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视阈下的诗与画

                                                                     ——评寇宗鄂

                                    苗雨时

生态学文学批评，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它兴起于社会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与所带来的自然环境的破坏有密切关联。自然环境的污染与恶化，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于是，人们越来越多地反思和关注环境的保护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由此，生态学在文学批评中确立了独特的价值尺度、批评原则和方法。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出现，是新世纪以来前几年的事，并成为时下的一个学术界的热点。它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发展中必然的历史文化吁求。

寇宗鄂先生，是诗人，也是画家。他的部分诗作和画作，集中表现了对人与自然的生态状况的观照、考察和哲学省思。他的这部分创作，正处于中国社会转型与演变的历史情势下，即工业化、市场化的大力推进，在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获得提高的同时，也付出了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浪费的巨大的代价。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便成了极待解决的时代性课题。文学艺术首当其中。寇宗鄂先生是较早意识到这一点并勇于探索和担当的一位艺术家。因此，他致力于诗画创作，并展现了明确的精神向度和独有的艺术风采。

首先，表现了对自然的热爱与依恋。他深切地体悟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从自然中来，自然是人类之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的相联系，也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所以，归依自然，就是珍爱自我的生命。诗人出生于四川梓潼，此地，物产丰饶，自然风光优美。在依山傍水间，那“三月的油菜花”，经由冬天的孕育，一夜之间，于大地的“激情四溢”里，那么美好而热烈的绽放。这油菜花曾涂染了他的童年，至今回忆起来，仍如在眼前（《故乡的油菜花》）。这里，是养育他的生命的所在，“我的皮肤我的血液里/至今有包谷和红薯的养分”，乡恋，是一条割不断的母与子的脐带，尽管风雨如晦，但终将叶落归根（《根》）。他的乡愁，归依乡土，但回归自然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维度。

而他的画，也多是对自然的描绘和迹写，并在笔墨中充盈着亲近与挚爱。例如，《火狐》《山雀》等，或以茫茫白雪作映衬，或于山林中点染，对比鲜明，灵动飘逸，表现了大自然中生命的独立、自由和激荡。而那幅《秋天的白桦林》的画作，更是自然色彩的欢歌，尤其是各种黄的、明亮的暖色调，仿佛拉开遮挡太阳的帷幕，瞬间，迷人心醉的美丽扑面而来，居于此种美丽之中的是一个如真似幻的梦，几行白鹭翩翩起舞，两三只鹿儿欢蹦乱跳，令人不觉间进入这明媚、跃动而又宁静、自在的时光之中，受到心灵的冲击。这就是大自然的生机与美妙。

其二，对自然遭受损毁的忧思与感喟。人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大自然养育了人类。掠夺自然，破坏自然，无异于戕害人类自身。汤因比在《人类和大地母亲》中说：“人类在以往二百年间对生命层所获得的权力是史无前例的。在如此纷乱的情况下，肯定可以提出一个假设：人，大地母亲的孩子，不会在谋害母亲的罪行中幸免于难。”这是沉重的警示。诗人的诗《失火的森林》，一场大火，毁灭了一片森林，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悲剧”。“损失和死亡”堆积成一座废墟。只见废墟劫后余生的枯枝上，“托着半个鸟巢”，“偶尔有鹿的哭声隐隐传来/哀鸣着寻找失去的家园”……这无望的悲凉与荒芜，不能不激起我们关于生存还是灭亡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学的思考与惊醒。又如，《悼念一片桑树》，村前的一片桑林，被人们以一个荒诞的理由人为地砍伐了。从此，没有了采桑女“水灵灵的歌声”，也没有了养蚕和织绵。而土地坦露在烈日之下，洪水来临，“留下累累的齿痕/一直疼痛至今”。这种“没有桑的日子很瘦弱/瘦弱的日子吐不出丝”，也因此，不可能再有柔软、温暖和幸福”……

至于画，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多正面描摹，直接批判现实的较少，只在一些小品画中有所着墨。例如，《林殇》，在冰雪之中，几个被滥砍盗伐留下的树桩，个个兀立着，戴着雪帽，仿佛纱布裹着伤口，在默默地做着无声的抗义。而更多的是对保护自然生态的呼吁与渴望。《湿地即景》，红色基调，但由于渲染和变幻。在润泽与葱茏中，变幻出无限的生气和无尽的遐想。这种自然生命仅存的景观，在礼赞中也潜隐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痛楚……

第三，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向往与追寻。爱默生在《自然与精神》中曾说：“喜爱自然的人，其内、外的感觉一致；他把童年的精神状态保留到成年。他与天地的交流为他每日的需要。纵然确实有悲痛，在大自然面前他却心醉神迷。”尊重自然，虔敬自然，既使自然万物自在、安宁，又让人在亲和自然中达到物我合一。例如，诗人的《诗之谷》，他来到一片蛮荒的谷地，历经古老的岁月，尚未被现代开发。那里有“山峰与森林”，由“金黄和纷红的花朵/构成奇异而神密的世界”。世界里，有各种动物和鸟雀，也有食物链，但大多是悲剧与喜剧和谐上演。而这就是他的诗之谷，诗歌生长之地。诗与自然的关系，恰如他在《诗歌与花朵》一诗所吟哦的：“诗歌/是心灵绽放的花朵/花朵/是大地彩色的诗歌/诗与花/同属于春天”……

他的画作，赞美大自然的很多，“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仅再现了自然的自在美，而且也灌注了某种人文气韵。例如，他的画《秋天林系列》，博大、神秘、温暖的树林，是故乡的影子，是梦境的回响，是童年纯净的记忆？从这些画幅中，你似乎听到了声音，秋林间清风的呢喃，花田上空清幽的鸟鸣，你也似乎闻到气息，秋野的馨杏，红叶的呼吸，这声音和气息，也都带着温度，雾的湿气，雪的冰寒，阳光的暖……一切感知和领会，从画面上脉脉地发散出来，亲切而又陌生，感人至深，沁人心脾。

宗鄂的诗与画，都抵达了一种令人敬畏的高度。因为它们共同表达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对人类生存命运的思考和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这就指向了天地之大道，也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正是这“道”，让他的诗与画在高处携手。

诗与画，表现了同一的精神价值取向。但二者毕竟是不同的艺术品种。它们既有共同点和相互借鉴性，也有各自独立的特殊性。两者同为艺术，其生命底层必然有相道之处。那就是中国诗画中高雅而纯正的艺术精神。它们承继中国的艺术传统，重表现，重意境，重个性创造和独特风格的形成。苏东坡曾这样评说王维的诗与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洁之画。画中有诗”。用到宗鄂的身上，也可以作如是观。他的诗，体物精微、细腻，他的画，意寓丰瞻，生气远出。然而，诗与画，作为不同的艺术，也有相异的特质和表达方式。诗，有画所不能达到的了悟，画，也有诗所不能表现的感受。按莱辛在《拉奥孔》中的说法：诗是时间艺术，画是空间艺术。诗，多用来达事物的动态和过程。画，以反映事物的静态为主。因此，具有各自的艺术规范：诗动中蕴静，化美为媚；画以静制动，静中生动。宗鄂的诗，感悟生命，意象鲜活，蕴涵丰厚，境界开阔。而他的画，最大的特点是有“形式感”。同样的色彩、线条、结构，按照画家的个性和审美趣味进行不同的组合与变化，就形成了独特而意味的形式范型。从而，赋予画以呼吸和生命。共表现是，笔墨单纯，色彩明丽，清雅隽逸，韵致悠远。

然而，诗与画总归出于一个人之手。他所致力的艺术追求：不仅承继本土的艺术传统，而且也吸纳域外现代艺术的营养，通过个人心灵体验的暗道，把二者加以融汇和创造。既有人文情愫，又有审美特质，既有历史感，又有现代性，以此形成他自我的艺术生命和格调。总地看来，宗鄂的诗是知识分子的诗，宗鄂的画是文人的画，诗与画同源而同构，都氤氲着一种书卷气，并共同型塑了他文雅而峻峭的人格风流。其对当代诗坛与画界的贡献是：他创造了具有东方文明神韵的卓绝而又幽渺的现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