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大众化到新大众文艺

苗雨时

       从文艺大众化到新大众文艺，其中，有历史的演化、波折和现代鹊起。厘清其发展脉络，也许有利于对新文艺现象进行观察、思考以及对有关概念命名。

       20世纪20年代起，由于社会矛盾加剧和民族危亡日益加深，“五四运动”所开启的启蒙运动逐渐退隐，“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革命文艺思潮逐渐成为文坛主要流势。文艺大众化的要求日渐迫切。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便将文艺大众化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左联”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大众化是建设革命文艺的首要问题。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文艺大众化被视为唤醒民众、实现民族独立的重要文化手段。这一时期，“左联”围绕如何创作大众化作品，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涉及作品的语言、形式、体裁、技巧等方面，同时也涉及作品的内容和作家向群众学习等课题。瞿秋白、茅盾、鲁迅、周扬等人发表文章。瞿秋白不仅强调了大众文艺运动与新的文学革命的联系，还提倡学习人民口头语言，实行“文腔革命”。当时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创作主体大众化、文艺作品大众化、读者大众化和语言文字大众化等，这无疑是正确的，进步的。在实践方面，文艺工作者们积极创作街头剧、连环图册、木刻版画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些作品不仅贴近群众生活，更以其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情怀。文艺大众化在践行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真正实现创作主体大众化，不仅依靠理念的新进，更重要的是作家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思想体验的根本转变。而这需要时间和机遇。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工农兵的大众文艺，指示革命作家，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阐明人民大众的生活是一切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转变立场和思想情感。向人民大众学习，先做学生，后做先生，先普及，后提高。在《讲话》的倡导下，延安文艺工作者进行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文艺创作实践，涌现出《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兄妹开荒》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取材于民间，更以朴实生动的语言、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愿望和要求，深受群众喜爱。他们还积极借鉴民间艺术资源，创作出新秧歌剧、新歌剧等艺术形式。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更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后来影响不断扩大，出现了晋察冀诗歌运动，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一座战斗的丰碑。文艺大众化的浪潮不仅推动了当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更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使得文学艺术更加贴近群众生活，更加符合大众审美需求。同时，它也促进了民族新形式的创造和发展，为后来的民族文化复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共和国建立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仍坚持了文艺大众化的方向，并提升为“人民文艺”。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灵魂从长期被压抑中获得觉醒，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奋争，这样才能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使其成为民族整体本质的象征。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这个民族要努力找回自我的尊严，重塑民族形象。为了构筑属于本民族的社会理想、文化身份和文化价值体系，它必须整合断裂的文化传统和唤起被扭曲的历史记忆，以本土的语汇、修辞和文化符号，讲述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故事。而作为文化表征的文学，就不能只是使用外来的异质话语，而是要从本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中找到实现自我界定的能指源头。其取向有二：一是借助原始神话和古代文学经典，重铸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一是汲取民歌、民谣中所负载的文化血脉，再造民族的生命活力。如果说，五四新文化/ 新文学运动中，“全盘西化”的风潮，并没能完全泯灭中华民族的个性，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作家、诗人们的深厚的古代文学的素养起着潜在的制衡作用，那么，当时刘大白、刘半农等人倡导并试验的民歌体新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出现的民歌形式的叙事长诗的广泛兴盛，乃至1958年毛主席提出“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它们昭示和体现了一个推进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重大的文化策略。一九五八年民歌运动，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历史印记。前期的民歌是表现了人民群众要改变国家“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强烈的历史情绪与愿望的，生动展现了劳动者的精神风貌。后期固然有很多弊端，如过分政治化、浮夸等，但不能把文学与政治、经济的错误完全等同起来。而且，它至少在诗歌形式民族化方面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它身上涌流着民间艺术的血统，更对文艺大众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民歌运动打破了“民间艺人”与“作家”的界限，新型的“农民诗人”与作家共同书写新的政治生活与劳动生活，使得民间文学的价值与功能发生了变异。新民歌运动通过大规模的群众参与，极大地普及了文艺创作，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并参与到文艺活动中来。这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更重要的是，新民歌运动推动了文艺与人民群众的结合，使得文艺更加贴近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实现了文艺的真正大众化。这一运动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为后来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新大众文艺是当下中国文艺的一股新生力量，它新在哪儿？其产生有着新的时代条件和独特的特质。从时代方面来看，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得益于社会历史的重大转型和科学技术的几何式发展。随着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化、多层次化，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文艺创作和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重塑了人们的阅读和观看习惯，更为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新大众文艺的特质在于其广泛参与性和互动性。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推动下，文艺创作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属，而是成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通过短视频、网络小说、直播等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同时，新媒体技术使得文艺作品的互动性大大增强，观众可以随时发表评论、点赞、分享，甚至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中来。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为文艺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新大众文艺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文艺是文化的某种独特的表现，不同的文化形态生成不同的文艺现象。重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当前文化现代性建构，呈现了多元并存、多义共生的局面。主要有三种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三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动态的文化系统。本来三种文化的正常运行，彼此间互否、冲撞而又融合统一，正可汇成一股充满内涌活力的现代文化潮流。但是，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受“利益原则”驱动而又按市场机制运作的市场文化，却夺路而出，飞流直下，搅起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漩涡，从而形成了“众神狂欢”的景象。而且，由于大众文艺具有某种时尚化特征，以其快捷性、轻松性、新奇性、媚俗性，对非大众文艺产生了压倒性潜力。应该认知，我们国家体制毕竟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体制，其变革必将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依附于此，正在进行着的现代文化建设，作为一个整体，主流文化仍具有它的主导地位和价值。因为它是代表国家意志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权威性是其基本特征。表现在文艺上，就是弘扬主旋律。所以，主旋律有它的历史不可替代性。精英文化，也叫知识分子文化，因其有绵长的人文传统，它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也可以作为主流文化的拓展与补充。其文学也能在中国人现实的生存状态中，找到自身生长的土壤。然而，这两种文化的现代合流，也不应拒斥大众的市场文化。因为一方面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也需要进入市场，按市场的规则生产和消费，不能带有强制灌输性；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可读性、娱乐性和愉悦感，也可以借鉴来丰富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在新大众文艺面前，我们的作家、诗人们该如何给自己的精神定位？他们固然可以恪守自己的人文理想，坚持自己的严肃写作。但是对大众文艺也不应无动于衷，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合理的艺术存在。而它受制于市场经济，也如市场经济一样，具有两重性：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不自命清高，要敢于接触，了解其是非，辨明其优劣，然后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中肯的批评；二，善于引导，从作者和读者两方面，以艺术的自律性启示他们走出物欲与媚俗的怪圈，真正用高尚的审美素养和趣味扶植大众文艺的成长。同时，自己也可以从新的大众化文艺中，吸取一些好的因素，诸如对读者的亲和力，对大众审美习惯的把握，以及对时代气氛的敏感性等等，来改进和丰富自己的创作，使之更为人民大众所欢迎。否则，形影相吊，无端焦虑，但又曲高和寡，缺乏受众，那倒真有些被时代忽略的危机。如果这样，就不仅是作家、诗人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

 我们所期望的正常的文艺生态是：黄钟大吕与鼓乐齐鸣，奏响时代的音调；牡丹、玫瑰与星星菊百花盛开，装点祖国的春天。一句话，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学艺术必将共同托举起充盈着先进的现代文明的壮阔的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