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元法师为丽伦小姐题词

张大千人物画欣赏(六)
漠高窟唐人 设色绢本 1948年作 供养人造像 立轴 戊寅(1938年)作
吉祥天女 立轴
纸本 1942年作
此幅《吉祥天女图》是大千先生在榆林窟临摹的,全图敷色面积不大,但特别具有素雅华丽的设色效果,天女身段匀称丰腴,线条圆浑流转,衣带飘逸,造型生动。从中可以看出,大千先生自临敦煌壁画之后,即一反过去人物画的纤细病弱、清丽雅逸,而为敦厚浓艳、丰腴健硕,特别是加强了线条的写实造型能力,传神写照,而更富感染力。
宫乐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924年作
唐宫按乐图 镜心
设色纸本
拟敦煌莫高窟 对屏
绢本
莫高窟人像 立轴
1948年作 飞
天 立轴
设色纸本 1946年作


反弹琵琶图 镜片
设色纸本

敦煌天女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944年作

天童献宝图 镜心
设色纸本
敦煌佛像 立轴
设色纸本
故唐代敦煌壁画《大型经变图》中皆绘有舞者妙嫚、仙乐齐鸣之场景。此系大千居士四十年代取材于莫高窟,绘乐仙十位,执西凉乐器,如箜篌、琵琶、弹筝、铜钹、鼓、磬等等。仙人体态圆润、身姿各异、手臂妙嫚、舒展柔美。大千居士制此图时,色彩还原唐代浓丽雍雅画风,勾线用笔直追遒劲婀娜造型,因此更显出一派端庄高洁的礼佛场景。伫立图前,凝神静听,似有仙乐之声空中飘来。


飞天 立轴
1944年作 飞天 立轴
1946年作
飞
天 立轴
1955年作 弄玉吹箫图 张大千
张善孖 于非闇 1934年作
乘鸾吟箫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955年作
张大千的人物画的黄金时期是他自敦煌回四川至1957年病目的十余年。
《乘鸾吟箫图》作于1955年,是其敦煌归来去南美后的佳作,图中画一乘鸾凤吹排箫的仕女,精美的头饰,华美的缨络,骄健的鸾凤,其流畅精到的线描,富丽的纹饰来自敦煌时期的写生。显示出张大千在衣纹及鸾鸟描绘上所下的功夫。仕女的鬓发取法唐代束发样式,先用细笔浓墨写出发式盘结之态,再用淡墨渲染数次,墨用松烟,显出发质柔黑润泽浓淡有致,又根根着肉的视觉效果。显示了张大千工笔人物画的精致笔致。图右方自识:“跨虎乘鸾去未遥,闲庭寂寂夜迢迢。殷勤凉月西楼下,忆听云林凤唳箫。大千张爰大风堂下作,时乙未秋八月也”。钤“张爰之印”白文、“大千居士”朱文印记,左下角钤“昵晏楼”朱文印记。
天女散花 立轴
1935年作

天女散花 立轴 癸未(1943年)作 天女散花 立轴 1944年作

天女散花 立轴绢本 乙亥(1935年)作 天女散花 立轴 乙亥(1935年)作
天女散花 立轴 乙亥(1935年)作
此帧《天女散花》有张大千自署年款:“乙亥(1935年)二月”,这一时期仍属张大千绘画创作从师古人转为师造化的时期,无论清、明、元的笔墨情韵抑或宋、唐、晋的气象意境,上下千年,张大千都能“溶古人而有我”,做到融会贯通而自成风格。
这幅《天女散花》描绘天衣飞扬的女仙,手持莲瓣,“散尽天花”的景象。所绘人物气象安详娴静,造型雍容华贵,线条的运用圆润自如,转折之处则顿挫有力且富节奏感,整幅作品尽显唐人气度,正符大千自题“拟唐人壁画笔法”之意。
另据大千款署可知,此幅画作中大千所题绝句乃是“去年六月避暑昆明湖上”所作,亦即先生1934年游历北京借居颐和园溥儒的“听鹂馆”之时。此外,张大千于甲申(1944年)再题该作之时,则是其临摹敦煌壁画归来居成都之後。

天女散花图 立轴 1936年作 (1456万元,2010年11月22日西泠秋拍)
以人物画一项窥之,便有仕女、高士、仙道佛氏等等,亦是无所不包。其中借佛教典故在净土俗尘之间作畅想,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为集中,妙迹遗世,为人所爱。比如此幅《天女散花图》,作于丙子(1936)十二月,绘天女手捧献花踏云而来,衣袂轻飏,姿色端详,衣饰发饰乃至裙裾勾花都依唐代风尚,天女凝神,眉目间有所品察,左上角大千题诗云:“说法青莲九品台,天花病榻亦低徊。佛陀一笑禅心定,那有阿难着体来。”诗意与天女姿色吻合,颇得意味。

佛像 立轴
设色纸本 1944年作

飞
仙 1941年作
(2552.5万元,2010年12月香港佳士得)
《飞仙》作于1941年冬,是以张大千在敦煌临摹的276幅壁画为原型创作的。
《飞仙》是融合了庄严肃穆和夺人光彩的艺术作品,超越了令人崇拜的宗教绘画。张大千对美学的理解如他自己所说:“绘画最重要的是表现美”――这也体现在他对佛肖像准确的描绘上。他最终的目标是表达情感,并在人物绘画中呈现出“非凡的构图”。
张大千注意到敦煌的壁画由厚重或多层的矿物颜料完成,能够保存几个世纪。张大千也由此采纳运用生动明亮的颜色,在保持佛像人物安详端庄的同时,令他们更加光彩夺目。《飞仙》图中的仙女面部丰满,眉目清秀,身材匀称丰腴,线条圆浑流转,画面散发着浓丽与清雅并俱的艺术风格;流畅有力的人物轮廓令面部更显从容,珠宝点缀的头饰亦是锦上添花。此外,飘逸的饰带亦带来了生气和动感,雍容华贵的衣饰,衬托出在云中飞行的婀娜身姿。作品题词显示该作原型是敦煌第12窟壁画,实为画家以敦煌造像为题材的一幅精品。
敦煌人物 纸本
镜片

白描观音 镜框 水墨纸本
1954年作
款识: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天为地。为旱作润。为漂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有浊世颠倒之时。吾当於中作佛度彼众生矣。大千居士昔年自敦煌归,绘观音大士像於青城山上清宫,下笔飘逸有曹吴之极致。岁在甲午二月廿四日,彦堂吾兄六十初度,因奉以为寿,并书布施度无极经语於上藉寓颂祝之意。弟台静农敬记於台北之龙坡里。
张大千绘这幅观音图於青城山上清宫,时间约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此白描观音线条简洁而柔和,就如台静农所题“下笔飘逸,有曹吴之极致”。大千将此画赠於台静农。台静农在其堂兄董作宾(字:彦堂)六十大寿之时转赠於他。三人之情谊通过此画传为一段佳话。董作宾(1895-1963),号平庐,字彦堂,甲骨文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台静农(1903-1990),现代小说家,字伯简,安徽人。台湾著名书法家、作家。精书画,亦擅篆刻、绘画。
观音大师像 纸本立轴

佛
像 纸本立轴 大风堂旧藏 白描观音大士 镜心 水墨纸本
天女图 镜片
设色描金纸本
敦煌仕女 镜心 水墨纸本

仕女 镜框
设色纸本
1949年作 天
女 立轴

初唐供养人像 1948年作 仕女图 立轴
1945年作
款识:此漠高窟初唐供养人像,窄袖长裙,纤腰如束,极明媚之致。或谓玄宗好胡服,一时风从,竟尚窄里。此在垂拱,较开元年且先数十载,则所谓效玄宗服胡服者为妄也。戊子十月欧湘馆写记。大千居士爰。
张大千临敦煌壁画不仅临佛像菩萨,也临壁画中一些辅助人物-供养人。供养人比于佛像菩萨,带有更多的生活气息,而人物的表现、动态也更为平实生动。此幅中张大千即对初唐仕女的服装作了一番讨论、研究,极有古意。张大千十分注意画中的诸多细节,对于不同时期人物服饰多有留意,十分忌讳张冠李戴,而这些知识正是在临摹、思考过程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仕女图 立轴
1939年作 敦煌仕女 立轴
设色绢本 1948年作
仿壁画仕女 镜心
设色纸本
题识:此五代时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功德窟壁画,已开北宋风气之先,粤中罗氏所藏武虞部题元仙仗图卷可证也。大千居士题记。张大千题记中所云之粤中罗氏即罗元觉。该图临摹于敦煌榆林窟第十六窟前室北部的帝释天中之吉祥天女神像,神像雍容华贵,广袖披帛,着对衿裙襦,腰束胸前,笏头朝元鞋翘露裙边,双手托风带于胸前,安祥自若。吉祥天女又叫功德天,原为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命运、财富、美丽女神,据说她是神魔大战共同搞乱乳海时产生的,又名“乳海之女”,后为毗湿奴大神之妻、爱神之母,又被佛教吸收列为护法天神,以其施财散布吉祥,有大功德天众,故称“功德天”。

摹莫高窟仕女 立轴 甲申(1944年)作 观音大士像 立轴

春困图 镜心
设色纸本 1949年作
题识:1.罗衣初试尚惺忪,红豆江南酒面浓。别有深情怨周昉,不将春色秘屏风。己丑十一月朔写于镜海戏题。大千居士爰。
2.此唐周长史仲朗画法,其衣饰为日人所宗,我国自元明以来俱尚纤弱,遂无有继其法者。予此幅参以敦煌六朝初唐装至法,不为拈出,令观者疑为日本画,为可叹也!爰再识。
该幅《春困图》即为张大千人物画风转变后代表作之一,画中侍女在造型上取盛唐壁画雍容丰腴的特征,设色上受佛教造像及藻井图案的影响,以石青、石绿、朱砂矿物颜料赋色,色调明丽,艳而不俗。在侍女的面部处理上,张大千承袭唐代的三白画法,将额头、鼻子和下巴处留白,并以红润的脸颊陪衬,使得脸孔的轮廓线条分明。画面构图之法颇具巧趣,通过帘布的走向将视觉引向画幅下侧的仕女身上,而右侧大片的空白则留下想象的空间。仕女在帘后梳妆,花团锦簇的帘布与素衣淡妆的仕女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对比也更加烘托出了仕女宛若天成的清丽。帘布的图案以及仕女的造型看似带有日本版画之风,实则是大千参以敦煌壁画所为,大千面壁敦煌时,见到一种业已失落的唐代人物画风,故参其法写之,才有此佳作。

观音大士 镜心
设色绢本
1941年作 佛像 镜片
纸本 1941年作
《观音大士》作於1941年,画面人物神态安祥,与盛唐的造像形神兼备。从线条上看,该画线条清秀绝伦且刚劲有力。画人物、佛像、最重要的是线条,只有书画皆精的力,才能将线条勾画得如些精妙。大千诗、书、画皆长的功夫,以及在敦煌的实际体验和临摹,使他的线条运用更为成熟,更有张力,张大千对人物的设色十分讲究。张大千专门从西藏运来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质颜料用来临摹敦煌壁画、力求与敦煌的原作保持一致性。该画色泽鲜明富丽堂皇,从人物形象上看,唐人观世音菩萨体态丰满,配饰和衣著轻盈华丽。给人以一种太平、安乐、富贵之感。
观音造像 1944年作 佛
像 立轴 设色纸本
1946年作
题识:莲花百亿,诸天证其风,因净土三千,菩提契其硕果,伏以熏香宝鼎,净水绀壶为诸观,虔心敬造观音大士一区,凭斯胜因,奉应宏愿,九苦十难,念无相而恒消;迅风烈雨,诵般若而永济;辞灾获福,美意延年,乃至斋心百世,摩顶三生,永拔沉沦,长离孽乱,迷方会复,觉路同归。子丰吾兄供养,甲申嘉平,大千居士张爰。
此画作用纸为古笺异品,所用颜料当为印度进口颜料,金彩部分乃为赤金粉所绘,故而色彩艳丽,历尽70年而几无退变。画上题文乃张大千结合佛教经文自创,文辞,性情真率、华美激荡;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细观其跋不难看出作者以及受画人摆脱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希冀。佛经谓,观音菩萨有33个不同形象的法身,此幅《观音造像》为其一。值得一提,对照《敦煌图录》此观音像与敦煌第360窟中《维摩诘经变•佛国品》里的菩萨形象极为接近。敬观其态,此观音眉宇清秀、双目宁静、面容安详、发髻上束并以佛家七宝装饰其冠、右手轻置于莲华,左手作施宝生羯磨印,飘带随风环绕法身,泰然自若趺坐于金彩莲华之上,莲华之下托以五彩祥云。品其用笔,此幅《观音造像》展现了鲜明的大千笔法:俊逸而清润。而在大千笔法中,所蕴含的是众体之长、百代宗法,审美格调已然登峰造极。
观音像 立轴
设色纸本 1946年作
观世音菩萨 立轴
设色纸本 1946年作
《观世音菩萨》作于1946年的成都,正是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历代壁画返川后的佛像艺术精品。历经三年的壁画临摹,使其画风尤其是人物形象为之一变,深得古代壁画线描之空灵明快,赋色之辉煌灿烂,气度之高华超迈,笔力之丰厚浓重。他笔下的人物气息愈加高古,可谓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图中“观世音菩萨”极富敦煌石窟造像特点,尽具盛唐遗风,开相曼妙、端庄、安详、娴静;造型雍容、华贵、高古;色彩浓艳、雅致、鲜靓;线条端穆、精妙,格调清雅,皆为前人所未能梦见,一洗近世画坛流滑孱弱之习气。开卷观之,“五百年来一大千”独具的富贵气象扑面而来,让人自当顶礼膜拜。

观音 镜片
纸本
1946年作 临莫高窟唐人观音菩萨象 镜心
设色绢本 1944年作
此作采用工笔重彩画法,画风清丽淡雅,设色取敦煌古彩,用色沉稳,晕淡勾染,皆得妙处,用笔遒劲飘逸,线条洒脱,表现出观音大士神态安闲妙法莲花之象。
南无观世音菩萨 立轴
设色纸本
此件《南无观世音菩萨》取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体现了典型的初唐时期绘画风格。此观音菩萨以男性身份出现,胯向左摆,身体成倚侧之势,体态丰腴健美;脸型丰圆,弯眉细眼,棱鼻厚唇,唇边胡须呈蝌蚪式;头有圆光,配饰有项圈、璎珞、臂钏、流苏、双脚赤足分别踏在双色莲花座上。通体线条流畅自然,设色鲜艳明快。本作右下角落“西川敬事男张大千敬抚”款,以莫高窟内唐代画工题记笔意书之,多取隶意。特别是“近”字最后一笔,潇洒恣意;“千”取篆书笔意,使落款更添古朴之感。画幅中亦有书画鉴定大师谢稚柳先生题款,称之为“张大千妙笔”,是为不可多得之精品。观此作不难发现,题款为“南无观世音菩萨”与我们常见的慈母般造型的观音菩萨有很大区别,观音菩萨以男子形象呈现。正表现着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汉化的过程。在古梵文中,观音一词为男性名词。《十面神咒心经》中,佛祖释迦摩尼佛有云:“善哉善男子,汝为一切有情起如此大慈悲意,欲开此大神咒⋯⋯”至唐代,这一形象发生了变化,唐初高僧道宣云:“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相,自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伎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作品中的观世音菩萨像,面庞丰圆,但身姿曼妙,男相女身。如《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中所言:“一切诸法无有定相,非男非女。一切女人亦复如是,虽现女身而非女也。”既是佛法东渐中的一大转变,也是佛理在艺术上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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