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时期的女性作家不同，毕淑敏在其创作的长篇小说中所体现的女性关怀冷静、温和，她用一种悲悯的情怀书写女性。超越性别的书写，塑造了多个英雄形象，构造了一种“雄化”现象；又不忘将这些女英雄们回归到现实中接受苦难和困境的困扰，笔调更是深入女性的心灵世界，关注女性的心理。她用一种温和的态度试图构造一个两性和谐的世界。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首先界定本文中所利用的“女性意识”的内涵；第二部分，利用女性意识的相关理论分析说明毕淑敏对女性的外在和内在关怀；第三部分，主要通过毕淑敏小说中显现出来的对女性的关怀上升到超越性别的审美趣味之中来探讨其超越性别的写作，至此，其女性关怀上升到更高层次的两性和谐以及人类关怀的开阔境界。

纵观毕淑敏的作品，以女性为主体展开多种主题的书写，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总以一种生生不息的坚毅态度进行各种奋斗。而其几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其女性书写的集大成者。从第一部长篇小说《红处方》到以后的《血玲珑》、《拯救乳房》和《女心理师》都体现了毕淑敏对女性的关怀。在这几部长篇小说中，毕淑敏构筑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世界，文本中无不以女性为话语中心展开，女性掌握着全局，以女性的本质和价值取向为中心，男性相对被弱化，篡改了长久以来以男性的声音和奋斗为话语中心的权威性。

一、何为温情的女性关怀？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温情”的解释是“温柔的感情、温和的态度”。毕淑敏以医者和作家的身份，本着一颗向善和宽容的心塑造其长篇小说的各个女性形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有意将其女主人公置于苦难之中，但是并非与世界相悖，也并非与男性相对立的存在。

王蒙评价毕淑敏说“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是太听话了。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所以就更显得毕淑敏的正常、善意、祥和、冷静乃至循规蹈矩的难能可贵。”与同时期的女性作家相比，毕淑敏的小说则显示出一种温和、冷静的创作风格，试图写出女主人公的困境的同时又获得和平的解脱。

再者，在毕淑敏的女性关怀中，她倾注了其人道主义精神。用一种悲悯的情怀加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女性关怀更人性化。“人道主义对人抱有最终的信心，相信人类有能力或潜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解决主要依赖于凭着勇气和远见而加以应用的理性和科学的方法。人道主义相信个人可以将自我满足和不断的自我发展同有助于社会幸福的有意义的工作和其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美好的生活。”正是基于人道主义，毕淑敏赋予其笔下的女性一种强大的力量，他们不仅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造福了社会。他们身处困境之中，但是仍然通过“自救”而“救世”。

温和、冷静的态度和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构成了毕淑敏独特的女性意识。因此，在她的小说中看到的是“哀而不伤”的坚强女性。

因此，“温情”是毕淑敏女性意识之中与众多女性主义作家的不同之处。毕淑敏对女性的关怀不仅在于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还注重女性心灵和灵魂的救赎与升华，将女性放置在公共领域，视其为人类关怀，甚至是人文关怀。

二、女性的困境书写

（一）女性的职场困境

毕淑敏热衷于塑造以一个“女强人”为中心的话语系统，而这些女强人们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战胜困难，最终获得不同的解脱。人的角色包含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属性。因此，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女性就承担着双重责任，即挑起职业的重担和贤妻良母的角色。但是，长期处于男权下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下的女性被认为其本职应当以家庭为核心，女性在这样的既定伦理下，在社会上扮演的职场女性角色遇到了重重阻碍。

《红处方》中的简方宁是一个事业心很重的女性，她在野战医院做护士的时候为了上军医大学而选择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在野战医院做后勤助理的潘岗，因为野战医院不肯送一个没主的女孩上大学。为了能上大学，为了能当上医生，她用婚姻来换取。当她终于当上戒毒医院的院长之后，繁忙的工作让她无法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和丈夫等家庭上。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得到她丈夫的认可，丈夫最终还是出轨。

《血玲珑》和《拯救乳房》中的卜绣文和程远青也是职业女性。卜绣文为了救女儿夏早早而强忍悲痛而拼命工作挣钱，生意场上遭遇匡宗元的性骚扰，她也只能咬牙忍受；《拯救乳房》中的程远青追随丈夫出国，在家里默默地照料丈夫的一切，最后还是遭受丈夫的抛弃。获得心理学博士之后回国受托创办心理小组，但是她对心理小组没有绝对的掌控权，依然受制于吕克闸。

对女性职场困境的最突出书写的当是《女心理师》，可以说，《女心理师》是女性创业的辛酸奋斗史。贺顿原来只是一个乡下姑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收到濒临死亡的老教师教育而吸取知识，世界观和人生观开始得到改变，她毅然决定要留在城市，要在城市中寻求一席之地。她推销过伪劣化妆品，出卖过肉体，最后学习心理学而获得心理师的的认证。为了开办一间自己的心理咨询室，她拒绝了条件优越的钱开逸而接受了拥有一套房子的下岗工人柏万福。再现了一个底层女性在创业过程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并在付出相应代价中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坚强的女性形象。

自从“五四”时期女性打破封建禁锢走出家庭之后，职场女性面对婚姻与事业、家务与工作的矛盾就成为长期以来女性面临的困境之一。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将女性排斥在社会活动之外，女性在社会活动中没有话语权，一旦女性试图跻身社会就会遇到重重困难。毕淑敏笔下的女主人公无不遭遇职场女性的困境，她试图通过苦难的书写来突出女性拥有自己的事业比之男性更艰辛外，还表现出了女性在自我奋斗过程中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女性灵魂救赎的凝重书写

毕淑敏将笔调深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将女性的心理困境置于人性的困境之中对待。在她的笔下，身体与外界让位于灵魂，她更乐于描写女性在困境中心灵的状态和灵魂的升华。她笔下的女性自我意识强烈，具有独立的个体意识，他们不仅认识到“自我”的存在，还有意对“自我”进行更完美的改造。她力求表达出女性对实现“自我价值”以及对自我生命意义的探索和思考，将女性的“自我意识”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在《红处方》中，毕淑敏通过对简方宁最后的殉道表达出女性尊严的可贵。简方宁作为戒毒医院的院长，却遭陷害吸入了毒品“7”，而唯一的救治方法就是切断蓝斑，但是却必须付出失去痛苦和快乐的感觉。简方宁认为无法感知的人生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木偶”，她觉得这样的生命已经毫无意义。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为别人而活，只为自己而活。于是，她选择了自杀，她无法接受木偶般的人生，也要证明她能够战胜毒品，因为她与毒品一起死亡，用自己的死亡表达对毒品顽强的战斗精神。

《拯救乳房》更是集中笔调书写了一群女性的心理救赎。心理小组的成员是一群因为乳腺癌而丧失自信，甚至是丧失“自我”的群体。他们因为自己不完整的乳房而失去对活着的信心，整部小说是对迷失的“自我”的寻找，对继续生活下去的人生目标和生命价值的探索。安疆的一生都围绕着自己的丈夫——政委而存在，她一生唯唯诺诺，是典型的处于在男性背后的“女从”地位，在心理小组的帮助下，她惊觉“自己在哪了？”；鹿路沦落风尘，遭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苦难，只为了让她深爱的三哥得以治病续命；应春草长期遭受丈夫的毒打却不敢反抗，甚至形成了一种受虐倾向；花岚怀疑丈夫有外遇，却又不肯直面现实，遭受着精神的折磨；卜珍琪在机关拼命工作，即使在优秀出色却总是得不到认可；岳评对女儿临死前的疏离隔阂百思不得其解；周云若因为患病之后堕落，不断地与许多男子交往。这些都是身患重病之后的女性心理变化，毕淑敏通过心理博士程远青之手对他们进行观察，并最终助其摆脱心理的折磨，找回“迷失的自我”，重拾生命的意义。毕淑敏认为生命应当有许多个支点，而这些支点是支撑生命存在的目标和意义所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

《女心理师》中的贺顿也经历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贺顿因为幼时遭受养父的性侵犯而导致下半身的麻木，又与钱开逸发展了婚外情，这些都使得她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经过姬铭璁违反行规和道德的“特殊治疗”之后，她终于摆脱了幼时的阴影，也终于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了反思。贺顿在此过程中获得的自我救赎使她的心理得以解脱。

毕淑敏将自己的悲悯情怀贯彻其中，关怀女性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她把生活中一切非健康、反进步以及违背现代生命意识的思想行为都纳入到创作的显微镜下予以检视，以求准确诊断并获得疗效上的最佳效果。作者要拯救的是生命，更准确地说是生命深处的灵魂，为每一个孤独的灵魂找到它的安顿所。”毕淑敏试图用推广爱和关怀的方式来描写处于极致苦难之中的女性，在他们身上显示出了人性的复苏，更显示出了女性坚毅不拔的个性。这这个意义上来讲，毕淑敏对女性的关怀相较之许多女性作家更显人道主义注重人的精神家园。

三、超越性别的写作

毕淑敏登上文坛之时，正是“新写实”兴盛之时，以池莉、方方等为代表的小说注重对生活原生态的叙述，侧重突出个体存在和自我意识，强调欲望的合理性，承认面对困境的无奈。缺乏理性支配的“新写实”注定无法在“人”的关怀上走得更远。而90年代的女性写作，女性的个人化写作成为颇具争议的文学现象，放大了女性的个人体验，出现了“私人化写作”和“躯体写作”的文学现象。毕淑敏在这样的背景下另辟蹊路，避免了女性狭隘的个人圈子，用远大、理性的目光看待女性，使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显示出一种“超人”的中性之美，其作品也显示出一种非凡的大气和厚重的气质。“女性文学真正的、健康的无性化，并不是女作家将自己的性别角色收起，而是对女性化和男性化的（变态的女性化）的消解与超越。”毕淑敏习惯于在她的长篇小说中将女主人公置身在公共领域之中，这就在小说创作中将人物置身在一个耀眼的舞台之上，打破了女性关注日常生活和自我迷恋的狭小空间，使女性关怀扩展到一个更宽广的空间领域，也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反抗，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统治下的女性是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丧失话语权的被压抑者，而毕淑敏则力图打破这一界定而让其笔下的女性处于万众瞩目的公共领域。

她没有仅用女性视觉关注社会层面，而执着于书写人类生命的永恒话题。文本中的女主人公们以一种两性结合的中性姿态去“自救”并“救世”，是以“人”的姿态矗立，她们拯救的不仅是“女性”，还是“男性，是作为”人“的独立存在的各个个体。与被人为压抑的女性意识在市场经济的驱使下而极端化的女性意识相比，毕淑敏的超性别写作就显得冷静、阳光、积极。

长期以来，女性作家写作总是呈现出一种二元背离状态：要么是对男权社会中一切不平等的决绝反抗，要么是对不平等挥之不去的无奈。而毕淑敏以客观冷静的笔墨写了知识女性超越家庭、婚姻、事业等常规性思考，将人物直接凌驾在奉献者、殉道者、生的奉献和死的超越的人文视角进行研究，写的是女性，但是绝非在单单写女性，而是在思考人生状态和生命与理想的意义、价值。

（一）救世“女英雄”的反叛

毕淑敏似乎有一种英雄情结，而她的这种英雄情结的寄存者专属于女性，她们是以“神者”和“强者”的面目出现的女性形象。按照“女+英雄”的模式出现的女英雄们并非为主流的男权社会的“空洞的能指”，而被赋予了多重意义。

“女英雄”形象的塑造是毕淑敏潜意识里对传统女性被仅仅被禁锢在家庭中的角色的反叛。在她的笔下，女性们都走出了家庭，进入职场。而其刻意塑造的以一个女人为中心、男性被弱化的世界中，女性被推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峰，几乎所有人都围绕着文本中的女主人公而行事，女主人公们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并拥有比男性更威严的权威性。

《红处方》中的简方宁是戒毒医院的院长，沈若鱼从最初想要逃离小家庭的的束缚到最后决定接替好友加入戒毒医院的戒毒工作；《血玲珑》中的卜绣文的“女英雄”形象则被转换为光辉的母性形象，为了救女儿而忍受回忆多年前被强暴的诸多细节，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而接受被强暴者的受精冒险孕育新的生命；《拯救乳房》的程远青成立的心理小组也体现着其拯救他者的精神；《女心理师》的贺顿在自救之后也觉悟了拯救他人的英雄精神。在她们的特定环境中，她们以女性的身份掌控着绝对的权威话语权。她们一心扑在事业的发展上，其对传统的反叛显而易见。

然而，毕淑敏塑造这些“女英雄”们以绝对话语权登上舞台，‘女’并非仅仅是一个没有定义的定语、空洞的能指，也不是主流社会男权话语霸权的产物和修辞的策略。女英雄的塑造实则是在诉说女性内心的声音。她们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选择了事业，并为此付出努力；但是，他们也非与家庭角色决裂。“女英雄”们普遍以“救世”的身份存在，这是她们的职责，她们视“救世”为自己的事业，心甘情愿为之奋斗。归根结底还是“自我意识”的独立性表现和生命价值的实现。“女英雄”的身份是他们通向成功、实现个人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通道。因此，“救世”的实质是“自救”，而他们的“自救”又取得了“救世”之效。

毕淑敏的“女英雄情结”与传统意义的“英雄情结”不同，其中体现了她女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温情的女性关怀。一方面，她强调女性的“自我”，这个“自我”不仅是具象的个体主体性的独立，而且还是抽象的精神上、心理上、灵魂上的“自我”；另一方面，她笔下的女性既有女性的阴柔之美又有男性的阳刚之气，呈现出一种“双性同体”的中性审美。在毕淑敏的认知中，“中性”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她认为理想的女性应当以“中性”的态度走向社会，用一生的时间，活出两生的味道。“女英雄”们就成了她理想中的女性。

总之，毕淑敏的超性别写作摒弃了狭隘的性别观念，倡导女性意识与人类意识的沟通达到一种普范性的人类意义的精神深度，使女性写作跳出了性别的界限，为追求一种新型的、和谐的、健全的两性格局，实现两性在精神和心理上的文化认同，最终抵达超越性别的“双性和谐”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