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故事

 张永渝

     曾在红山、松山的十几家书店留下自己的书，有的书店还给我留下了收条或票据。偶尔，骑上摩托“溜达一圈。”12年前，望着自己的书摆在书店的架子上，我的喜悦一如彼得·汉德克所讲第二件事里的青年。汉德克2019诺贝尔获奖演说的最后环节，在朗读特朗斯特罗默诗之前，讲了两个“挪威故事”。第一件是他的保镖读手机里的情诗。第二件关于一位年轻的作者：他在奥斯陆街道上闲逛，看见一个书店橱窗前站着一个青年。他对汉德克说：“那是我的第一本书！”——“今天出版的！第一天！”汉德克说：“他很快乐——只有孩子会那样快乐。他散发的快乐，这个写作者，这个创造者，仍然能够温暖我。希望这温暖永不冷却。”

我期待有读者会翻阅甚或购买我的书。我知道两例，一次是我的同学在文圃书城买过我的第一本《张蜀恒诗选》，另一次是妹妹的同学在洪森书店买过我的《诗歌评书》。这两个书店都设有本域作家专柜。新华书店也有我的著作，前四种。或许会卖出一本。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年头谁会花钱买不知名诗人的作品呢？时间太宝贵了。不知名的小说家和散文作家，怕也鲜有读者。这有限的两三本也很好了。一个诗人能有稳定的1000位读者，就算奇迹了。能有100位专注的读者，10位专业的读者，将是莫大的幸福。不过也没什么，每个人至少还有一个专注的读者和一位忠实的随从——抽屉。这已经耗费闲暇和灵感之神太多的精力了。但愿这专注的读者和忠实的随从没有跑偏。

长春董辑在《诗歌活水中的三股浊流》里写：“诗歌，不但因此远离大众；更加速沦为中国文学中的三等公民。诗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更是斤两全无，诗人变成了飘来飘去的气泡和装饰丑陋身体的羽毛；诗人成了奇怪的文学动物，成了四不象，成了害群之马和人们的笑柄。而诗歌呢，更是成为了中国文学工厂中最难以进行质量评估的产品，成了没办法流通和进行质量验证的文学三无产品。”这些三无产品主要指被诗坛三股浊流——诗坛万金油、金钱皮条客、权力小商贩带坏跑偏的诗歌。

D城所有的街路都是歪斜的，房间是歪斜的，走廊是歪斜的，人心是歪斜的，他们在争夺着什么，总在争夺着什么。像《盗梦空间》里的某个场景。诗人们费力地争夺蛋糕、卡片、纽扣或别针，大打出手，高声谩骂。他们扭曲着身子打出左勾拳、右直拳，像打在棉花上，他们是橱窗里的动物，被体制豢养的仓鼠们在笼子里为帘中人表演，幻想那渴望的领导的方向有冷光袭来。

打累了坐下来围成一圈游戏。用沾沾自喜的浮肿的老少边穷之地方的标准，这样比顾彬批评的那个标准好差十万八千里——“葛浩文批评我将过高的欧洲标准用于z国当代小说。他说得当然没错。但是，用z国的标准来评价z国文学，这有意义吗？·······我认为文学批评不是国有的，只要讲得出道理，任何一种标准都适用。否则，文学批评就变成爱国主义问题了。 ”——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叽啦点尿标识范围后便可自诩为仓鼠界的清流。

没有比这更深邃的，功能化、制度化、策略化、货币化、人格化的谎言像君主一样高高在上，却又像保温箱里的早产儿一样脆弱，没有人扔出残忍的石子，轮流照看这个永远也长不大的文学婴儿。没有比这更绝望的——一个文学极度落后地区的文学买办在玩一个游戏——

总是期待一切都围绕着自己，一切都遮遮掩掩，粗鄙而胆怯。参与其中，只在乎胜负。过度分析，全额算计，却异常迟钝，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毫无耐心，今天栽下一颗树苗，明天就要吃果子，不然就把它撅断。没有任何细节，眼光不会停留在熟悉的街景，陌生的风景，也毫不留意，只有利益和利润，没有琐事，尽是宏大的主题。

 刚刚发出悖德的欢笑声，这些无忧无虑的诗坛万金油、金钱皮条客、权力小商贩，在集体无意识地裹挟下，很快陷入了狂热之中。在娱乐为王的时代，扁平化的阴云笼罩了一切，电视头蝇变为手机头，围着腐肉癫狂地跳舞。各种大咖、数不清的大师像停不下来的长着蝙蝠翅膀的电子青蛙不停地鼓噪，他们乱窜的舌头滴撒脓液，黏住那些黑色的交易的筹码，他们乞求用于保洁的零蹦。这些四窜的假天使扇动刻有“不是小好；一片大好”口号，为无限的重复带来些许的清凉。全民癫狂写材料——自纠自查找不足，拎出不足足光粉。抄来抄去画眉毛，不知深浅入时无。老师、小资产阶级、工人、机关干部不断地重复十以内算错的加减法，在白纸本、田字格和便签上成吨的自造笑声的瘟疫一般的算数式。他们坦胸露迹互相浪费，他们切割，靠近一切利益的棱角和光滑的边缘。

这些无忧无虑“肉皮子合”的巴力子民，很快被涂在薄片上的自己——一颗强硬的芯——吞没。

没有比这更悲凉的：浊流之外无人问，浊流之内互相掐；迷乱的前庭或有微茫的希望，刚一露头，便遭或温柔或无情的冰冻。

（2019.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