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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现代诗学源始——诂诗、悟诗而解诗

(2023-07-06 08:15:49)
分类: 诗人论

陈超现代诗学源始
——诂诗、悟诗而解诗

 

解诗与赋诗是诗的两翼。但“诗无达诂”,是解诗人的共识。也因为“诗无达诂”而众说纷纭导致意识形态的混乱,这可能成为具有“一统天下”者的一块心病,官方不仅组织采诗如汉代设立乐府,也组织解诗,如魏晋六朝的《北史·列传第九》记载:“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论语》、《诗》、…,三年成讫”,其目的是“除伪从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新文化运动以来,“难懂的”现代诗诞生,现代解诗学自朱自清、闻一多倡导而受到重视。在当下重构现代解诗学之际仍然负有使命:“完成自我”及“介入民族精神的提升” 

陈超解诗,解我国最早诞生与初步发展的二十世纪之新诗,解外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当代诗作。陈超的解诗,被谢冕赞誉为“‘异端’的贡献” ,被唐晓渡赞叹为“一个人的工程”且是 “对现代解诗学杰出的贡献”。学者眼中陈超对解诗学的贡献,自然聚焦的是“介入民族精神”方面;而“一个人的工程”且是巨大的工程,则“内含着一个双重的教育/训练目标”,首先是“自我的”,其次才是“读者的”。本文拟偏重考察陈超的解诗学对“完成自我”的作用。

陈超的解诗,首先对诗学的方法进行了革新性的思考,在《谈诗论方法的颠倒》在1989年2月10日的《光明日报》刊出,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流行的诗论有宏观、微观的区别,前者重时下的共性而忽视个性,忽略了诗歌主题如何转换为诗歌文本、应该在诗歌研究中建立什么样的“独异范畴”等关键问题,后者则是被轻视的文本细读;时行的解诗法存在本末倒置的现象。因此,陈超坚持采用“‘文本细读’与‘审美感悟的评析’相结合的方法,力求实现对诗歌内在意味和形式的深层阐释”,“在兼顾史与论的前提下,特别注重对现代诗的文本细读”,“要做到‘诂诗’与‘悟诗’的统一” 

陈超有言:“本人的诗歌批评、细读,虽显得粗笨,但也在激活批评动力,探寻‘历史一修辞学综合批评’的可能性,使诗论话语能对社会历史和修辞学的双重视野作出回应” 。可见,细读等解诗基础影响着他诗学理论的构建。

本文拟从诂诗、悟诗而实现解诗等过程对陈超“完成自我”的作用:即从解诗学经生命诗学再到历史-修辞学综合批评的诗学理论的完善过程。

一、诂诗: 从个人词源到局部修辞的修辞观

“诗无达诂”的结论似乎不可动摇,其原因归咎于“诗歌多义性”。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诸经之中,惟《诗》文义易明,亦惟《诗》争辩最甚。盖诗无达诂,各随所主之门户,均有一说之可通也”,此说诗的多义性源于“门户”即读者或者读者群的不同,而不是源于诗作者;现代解诗学奠基人朱自清则认为“诗是最错综的、最多义的”,其依据是语言的歧义性、使用语言成就诗歌过程中表达的非完整性、艺术的非直白性,加上作者的创作意图、诗歌的文本意义、读者的阐述水平的不一致性,即多种因素造成诗无达诂。

陈超在述及诗无达诂时说:“西方某些智者也将解读现代诗戏称为‘小孩拆表’”,“而对‘钟表’,我们也不妨拆拆看,探询一下它的‘秘密心脏’的魔力何在——但愿这个顽皮的孩子还能再将它完美地攒起来。我一直提醒自己尽力做到这些。”从中可见,陈超是从诗歌文本出发,探究诗歌文本的内部,既要“拆”又要“攒”,也就是既要对文本整体进行剖分、解构、分析,又要对局部的分析进行归纳总结而获得整体,这样“恰当而有趣的‘诂与悟’的平衡,往往会使诗歌更为诱人”。对此,我们理解的‘诂诗’即为“小孩拆表”中的拆的部分,在微观的层次探究文本,“在兼顾史与论的前提下,特别注重对现代诗的文本细读”。

陈超的“最有规模的,也是最早的”文本细读,大概始于还是学生的1981年对鲁迅6首新诗的深入分析,并注意到了语言:“鲁迅新诗的特点还表现在语言上,是纯粹口语式的创作,清新明快,自然深刻且富有一定启示性”  ;而陈超对诗评的兴趣,大概源于建立“个人生命检验的生命诗学” 的闻一多,肯定了“闻一多新诗艺术探索的重点还表现在他创造了具有民族风格的独特的新诗语言上” 。此后陈超的文本细读,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外诗人之间诗歌语言的地位,在《中国探索诗鉴赏词典》及其修订版《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的序言中说,(探索诗)“是那些探索生存和语言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诗”,在《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的序言中又说:“我对‘诗性’的体认却一直是相对稳定的:诗歌是个体生命体验在语言中的瞬间展开,是散文的语言无法完全转述的特殊的话语方式”。稍后于细读专著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陈超主张的生命诗学具有生命/生存本体论、语言本体论双重指向的,两者具有同构互涉的本质联系,是处理生命/生存与语言临界点的诗学,是“回到语言”的新诗学。

陈超诂诗的第一桶金,当是收获了生命诗学中的“语言本体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个人词源”的概念。2007年在大陆出版《中国先锋诗歌论》到2013在台湾出版《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中国先锋诗歌论》,强化了极关键的词:个人词源。“用最简单的词语表达对现代诗的价值确认标准,我给出了‘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且“这种‘精神重力’体现在现代诗中,也并非类聚化的‘代言人’式表达,而是来自于诗人个体生命体验所浸润的‘个人词源’”;个人词源,当是“特殊的修辞技艺” 。作为特殊修辞技艺的“个人词源”,大概与每位写作者独具特色的“语言指纹”相似,每个作家都可以留下“语言指纹”的痕迹。

修辞技艺分为微观的、宏观的。微观的修辞,或许修辞学中的“言辞”,宏观的是“文辞”。词、词源、词汇等属于言辞的研究对象,“个人词源”当属于微观的修辞。可能以“个人词源”为基础,陈超在2012年10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诗歌批评与细读学术研讨会”,作了《近年诗歌批评的处境与可能前景——以探求“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为中心》的发言:提出了“个人化修辞”“历史话语”等概念,“对现代诗而言,缺乏‘个人化修辞’的‘历史话语’,只是乏味的见证式表态;而没有‘历史话语’的‘个人化修辞’,则常常沦为微不足道的美文遣兴。正是成功的个人化修辞,赠予历史表达以艺术的尊严,而历史表达,则赠予诗的修辞以具有生存语境中的分量”,并以此构筑了“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 

“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构架中,还有“局部修辞”的说法:即“象征可以指一种局部修辞方式,一种文本的结构方式,一个流派,一种整体的文学观念”。基于此,我们把局部修辞相较于个人化修辞,姑且认为是“集体修辞”或者“流派修辞”,具有宏观至少有准宏观修辞的特性,是构建流派的共同基础,如朦胧诗派以“隐喻-暗示”、知识分子写作以“异质扭结语型”、第三代以“口语-叙述”等的修辞为共同特点。

陈超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诂诗,以诗歌语言为切入点,筑牢了以语言本体论为二个基石之一(另一为生存本体论)的生命诗学,再提出了以“个人词源”引领的“个人化修辞”(微观修辞或者言辞)和诗歌流派共同拥有的“局部修辞”(宏观修辞或者文辞),以“诂诗”过程中言辞的个人词源与文辞的局部修辞为核心建构了“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修辞学”部分,只是可惜,该诗评理论提出二年后,陈超不再有机会做进一步具体的阐释、说明。

二、悟诗: 从历史语境到历史想象力的历史观

“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诗学理论中的“历史”,则是解诗中与诂诗相对应的“悟诗”部分。陈超在《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的序言中明确:“在兼顾史与论的前提下,特别注重对现代诗的文本细读”,即悟诗是解诗的前提与第一步。我们理解的“史”为历史事实,“论”为历史结论,都是历史学的基本要素。

陈超先悟诗后诂诗以达到解诗的立场及程序,并非新鲜与独创。宋代即有深刻的悟诗观。南宋严羽(约1192-1245)的《沧浪诗话·诗辨》深刻地论及了悟诗:“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熟知从古至今具有继承性的诗歌史,方能“悟入”;但不同学者对悟诗的程度有别——“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陈超继承了严羽“实证实悟”而获得了古典悟诗观,并也亲历了对现代诗自己的“实证实悟”,卓越地悟得现代诗的精髓。

精髓之一是对诗歌活动的历史化。陈超认为,现代诗是历史的一种“特殊知识”。陈超早期出版《生命诗学论稿》,其“‘生命诗学’的可贵之在于将‘技巧’、‘修辞’和‘语言’的历史化。即使在晚期,陈超也坚持历史化,2009年发表《对当下诗歌非历史化倾向的批判》一文指出:“近年来诗坛的重大缺失是历史意识和生存命名能力日益薄弱了,非历史化的泛口语(有人称为“口水化”)写作竟成为最显豁的潮流”,“非历史化倾向,借助网络传播之力,误导了诸多青年诗人”,“现代汉诗应该保持和发扬其可贵的质素之一———自觉的历史意识” 

精髓之二是强调诗歌活动的历史语境。陈超注意到的诗歌历史化与非历史化倾向是共存的,只是谁是主流的问题。陈超,总结出现代诗内部诗歌的发生学有三种型态:第一种是对历史以及文化抱有雄心的诗人,他的历史语境广阔,热衷于价值论、效果史,处理准学术题材;第二种是源于为阅读而写作的诗人,深度迷恋“书写”,处理稳定的美文材料;第三种源于某种力量使他为写作而写作的诗人,热衷处理个人本真经验。“1993年之后,在总体历史语境的变化下,诗坛集中开始出现新的声音。从茫然中走出的一批诗人,重新意识到了诗歌活力的源头乃是对具体历史语境和当代材料的深度处理” 。这种尺度,源于英国剑桥学派倡导的“历史语境主义”,它用之系统地研究思想史,实现了由“文本中心主义”向“历史语境主义”的跨越。

精髓之三是引入诗歌的历史想象力。陈超在1996年借种“历史想象力”的概念,让诗歌生长出历史想象力,藉以“比已成的概念更能有效地描述新的诗歌现实”,“我想将这种历史想象力激发的写作称为‘准客观写作’,…忠实于成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可变性,在文本中自觉涉入足够多的追问、迟疑和互否…使语言在我们的生存经验和历史语境中真正扎根”,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有组织力的思想,对生存-文化-个体生命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足够认识;能够自由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 

综上,陈超一贯主张诗学从业者的“悟诗”以“史与论”为前提,倡导诗歌应该历史化,诗写与诗评当迈进当下的当代语境(也是历史语境的一个断面)和过往的历史语境,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为手段探索纷扰中的真实性,让诗歌向往并走进具有生存价值的效果历史。

三、解诗:从噬心主题到求真意志的诗学理论前沿

“介入民族精神”只是解诗家的社会责任之一,同时带来是解诗家的“完成自我”。陈超作为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代表性的卓越解诗家,他“真正自如地做到了‘诂’诗与‘悟’诗的平衡” ,他的“诂诗与悟诗的引领式浑融” 已完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诗歌“综合批评”的诗学理论而完成了陈超的自我。

“综合批评”的提出,已在陈超作为诗学从业者的晚期。他在2007年著文《寻求“综合批评”的活力和有效性》尝试性地提出“综合批评”的概念:“我们或许应该尝试转入一种有活力的有效的难以归类的‘综合批评’。它要求批评家保持对当下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使评论写作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文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语言、技艺、生存、生命、历史、文化,进行扭结一体的思考” 。当然,这是对20世纪末已显现的批评的综合态势的回应。2012年,陈超正式将自己五年思考的“综合批评”命名为“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

陈超综合批评中的“修辞学”,可分为微观的修辞,属语言学上言辞,他推出了“个人词源”的术语,是研究诗歌个人化的有力工具,以及宏观的修辞,属修辞学上的文辞,他以“局部修辞”表述,是一个诗歌流派共有的修辞。陈超的综合批评方法,实是解诗成果的集大成,由对诗歌文本语言、修辞的诂诗成果与对历史语境、历史想象力获得的悟诗成果扭合于一体而成。

陈超在《近年诗歌批评的处境与可能前景——以探求“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为中心》的论文中,多论述个人化、历史化与非历史化、修辞学,并没有直接述及“噬心主题”和“求真意识”这两个词。但我们认为这两个词仍然是“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重要组成,是最为关键的概念,其中“求真意志”属“历史”部分,其“噬心主题”属“修辞学”部分。我们强调这两个词,源自他的论述。《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序言提及,“我从事现代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已有二十余年,我的诗学理念在联翩而至的冲击下也几经局部性地分延、调整乃至转化”,可见陈超诗学是在调整中的,完善中的;况且他提出的“历史-修辞学”综合批评只是一种可能的前景。

陈超言,“现代诗的活力,不仅是一个写作技艺问题,它涉及诗人对材料的敏识,对求真意志的坚持,对诗歌包容力的自觉”,“我为自己设计的批评路线,是要分析如下问题:诗歌说了什么?怎样说的?由谁说?对谁说?在什么时间和历史语境下说?纳入何种意义系统中说?这就离不开历史语境,同样也离不开对话语的修辞学分析”;而在之前的2006年他说:“‘历史想象力’不仅是诗歌‘写什么’的功能概念同时也是‘怎么写’的本体概念”。“写什么”与“怎么写”,是诗人的问题;而窥见诗歌文本“写了什么”与追溯该文本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中“怎么写了”,则是解诗家的问题。“写什么”或者“写了什么”,当属诂诗的对象,“什么”的核心,就是诗歌发生学型态分类的依据,是所处理材料或者主题的性质,陈超强调其中的“噬心主题”。而“怎么写”或者“怎么写了”当属晤诗的对象,“怎么”是在历史语境中的求真过程,是探求诗歌切入、反映当下的或者历史生命生存临界点的程度与态度,陈超强调“求真意志”。

陈超刚入道,即关注诗歌的历史语境下的“主题”。早期,他注意到鲁迅“寥寥六首新诗每一首都有一个新的落脚点——主题,有新的发现;题材换一个新的角度,每首诗都能给人以新的感受,令人进行一番思索”;1986年研究艾青与聂鲁达,陈超也从主题入手,“就他们诗歌创作的主题指向考察,二人有许多一致之处”,“苦难的美”“这种‘忧郁美’的审美观照角度浸润到艾青诗作的每个环节,成为其选材、挖掘主题、叠加意象的重要美学尺度” 1994年,陈超出版《生命诗学论稿》,他论述的“噬心主题”已受同行诗评家的关注,诗人“通过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才能使他的歌咏真实而有价值” “陈超尤其关注…(诗人)完成诗歌对当代生存题材的有力处理,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揭示和对当代经验的命名与理解” 。晚期,在2006年陈超发表《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陈超聚焦诗歌主题中的“噬心主题”,要求诗歌创作“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然而,这陈超吁求的深入当代的“噬心主题”,却在诗人处理与介入时代时普遍失语。陈超对“噬心主题”虽然未作“详细解释或基本的界定” ,但从他自己的诗歌作品就可以找到时代的噬心主题的例子,如《没有人能说他比别人更“深入时代”》中痛心感叹的“巴不得躲过时代”的下岗职工的生存问题就是那时噬心主题之一。

“噬心主题”的“普遍失语”,在于诗歌“非历史化倾向”的强势而泛滥,“历史想象力”无力抵达“历史语境”所造成的“求真意志”的萎靡。陈超在2001年作《文学的“求真意志”——对现代性写作的价值基点的思考》、2002年发表《文学的精神大势或“求真意志”》以及2012年《我看近年来的中国诗歌》等文章,强调了文学领域“求真意志”的本意:其一、求真意志“在当下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词语”,从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到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都曾将它视为具有对“整体话语的压抑和排斥机制加以质疑”的性质;其二,“求真”只是一种“意志”,是追问生存/生命的现代文学最为动人的姿势,它不处理绝对知识,它不“自诩为真理在握去训诫读者”,文学不再扮演全知的“圣人”或者“代圣人立言者”的角色,也使诗人可以自我反省,“‘求真意志’从不夸耀自己,从不封住不同的‘我’(个体灵魂内部的分裂和争辩)的嘴”,还让诗人及作品具有历史的想象力,“经由个体生命求真意志濯洗的文学,是将历史的沉痛化为内在的个体生命经历,在个体生命存在最幽微最纠结的角落,折射了更为真切的历史症候”;其三,求真意识是进行时,不会有完成时,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意志,“何时‘求真’不再作为‘意志’, 而成为作家自诩的对真实的‘定论’, 那末这个作家就成为被动认同先验‘真理’的屈服者”;其四,求真意志是一种精神,它是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历史决定论、真理的反抗,其基本价值信念是“心灵的怀疑、追问,远胜于任何既成理念教条”,具有怀疑一切的科学精神,“他永远在追问、揭示着生存和生命中的困境,他扩大了我们未知的境域,使人的精神地平线不断后移,使自以为是的独断论者遭逢挑战”,即求真意志让人与人平等,谁都不是真理的代表或者代言人,但都是求索真相的人。

陈超提出的“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路线中,第一步即分析“诗歌说了什么?”,就是诗歌的主题问题,该主体是否为噬心主题,是否为历史语境下的噬心主题,是反映诗人深入当下的程度、是对当下语境敏感性的把握、是对他诗歌发生学的型态的掣肘。而第二步的“由谁说”“对谁说”,则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高高在上的作者在向俯首的读者说,还是坐在一块土地上作者平视着向读者说,则是大不同的,不同之处是否具有“求真意识”。具有求真意识的作者,对关心生命生存的临界点,他在历史的临界点上、困境中喷发语言,他敏于发现当下的噬心主题,书写噬心主题,与遭受噬心的读者一起探讨噬心主题。因此,我们认为,隶属修辞学的噬心主题与源于历史语境的求真意识是陈超“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的两块基石。

 

诗学从业者陈超,一定具有 “完成自我”和“介入民族精神的提升”的双重使命。

“异端的”“一个人的”“最早的”“最有规模的”文本细读,以及以宏阔的中国历史、西方哲学学养为基础的诗歌审美实践,由诂诗、晤诗“浑融”成一体的解诗作业中,以“探索诗”或与“探索诗”近义的“先锋诗”总结我国现代诗史,让人们想起“吾将上下而求索”传承至今的科学精神,自始而终贯穿着求真意识,质疑“权威”与“真理”、求索“历史”与“生存”,使他由基础扎实的解诗家进步到历史、文化视野博大的诗人、诗歌理论家,从而完成了自我。他的从业者发展模式,迥异于自诩为杰出诗人、诗评家的世人,一种是有根的山,另一种是只系着沾沾自喜的一根纸线的风筝。

陈超介入民族精神的提升,将个人化的诗歌历史化,引进“求真意志”,弘扬“上下求索”,将诗人、诗评家、读者平等化、个性化,不接受权威,自己也不想成为权威,不接受终极真理,自己也不谋求获得终极真理,诗歌从业者永远“在路上”,而每个人都有“个人词源”、每种流派拥有共同的局部修辞,让诗歌在历史语境下、在历史想象力中,都能发现并书写生命生存临界点的噬心主题,让诗歌进入历史的生存。

然而,陈超的诗歌个人化、历史化的理想,却也有自己生命的悖论与障碍。他痛恨诗歌的“非历史化倾向”,但仍然“试着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将诗歌纳入“历史-修辞学”的架构中,在当下也就是一种空中楼阁。他明知诗歌发生学至少有三种型态,其中只有一种具“历史语境”,处理“准学术材料”,坚守“求真意识”的科学精神,有着合理的历史想象力,关注当下语境中的噬心主题,进行“准客观写作”,是三种型态中最顶层的一种,最稀有的一种。陈超作为诗歌从业者,自己处于“准学术”的顶层,构建的诗学或者诗歌综合批评理论也置身于顶层,而忽视了美文写作的中层与经验写作的底层,虽然可以“一览众山小”,但却不是站在一块块基岩构成的山顶上,不见从山腰或山脚正在攀登的或者在原地守护正在埋葬自己的后来者,成为一位喧嚣世界中清醒的独孤者。整个文明从觉趣、知美、识真而抵达行善,陈超跨过了觉趣、知美两阶段而直接置身于识真的层次,凌空而跃起,他失去了自己的精神重力——他困顿于自己的诗学理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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