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渝读诗之二

透过医院的窗子，麻雀所见的社会现实

——维罗妮卡·丁亭亚纳《麻雀，医院窗中所见》简析

本诗选自西川的译诗集《重新注册》。这本书有一篇不算短的译者“说明”。其中的一段话，被印上腰封背面——“近些年来，中国国内的诗歌写作在风格的多样性方面呈现出某种退步，我们的表面化背后隐藏着一种骨子里的一元化和两元化。我听到一些极端的说法，大意是现在中国的年轻诗人们已不需要再读外国诗了，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已有一些积累，只读中国人自己写的诗就可以了。那么，这本译诗集会提醒你，这种看法无异于坐井观天”。
在老少边穷的四线城市，谈起外国诗，水桶里的蝌蚪更加傲慢。乌泱泱一堆群和公众号，水已经够深了，不需要知道更多。靠着简单的模仿，有限的余闲已经手忙脚乱了。于是，那圈与群，每天都能看到大量“优美的”、油光水滑、批量生产的同质化诗歌。它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用力过猛，缠得自己喘不上气来；二是不知所云，骗得自己心花怒放。纸媒上的情况更悲催，一年也看不到变化，有限的区别只是大、小型号不同。凭谁都可以对现代诗指手画脚，甚至认为现代诗本身就是个怪胎。《文学自由谈》登了一篇叫唐小林门外汉的文章：介绍说，“作家们”（估计《故事会》和《知音》培养出来的小说家，当代小说家们的水准可以参考顾彬的观点）参加一次文学活动连和诗人合影都不乐意，恐怕丢了身份。面对贬损和嘲讽，老少边穷的现代诗人除了酒水（白的一个啤的俩），挡箭牌就剩下复制昨日粘明日了——明日复明日，谎言何其多！
小时候太姥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懒人，在家里什么也不干，穿来伸手吃来张口。有一天出门，他母亲给他烙了一张大饼，挖了个洞，套到了脖子上，可他还是饿死到半道了，脖子上还套着半张饼，为啥呢？——他吃了前半拉，懒得不愿意把脖筋后面的转过来。身边有这样的奇懒的写家子，写了半个世纪不知道转换一下视角和角度、变一变人称，就是我，我我我我我我，和生活中的真人一边高，还不敢说真话（和浪漫主义的诗人们有多大的不同），遮遮掩掩，全是粉饰太平的谎言。不在技术上用功，特别喜欢感动。好似有人写绝句，20最多28个字，连个平仄也整不明白，自己却已鼻涕成河了。
《麻雀，医院窗中所见》使用的是第一人称，“我”是一只麻雀，以旁观者麻雀的口吻写一桩医院里的死亡事件。巧妙地角度转换，使得叙述者处于一个超然的位置，加之浅浅的独白式的语调，对主题的揭示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力透纸背——命运难测生死无常。死神来临，不管人有多么不舍和惊恐，还有多少未了的心愿、多少难言的欲望，魂魄最终都难免被她“收拢”。与大量中国民间故事里押解犯人一般的勾死鬼形象不同，本诗里的死神是一个要钻男人被窝的女人——拖鞋、上床、躺下······，更像是《聊斋志异》里吸人阳气的女鬼，仿佛她要的不是命，而是“血压下降”的他亏欠的一份情感、一个承诺。这是告诫吗？——远离危险的情感，不然，合欢之刻或是绝命之时（《知音》里的小说家最明白）。
本诗结尾技艺精湛，算得上是出其不意的一击。帕斯说：“长诗应该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整体中的变化，平直与奇异的结合”。将此句延展，套上科塔萨尔比较长篇与短篇小说的名言，我们可以说，《神曲》、《序曲》、《浮士德》、《四个四重奏》这样的长诗凭借的是综合学养和强力情感支配下“各部分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衔接”（帕斯语），最后“以点数获胜”（科塔萨尔语），而像《卢令》、《春夜喜雨》、《漫游者夜歌》、西川的《体验》此类短诗获胜靠的是不同的抒情（叙述）范式规则下，以诗人扎实的基本功、控制比赛的能力、对平庸作品及其语境之决定性的击倒。《麻雀，医院窗中所见》显然是这样的短诗——死也就死了，卑微的生者还得继续卑微的生活“半小时后我回来/吃病人们午饭时/落的面包渣”。我想起陶潜的诗句：“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生生死死，本来就很平常，对于不相关的人（本乡惯用语曰“两旁事的”）而言，即便是偶然见证了一次离别，稍有辗转，但不会有超过“半小时”的注意。

（201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