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吉夫和他的小说创作

苗雨时                           

从《老涩外传》说起

汤吉夫的名字，为人们所注意，是从《老涩外传》开始的。这篇小说在一九八O年第八期《上海文学》上一发表，就以其鲜明的时代感、深切的内容和颇为别致的幽默的艺术格调，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全国各报刊连续发表了《隔代人》、《“女光棍”轶事》、《心》、《今夜，他是普通人》、《副教授买煤记》、《希望》、《遗嘱》、《雨巷》、《蒙面女》等二十多个短篇和一部中篇小说《归》。这个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不仅说明他创作的勤奋、刻苦，也表明他创作爆发期的到来。现在，他正处在最佳竞技状态中，才情旺盛，创作上大有方兴未艾的势头。

这种状态在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中是不可多得的。俗语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么，汤吉夫的爆发期是如何孕育的呢？

一九八一年第八期《文艺报》上张庆田的文章介绍了汤吉夫的情况之后，安微一位读者曾给汤吉夫写信，要求他谈谈自己的创作经验，——也许想得到什么“诀窍”吧？这个要求表面看来似乎可笑，但他提问题的依据却是严肃的。他和汤吉夫有着类似的生活，相仿的经历，二十多年也同样致力于文学创作，所不同的只是至今仍然成效甚微。这其中，到底有没有什么奥秘？或者有没有什么机运？

这些问题，都是发人深思的。

作为汤吉夫的朋友和第一个读者，我也常思索和探求这类问题。为此。曾详细了解他的经历，学习他的作品，联系他的为人，并和他就文学爱好和创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过比较广泛的交谈。这篇文章，就是此种努力的结果。当然，对创作中这样的重要课题，它不可能是胜任愉快的。但对想较多地了解他的文学道路、美学思想和创作个性、艺术风格的人，也许可以提供一点“参考消息”吧。

啊，文学……

在石家庄的一次会议上，有的同志和汤吉夫开玩笑说：“哈，我们的文坛新秀来啦！”当时弄得他很不好意思，因为虽说“新秀”，却早已“人到中年”了。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他颇多感喟：有喜悦，有苦闷，有追求，也有教训……

经历是名副其实的“简历”：1937年9月28日，生于山东黄县。七岁随母亲到青岛。小学，中学，然后去上海读大学。

1958年上海师院中文系毕业后，服从分配，到河北香河中学教语文。1975年调河北廊坊师专中文系任教，至今。

一个人如何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播下文学的种子，有时是很偶然的，就象喜鹊衔着的一粒花生失落在大地上一样。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个书场，放学没事常去那里听书，什么《说岳》啦，《三侠剑》啦，《七侠五义》啦，回来就给同院的小朋友们连编带讲。这就是他最初的文教养和实践。

然而，那是多么着迷，多么有趣啊。到上初中二年级时，就开始写“小说”了，也还是编故事。一篇《卓儿与妈妈》，居然被老师看中，选去参加了学校的作文展览。这在老师也许是不经意的，但对一个初中生来说，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莫大鼓舞。于是，读啊，写呀，写呀，读啊。至于什么是“诗”？什么是“小说”？哪还有时间管那么多，只是觉得“美”，好玩儿，或者有时感到很出风头吧？

比较严格和正规的文学修养，是在高中和大学期间。高中一位爱好文学的老师给了他很大帮助。在老师指导下，他认真地读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的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苏联和俄国的文学作品，同时对绘画和音乐也发生了兴趣。到了大学，文学概论、文学史、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课上课下，更是应接不暇。这时候，再回头去看初中时的那一本又一本习作，真禁不住惶竦和可笑，文学原来是这么神圣、庄严的事业呀。但过去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却永远令人神往。

关于文学修养，他有两条体会：

一是“兴趣”。“没有兴趣什么也搞不成。有兴趣才能着迷。没有文学兴趣硬要搞文学，就像彼此不相爱的男女硬要结婚一样”。

二是“欣赏”。“一个作家的修养和准备，首先是欣赏。只有学会欣赏，才能懂得创作。不懂欣赏而创作的，古今中外没有”。“眼高手低”是创作的必径过程，而“眼低手高”，则只能是一种虚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知识，对作家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只有和具体作品欣赏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创作的助力，否则甚至可能起相反的妨碍作用。

我们也曾这样交谈过：

问：“你在大学搞没搞创作？”

答：“写过几个短篇，其中较长的一篇约三万字，但都不成功。”

“你考虑这是什么原因？”

“现在回想起来，一是理论学得多，从理论出发，理论毕竟代替不了创作；一是缺乏生活积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灵感。”

啊，美妙的文学殿堂啊，你曾使多少青年人心动神移，然而要穿过多少重宫纬，才能真正地登堂入室呢？

生活与思考

世界上一些事就这么怪，“有意栽花花不红，无心插柳柳成荫，”潜心于创作，有时却写不出东西；根本把这事忘了，反而悟出其中的真谛。文学是为人生的，但人生却并非为了文学，然而不懂得真正的人生，绝不会有真正的文学。人不是为了写作才去生活，而是为了生活才去写作的。

汤吉夫说过：“我有一点是要感谢‘文化大革命’的。过去我一直生活在理想与单纯的经历所构成的虚幻中，‘文化大革命’冲击了我的书呆子气，使我较深入真切地看取现实，开始思考生活”。

“文革”开始，他因创作而获罪，当然教学的认真与严格也是罪状的一条，总的名目是“修正主义的黑样板”。一部二十多万字反映大学生活的长篇底稿，先被抄走，后来发回“黑材料”时，在心惊肉跳的情况下，自己又把它付之一炬。从此。决心不再搞创作，一搁笔就是八年。

的确。汤吉夫是比较典型的十七年中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热爱祖国，有理想和信念。大学时当班干部，工作后是模范教师，教研组长，“文革”中也诚心实意地自我否定，极力想理解文化大革命，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形势，但越到后来越理不出个头绪。他至今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真正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了。但在那种“天翻地覆”——翻云覆雨的政治动乱底下，他的思想确实变得更为深沉了，开始体验到了丰富而复杂的人情世态。这时，他又一次通读了《鲁迅全集》，仿佛才真正认识到鲁迅对社会人生观察的深刻，分析的透辟。一部《鲁迅全集》几乎成了他生活中的教科书。他的经历，他的遭遇，他周围那个自成社会的小县城，在他的思考面前，己不再是浮面的而是立体的了，其中融汇着他的苦乐悲欢。他不必去报纸上找好人好事的素材，被批斗归来，一个学生暗地里深情的一瞥，伙房大师傅多给添加一点饭菜，同住牛棚的难友一声“保重”的叮咛，都使他刻骨铭心。自然，投石落井者有之，反复无常者有之，投机取巧者有之，然而在那些普通而高尚的灵魂面前，这些都显得暗然失色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坚信生活中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这也许就是他后来的作品中即使是揭露不合理的现象时也仍昂扬着生活的信念和闪烁着理想主义亮色的原因吧？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少年文艺》上发表的小说《心》，写一个教师在被打致残的境况下，仍然不忘教师的责任，千方百计地去洗刷和雕塑那些受毒害的孩子们的心灵。这自然就不全是他自己的经历，但其中确实倾注了他一片热诚。《老涩外传》、《“女光棍”轶事》等，更可以说是他生活了十六、七年的那个小县城的艺术缩影。

文学与生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我们提“深入生活”，这无疑是对的，但由于作了某种简单的浮面理解，总有点拿架子的劲头，或等米下锅的味道。其实，不同作家进入生活的道路是各不相同的，有时无心“深入”生活，却正处于生活的旋涡之中，一个作家真实的人生体验和他经历的独特性，在他的生活积累和创作中，是异常宝贵的。有了它即使一个偶然的素材，也能写出一篇好小说；没有它，准确地说是不充实，即使采集一些生活的表象，也终觉隔着一层。许多作家的经验是如此，汤吉夫创作实践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从生活到艺术，并不是直线的，还要有曲折和困难，还要迈过重大的一步……

甘苦寸心知

长期的文学修养，对生活的实感和积累，无疑是一个作家进行创作的重要条件。但一个作家能否成功，还在于他的艺术实践。只有通过不断实践，文学修养才能转化为技巧，生活才能孕育出形象和典型，内容与形式完美的结合，然后才有成功的作品。

汤吉夫所以能在八O年代写出较好的作品，也不是一觉醒来，忽然得了生花妙笔，而是长期坚持写作实践的结果，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都是必然的内在的动力。

文学创作是一项复杂的个性化的精神劳动。而且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里，万应药方是没有的，如果说有什么“秘密”的话，也往往是“甘苦寸心知”。汤吉夫有时也结合写作情况，谈起自己的一些创作体会，这可能对初学写作的青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吧，但不能套用，因为各个人的情况不同。

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有时很难把握。他体会到，一篇作品，一般不是有了生活，定了主题，然后冥思苦想，刻意经营，就写出来的。它的触发往往起于偶然的诱因。以发表在一九八二年第二期《萌芽》上的《雨巷》为例。基本的故事梗概是他去青岛开会时听到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下子触动了他的情思，调动了他平日关于先进人物和群众关系问题的生活感受和思索。回来后很快就草成了这个短篇，写时很顺手。有的不是这种情况，就费力而效果不好。究其原因，大概是在感奋的精神状态下，更能激发作者的想象和联想。当然这些没有生活经验作基石也不行，但过份囿于生活实感，有时也不利于广泛的概括和典型的塑造。由此可见，所谓“灵感”，也许就是指偶然与必然的撞击，“偶然”有新鲜感，“必然”有凝重感，两者结合，常能造成一种“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境界。

人们常说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他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所谓“生活真实”，就是“真情实感”（当然其中要溶进某些生活本质）；所谓“艺术真实”就是“入情入理”，或如鲁迅所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没有生活真实固然不可能有艺术真实，但没有艺术真实，所谓生活真实云云，也只是一句空话。

主题不能不明确，但也不能过于明确，一篇作品，几句话就能说尽其主题，往往是思想枯窘、形象不饱满的表现。他从自己的正反经验中得出了这种看法。他的有的作品失之思想外露，他正追求思想的深厚。最近，他构思一篇小说。写一个高级干部春节时只身到一个小镇上看望自己女儿的故事，想表达一个连自己也说不清但确实是感动了他的主题。“说不清”有时正是某些作品主题丰富性的表现，谁能说得很清高晓声《陈焕生上城》的主题呢？

写小说不只编故事，重点在于塑造人物，在他大学时读茅盾的《创作的准备》就知道了，但要在创作中真正把人物写活却不那么容易。他的经验是，人物首先必须在自己心目中活起来，然后才能在你的笔下获得生命。而要把人物写活，不但要熟悉人物性格的各种特征，音容笑颜，言谈举止，其关键还在于掌握住作为这一切特征的核心和内聚力的人物内心精神世界的自律性。抓住了这一点，人物才有灵魂，才真实可信，才生气勃勃；同时，作者和人物，人物和读者，也才能感情上联系起夹，或共鸣，或反感，否则，性格就分裂，人物就是“扶不起来的天子”，不可能动人。

至于结构，表达和语言的技巧，他遵揗的原则是“量体裁衣”，根据每篇的题材、人物、情节的特点而考虑写法，一般不为技巧而技巧。他常说真正高明的技巧是溶化在生活与思想之中，不露什么斧凿之痕。同时也主张手法要开放些，多几副笔墨总比少几副笔墨好。读他的作品就会知道，他正不断进行着探索和尝试。

文如其人

文学贵独创。一个作家的成功、风格的形成，自然需要各种条件的配合，但是独特的艺术个性则是其中最活跃、最基本的因素。正象别林斯基所说，风格“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是在思想与形式密切融汇中按下的自己的个性和精神的独特性的印记”。用我国文论习惯的说法，就是“文如其人”。

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不是随心所欲的，“它是在一定的生活实践、世界观和艺术修养基础上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活经验、思想情感、个人气质、审美理想以及创作才能的结晶。”（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汤吉夫的创作个性是比较鲜明的，其特点是：沉劲，飞扬，富于机智和幽默的情趣。

张庆田同志说“汤吉夫是很会把握主题的”，这是知人之论。首先，他不回避我们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敢于正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真实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这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一个作家最起码的责任感。在反映生活时，坚持文学“真实性”的原则，他的思想比较稳健，一般情况下，不大容易为流俗所动。他不在“歌颂”呵、“暴露”呵字面上兜圈子，而是沉入生活之中，写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因此，他的作品对生活不粉饰，不歪曲。鞭挞丑恶时，不搞血腥展览；歌颂光明时也不空泛地拔高。常常是在斗争中孕育希望，从奋进中展示未来。《希望》（《河北文学》一九八一年第九期），表现在一个“怨气冲天”的单位里，人们心头深藏着热力，能不能改变落后面貌，有没有希望，关键在于有没有正确领导。写的是一个单位，概括的是时代的缩影。《“女光棍”轶事》中的齐亚娣，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造就出来的有点畸形的女性，但却是一个立志改革的闯将，她大刀阔斧，有胆识，有魄力，从她“疾走如飞”的身影中，我们听到了时代迈进的跫跫足音。

他作品中这种沉实而昂奋的基调，一方面自然是由现实生活本身提示的，同时也和他的精神质素、人生理想和美学追求有直接关系。他常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失掉信仰的。”他对我们大转变时期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对党和普通劳动人民怀有热爱之情，他景慕艺术中的崇高气象和品格。因此，他能够从现实中看到理想，从平凡中揭示伟大，从日常生活里发掘出壮美的诗意。《老涩外传》中的单国瑞是一个普通干部的形象，然后他身上对党与人民血肉关系的深切体验，坚持原则的“涩”劲，以及“宁肯少说，但要多做”的实干精神，都放射着动人的思想光浑。那个不该留遗嘱而偏留下遗嘱，“抠”得细而又慷慨得惊人的老炊事员，他死后献给国家的只是一万元吗？不，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对国家的一片挚受和实现四化大业的坚定信念。（《遗属》，一九八一年《春风》第十期）……他的笔，充溢着使命感和道德感，他完全同意并致力于实践鲁迅先生的话：“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汤吉夫小说的艺术风采，总的看来，是粗线条的勾勒。这是他感受生活和艺术构思，艺术传达的独特性的外观。他的作品不象水墨小品，也不似重彩油画，而是大刀阔斧、棱角分明的黑白木刻。虽不细腻，但刚劲中透着热情，质实中不乏神采。较早的作品如《隔代人》（《海鸥》一九八O年第八期）等往往以一个典型的情节或人物的感触作为艺术焦点，通过穿插来回顾和展示人物的遭遇和命运，从而揭示阔大的主题，再现从昨天到今天的历史影像。后来的一些作品如《副教授买煤记》（《莲池》一九八一年第二期）、《蒙面女》（《上海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等，则多做横切面的描写，着重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写人物的思绪，来展现普通劳动者在四化建设的艰难途程中那奋发进取的雄姿。手法不同，技巧更纯熟了，但仍保持着作者一贯的艺术格调。

构成他作品风格的另一个特色是庄谐交融，寓庄于谐，语言常带情趣美。他有一个时期爱读杂文，自己也写杂文，前边说过他小时候爱听说书，现在也还爱讲故事，说笑话，和人们开玩笑，学生晚会，朋友聊天，有他在气氛就活跃，笑声不断。人是这样，作品也不能老板面孔。因此写起小说来，在行文之间，常涉笔成趣，有时穿插一两个喜剧镜头，有时选几句诙谐的对话，有时小词大用，有时又庄词谐用，或夸张，或讽刺，或比喻，兴之所至，不时地透露出智慧的机智和锋芒，使人读着读着，常发出会心的微笑。轻松而不浅薄，幽默而不油滑，这种艺术特色常能给他的作品增加另一种审美的效果。便如《副教授买煤记》中，写副教授赶驴车的情景；

“风沙很快地便把他打扮成了一尊出土文物。”

“他不像别人赶驴那么消停坐在车上，悠闲地任驴儿信马由缰地走着。他不敢，他常是驴的待从，恭恭敬敬地陪伴驴儿走。”

是写实但有几分夸张，作者把自己的感慨寄寓在戏谑之中，这使读者在欣尝时，不只看眼于现实生活的艰难，还能透过一层笑声更好地触摸人物高尚的心灵，受到情燥的陶冶，得到美感的愉悦。

汤吉夫先生年富力强，又正处于创作的黄金季节，祝愿他写出更多更好为广大者读者欢迎的作品。

(此文发表在《河北文学》1982年第7期)