有人要好得多。夹缝，不是夹住脑袋，好腿也无需夹住板子，可以试着用沾了油的筷子夹注飞翔的苍蝇。否则，即便是像拷打谏臣杨涟一样将耿直核桃夹碎，顺着门缝，文学史的好心和好心的文学史也会散发出一种过期的熏味。

他看了那么多，那么勤奋，知道好坏也有自我批评的意识，可为什么总是走在诗艺的邪路上呢？我想起博尔赫斯笔下默默无闻为自己写作的小诗人——偶尔能写下优秀的诗篇，虽然短暂，那绚丽的烟火也曾照亮过生命的夜空。而某些区域文学史上的“大诗人”，如果撤掉时代和地域的云梯，就会像一个瘸腿的冒烟的呲花，出出着向后抽抽，弯曲地坠落，淹死在护城河里。

观念过于强大了，它可以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卡夫卡笔下的甲虫，也可以让一只七星瓢虫变作舒尔茨笔下戴着发亮头盔的消防队员。不幸的是，小到一个地级市，大到一个省，秉持文学为政治服务观念的作家，以媚上取宠为写作动机的诗人——越努力，越抽抽。

有责任心的作家一旦染上早衰的霉菌，他们不能像公园大爷一样玩天梯甩单杠，又不忍向青年播撒有害得孢子。只好在家里练习弹腿——“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2——越努力，越糟心，随着善意的权势和权威的水汽一点点地蒸发，慢慢地，他们会变成亟待女仆阿德拉清扫的蟑螂的尸体。

讴歌，哦，不及物的写作。这是东方的全民健身，是谎言扯开的塑料大棚，是独属我们、时代的变形记。

1990年，我买过一本“《新体育》40年精选集”。期待了多日——急不可耐地拆开——我踹，太烂了，几乎把40年所有的次品都拢到了一起——这就是我用筛子筛过五年的《新体育》杂志自创刊以来的精选？窃以为有着八十年代那股精气神的《新体育》可读性很强——不是县委《组工通讯》、《宣传快递》的水平啊？这次邮寄的阴影太深——自那以后，再也没订过这本杂志。说编辑不用心，怎么齐刷刷选得都是差的？观念之外，还有哪些会影响人的判断——美学素养？外部环境？利益与利润？

下午，微友单于发圈，三张照片——钱春绮翻译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诗选》的封面、扉页和版权页。引言如下“读冯至、钱春绮老一辈翻译家的译作，有个总体感受，就是翻译很好，眼光很差。世界多变而恒久，艺术孤独而自由。可见不被左右裹挟，坚持独立审美何等重要”。

（2020.8.29）

注1：详《现代快报》记者倪宁宁对顾彬的访谈。转引自公众号“喜闻”。

注2：详卡夫卡《变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