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对朱自清的批评

                                                              李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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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

最早把新文学引进大学讲堂者是朱自清先生，1929年他于国立清华大学创立并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并编有讲义。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增加一门新的学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朱先生的学生王瑶回忆道，“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向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1]这种风气并没有因为朱自清的努力而有所改变，1933年之后，他的新文学课被取消，四十年代末，大学对于新文学的排斥和轻视仍未改观。1940年在西南联大的一次茶话会上，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不满于一名学生在调查表上填写“爱读新文艺作品，讨厌旧文学”，曾经当众说：“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朱自清立刻站起身:“我们不能认为学生爱好新文艺是要不得的事。我认为这是好现象，我们应该指导学生向学习白话文的路上走。这应是中文系的主要道路。研读古文只不过便利学生发掘古代文化遗产，不能当做中文系唯一的目标。”这番话，理虽直而气不壮，宽容爱好与教授学问，毕竟不是一回事。朱自清自己也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爱好”。在这样的语境中，狷狂如刘文典诘问沈从文到底为何跑警报，并非全然无由，就中真意，是传统读书人与教书人，自认性命与学问等同。朱自清敢于站起向罗常培唱反调，不因他的白话散文写得好，也不在于他在大学里讲过“新文学研究”，因为他是一位古典文学专家。

朱自清今日之声誉，却主要来自他的散文创作。《背影》、《荷塘月色》、《匆匆》、《春》、《温州的踪迹》、《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入选教材，广为人知。余光中1977年写成《论朱自清的散文》，对作为散文典范的朱自清有相当严厉的批评，仅对《荷塘月色》的“用喻”，就有十分具体的议论：

1        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2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空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3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4        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

5        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

6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

7        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8        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班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

9        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10    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

11    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

余光中举列上述引文后说，“11句中一共用了14个譬喻，对一篇千把字的小品文说来，用喻不可谓之不密。细读之余，当可发现这譬喻大半浮泛，轻易，阴柔，在想象上都不出色。也许第三句的譬喻有韵味，第八句的能够寓美于丑，算上小小的例外吧。第九句用小提琴所奏的西洋名曲来喻极富中国韵味的荷塘月色，很不恰当。14个譬喻之中，竟有13个是明喻，要用‘像’、‘如’、‘仿佛’‘宛然’之类的字眼来点明‘喻体’和‘明喻’的关系。在想象文学之中，明喻不一定不如隐喻，可是隐喻的手法毕竟要曲折、含蓄一些。朱文之浅白，这也是一个原因。唯一的例外是以睡眠状灯光的隐喻，但是并不精警，不美。” [2]

《荷塘月色》的三段中截取11个句子，予以评说，不能脱离“段”，一如“段”的评价不能脱离“篇”。是否用喻，是明喻还是隐喻，取决于段与篇的意图，兼有意思、节奏、读音等等讲究，句子的长短，多一字，或省一字，均根据文章的意图作出取舍和调理。余光中既要评议，应顾及上下文以及主题。然而他没有。“隐喻的手法毕竟要曲折、含蓄一些”，这样的说法，与前半句：“明喻不一定不如隐喻”，出现矛盾，单独讨论一句，又怎样判断“浮泛、轻易、阴柔”，或有无“韵味”呢？余先生于第9句的批评，也“不恰当”，作者原句是“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余光中却故意读作“西洋名曲”，“梵婀玲”乃译音，指小提琴，但其实是三个汉字，连字带读音，已是行文的美学策略，并非单指乐器，更没有“西洋名曲”之意。倒数第二句，对明喻和隐喻自相矛盾地比较过之后，陡然得出“朱文浅白”的结论，逻辑上不能成立。就修辞学而言，明喻确乎比隐喻浅白，朱自清在三个自然段用了14个譬喻，其中13个属于明喻，并不意味着他的文章非要“浅白”。句子浅白与文章的浅白，概念不同。至于“这位丈夫赏月不带太太，提到太太的时候也不称她的名字，只用一个家常便饭的‘妻’字”，已在文学批评的界限之外了。

余光中批评朱自清“好用女性意象”，“这样的女性意象实在不高明，往往还有反作用，会引起庸俗的联想。”他说“小姑娘，处女，舞女，歌妹，少妇，美人，仙女……朱自清一写到风景，这些浅俗轻率的女性形象必然出现笔底，来装饰他的想象的世界；而这些‘意恋’的对象，不是出浴，便是起舞，总是那几个公式化的动作，令人厌倦。”《荷塘月色》确有此病，本人也未必欣赏这篇被过誉的散文“典范”，只因被中学课本选入，长期诵读，师生们对这些缺点视而不见，或强说为优点。但朱自清毕竟是使用白话写散文的第一代，旧习难脱，新术有限，原不必如此苛责的。

余光中说，“这种肤浅的而天真的‘女性拟人格’笔法，在20年代中国作家之间曾经流行一时，甚至到7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也还有一些后知后觉的作者在效颦。”这倒是中肯的批评。

余光中又说，“朱自清散文的滑稽与矛盾就在这里：满纸取喻不是舞女便是歌姝，一旦面临实际的歌妓，却又手足无措。足见众多女性的意象，不是机械化的美感反应，便是压抑了的欲望之浮现。”这话偏于刻薄，喜用女性意象修辞，未必等于色欲；这一层，朱自清是有自省意识的。1928年朱先生出版散文集《背影》，第一篇题目就是《女人》，他说，“我总一贯地欢喜着女人”，“我到无论什么地方，第一总是用我的眼睛去寻找女人”，因为在他看来，“女人是比男人更其艺术的”。有这心念，又能写出来，说明作者对女性的态度坦然。“与因袭的玩弄的态度相差十万八千里，当可告无罪于天下。”[3]至于余光中对《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议论，从文学技巧上可以批评，但是用“古典文人”的“从容”和“新派作家”的“更放得下”作为嘲笑其“手足无措”的理由，并不高明。

余光中于《背影》的批评，集中于两点。其一，“失之伤感”：“短短千把字的小品里，作者便流了四次眼泪，也未免太多了一点。”流泪问题，男女有别；同样是男人，性情的刚柔也有差别。我们原不必以自己为标准，品评他人个性。余光中认为：“今日的少年应该多读一点坚毅豪壮的作品，不必再三诵读这么哀伤的文章”，这意见尤其不必，他人的“伤感”与自己的“坚毅豪壮”，未必是文学批评的理由，且“哀伤”之于文章的得失高下，亦属仁智之见，难以一概而论。

第二点批评针对《背影》首句——“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余光中认为“不稳妥”，“以父亲为主题，但开篇就先说‘我’，至少在潜意识上有‘夺主’之嫌。‘我与父亲不相见’，不但‘平视’父亲，而且‘文’得不必要。‘二年余’也太文，太哑。朱自清倡导的纯粹白话，在此至少是一败笔。换了今日的散文家，大概会写成：不见父亲已经两年多了。不但洗净了文白夹杂，而且化解了西洋语法所赖的主词，‘我’，句子更像中文，语气也不那么僭越了”。

这话似乎有理，深究则未必。主题与其说是“父亲”，无如说是父亲的背影；凝望背影涉及视线，从“我”说起，无可厚非。为儿而“平视”父亲，乃是白话文语境下新父子关系的写照，或也是《背影》的一层深意；家君在上，父道尊严，是文言里的尊卑关系。如果以文言写这文章，便属“僭越”，白话则不然。照白话口语的规矩——白话也是有规矩的——第一人称代词做主语往往可以省略，这是语法的惯例，如果作者有意不省略，那也许出于修辞的特殊需求。用“余”而不用“多”，可以说成文白夹杂，但文白夹杂未必就是缺点。太过文从字顺，流于平易，欲使味涩，可适宜文白夹杂。“已”跟“已经”，“二年余”与“两年多”比起来，前者的确“哑”，后者颇上口。但就《背影》全文的“伤感”基调而言，首句宁可哑一点。谁能说“不见父亲已经两年多了”，必定胜于“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在音节上，此两句子差别甚大。“不见—父亲—已经—两年多—了。”2-2-2-3-1，“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1-1-2-1-2-1-2-1-1。五个音节与九个音节，论情绪的节奏感，前者直截了当，后者徐缓多姿。叶圣陶《文章例话》第一篇所选便是《背影》。他说，“这篇文章通体干净，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多余的字眼，即使一个‘的’字一个‘了’字也是必须用才用”。

余光中于朱自清的白话主张亦有所批评。朱自清认为，“如果白话文里有了非白话的成分，这就体例说是不纯粹，就效果说，将引起读者念与听的时候的不快之感……白话文里用入文言的字眼，实在是不很适当的足以减少效果的办法……在初期的白话文差不多都有；因为一般作者文言的教养素深，而又没有要写纯粹的白话文的自觉。但是，理想的白话文是纯粹的，现在与将来的白话文的写作是要把写得纯粹作目标的。”余光中则有不同的看法，“这种白话文的纯粹观，直到今日，仍为不少散文作家所崇奉，可是我要指出，这种纯粹观以笔就口，口所不出，笔亦不容，实在是画地为牢，大大削弱了新散文的力量。”余光中这一观点较为妥当，但于批评《背影》首句并另造新句，却偏是倾向于他自己反对的白话纯粹论了。倒是朱自清违背了自己的主张，但在本人看来，这并不是朱先生的失败。写作本出于达意，主张云云，不必轻言，更不宜轻信。况且在那个时代，言文一致是一个大主张，极少有人能自外于此。

以上余光中对朱自清的批评，只是诸多白话文实践与批评的一例，并非格外地有说服力，但白话文文学标准之难以安顿，于此可见一斑。宇文所安说，“中国读者大概都对汉语的文化纵深和微妙的层次感到自豪：在汉语里，某一字词，某一典故，可以引起丰富的联想。汉语的语言风格范围宽广，变化多端，‘大白话’只不过是其中一种极端的可能性而已”。[4]

                                                李春阳2009年3月于北京西山玉皇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